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了長達22年的敵視、封鎖政策。直至1972年2月，在美蘇爭霸、冷戰僵持的大背景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了中國。經過艱難曲折的交鋒，中美兩國政府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標誌著中美結束敵對，開啟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公報確定的一個中國原則構成了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石，成為中美關係這艘巨輪破浪前行的壓艙石。

文｜北京 楊親華

中美關係轉折性變化緣於雙方各自戰略利益

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的方式非常奇特。中美還未建交，而美國總統親自訪問北京。到訪北京的尼克松申明：我是為美國的利益而來的。此話不假。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是兩國為了維護自身的戰略利益，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各自調整外交政策的結果。

1970年前後，主要有四大因素促使美國政府考慮改變對華政策：一是美國長期陷於侵越戰爭，不斷消耗國力，引起美國人民強烈不滿，在國際上也不得人心，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境。二是美國霸權地位受到多方挑戰，蘇聯軍事力量不斷增強，與美國爭奪勢力範圍，態勢咄咄逼人；西歐、日本在經濟上與美競爭激烈，政治上獨立自主意識逐漸覺醒，慾與美分庭抗禮。三是美國長期採取的敵視、孤立、封鎖、遏制新中國的政策已告失敗，中國不僅沒有被壓垮，反而成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四是中蘇關係分裂已無可挽回，對美國來說，利用中蘇矛盾，增強自身的優勢地位，已是可望亦可及的機會。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蘇聯的嚴重威脅。較之來自海上和南綫的美國，此時來自蘇聯的威脅顯得更加嚴峻、更加現實。兩害相權取其輕。對於中國而言，緩和對美關係不僅有利於抗蘇，也有利於解決台灣問題。

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變化，使處於敵對狀態的中美關係出現解凍跡象。

1967年10月，準備競選總統的尼克松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越戰之後的亞洲》一文，提出：“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可能簡單地將中國永遠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星球上已經沒有地方能容下10億潜在的最能幹的人民生活在孤獨的憤怒之中。”

1968年11月，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舉行了一次中國問題討論會，向新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建議書，其主要內容是：一是派特使與中國領導人晤談，討論緩和及建立正常關係的可能性；二是或者使中國捲入越南問題的談判進程；三是降低論戰的調子；四是停止部署中國所反對的反導彈體系；五是改變對華禁運政策，對華貿易應與對蘇聯、東歐同等待遇；六是允許進行人員交往。此外，還建議在保留台灣在聯合國席位的同時，不阻止北京參加聯合國大會和出席安理會等。

1969年是中美雙方採取重大解凍措施的關鍵一年。2月1日，尼克松在上台後的第十天，就指示基辛格說，“我認為應該盡力促成這樣一種態度，即我國政府正在尋求與中國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7月，美國宣布部分放寬對華貿易和放行措施。10月又宣布停止派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固定巡邏。

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的高度關注。面對珍寶島事件之後嚴峻的中蘇軍事對峙形勢，毛澤東毅然決定抓住美國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的契機，果斷採取措施，促使中美關係穩步走向正常化。

1969年5月，毛澤東提出，對形勢和戰略方針“有繼續研究的必要”。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一起研究國際形勢，提出戰略性建議。老帥們抓住國際地緣政治形勢的新變化，向中央建議，中國應該尋機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建立聯美抗蘇統一戰綫，以改善中國所面臨的不利安全環境。建議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重視。

1969年12月初，中國宣布釋放兩名乘遊艇誤入中國海域的美國人。12月11日，中國駐波蘭代辦雷陽邀請美國駐波蘭大使到中國大使館舉行會晤。接著，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舉行了第135次和136次大使級會談。在兩次會談中，美方談了一些實質性內容，包括考慮接受中國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商討準備派代表到北京會談等。

1970年10月1日，中國邀請美國記者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慶典。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表示，“如果尼克松到北京來，我願意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毛澤東這番談話表明，中國準備向美國敞開大門了。1971年4月，中國主動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交往的大門。

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決不拿原則做交易

尼克松上台後，雖在與中國政府和解問題上表現出積極性和主動性，但多是為了在同蘇聯的抗衡中“打中國牌”。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中美關係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從容應對，在抓住機遇、改善中美關係的同時，堅定而明確地表明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充分展現了不以眼前利益犧牲長遠利益的戰略眼光。

1971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確立新的對美政策。其中涉及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在規定期限內從中國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關係的關鍵；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干涉，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活動；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對台工作要認真進行；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如果美國欲與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在繼續強調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的同時，亦表示力爭和平解放台灣。這一新的對美政策將原則的堅定性和鬥爭的靈活性緊密結合起來，體現了在充分維護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穩步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堅定立場。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來華。台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自然成為中美會議的焦點問題。周恩來明確表示：正確解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美方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必須確定撤走駐台美軍的期限；必須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這表明中方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10月，基辛格再次訪華，周恩來在會談中更進一步表示，在台灣問題上，美方必須聲明四點：一是只有一個中國；二是鼓勵中國人自己解決這一內政問題；三是不進行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活動；四是撤走美國軍事力量。美方實現這些承諾的行動可以分步驟進行，但必須把上述立場表明出來。鑒於中方在台灣問題上毫不妥協的堅定立場，美方雖未完全接受中方主張，但態度已有明顯改變。

上海公報奠定一個中國原則基石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訪問北京。周恩來對尼克松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當周恩來同尼克松的手握在一起時，全世界都看到了這一歷史性時刻：“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同他就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會談。由於在台灣問題上立場觀點差異巨大，雙方出現多次激烈交鋒。周恩來既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又顯示了必要的靈活性。

美方提出在尼克松結束訪華時發表一個中美聯合公報，用以彰顯尼克松訪華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成果。周恩來對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持積極態度，但他主張搞一個既要體現雙方共同點，又不能掩蓋雙方原則分歧的獨特公報。周恩來說，中美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國際重大問題上均存在嚴重分歧，20多年的隔閡不可能消失於一旦。雙方簽署那種不說真話，也不打算遵守的陳詞濫調式的文件，反而不利於兩國關係。他建議，公報允許雙方闡明各自的原則立場。

2月27日，中美雙方在上海達成《中美聯合公報》（俗稱《上海公報》）的決議。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正式發表。公報沒有用外交辭令掩飾雙方的關係，而是如實列出兩國存在的分歧，同時肯定兩國的共同點，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原則一致，在國際上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格。公報確定了中美關係的基本指導原則，表明中美兩國社會制度、對外政策有著本質區別，但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公報寫明一個中國原則，中方重申：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軍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方則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持異議。它重申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上海公報》為處理中美關係確定了基本指導原則，是兩國關係史上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公報確定的這些原則在後來的兩國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中得到進一步確認和發展。

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妥協空間

1978年12月，中美兩國經過曲折複雜談判，中美關係正常化取得突破性進展。卡特政府接受中國提出的“斷交、撤軍、廢約”建交三原則，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斷絕與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軍。中美關係從此揭開新的篇章，為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50年來，中美關係在廣泛領域取得長足發展。雙邊貿易額較建交之初增長了200多倍，雙向投資額從幾乎為零攀升到近2，400億美元。中美人員往來從每年幾千人次增長到500萬人次，中國在美留學生總數超過40萬人。兩國建立了50對友好省州關係和227對姐妹城市。特別是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方向美方伸出援助之手，提供了大量急需醫療物資。與50年前相比，兩國關係已成為當今世界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領域最廣、共同利益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這說明指導兩國關係的三個聯合公報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然而，中美關係如同一艘航行在波濤洶湧大海上的巨輪，並非一帆風順，尤其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雙方一直存在尖銳鬥爭。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制定違反建交公報精神、干涉中國內政的“與台灣關係法”，為中美關係發展設置了巨大障礙。此後，美方繼續向台灣大量出售武器，中方就此與美方進行堅決鬥爭，有力維護了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礎。

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發生政治風波，美國帶頭掀起反華浪潮。1992年美國政府宣布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1995年允許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導致中美關係跌入谷底。中國政府絕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經過堅決鬥爭，1997年江澤民主席成功訪美，中美發表聯合公報，雙方同意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基礎上處理兩國關係。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華，再次公開承諾“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在中美元首推動下，兩國關係走出低谷。

進入21世紀之後，中美關係依然在曲折中發展。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一度表示將“竭盡所能協防台灣”。“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出於反恐需要，在台灣問題上有所收斂。針對陳水扁當局的“法理台獨”活動，小布什總統明確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馬英九當政期間，奧巴馬政府又再次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企圖干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近年來，美國視中國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出於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需要，企圖搞“以台制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更是出現“說一套，做一套”的空心化迹象。特朗普上台後，提出“印太戰略”，大打“台灣牌”，加緊挑動、扶持民進黨當局與大陸對抗。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在台灣問題上動作不斷，蔡英文當局竭力迎合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不遺餘力地提升台美關係。拜登上台後，國務卿布林肯等高級官員不時發表不負責任的涉台言論，有國會議員竄訪台灣，美國政府邀請民進黨當局派員參加所謂“民主峰會”，美軍艦頻頻穿越台海，美軍機多次降落台灣，慫恿日本、澳大利亞和一些歐洲國家利用台灣問題攪局滋事，這些行為嚴重衝擊中美關係的原則底綫，使台海形勢更趨嚴峻複雜。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新威脅、新挑戰，中美關係的巨輪能否繼續保持正確航向，不僅與兩國人民利益相關，也關乎世界前途與命運。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中美關係不是一道能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去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與拜登總統視頻會晤中鄭重提出，中美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為這道必答題提供了中國答案。

影響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是台灣問題。構成中美關係基礎的三個聯合公報的核心，也是台灣問題。在這場會晤中，習近平主席向拜登總統闡明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指出台灣局勢面臨新一輪緊張的原因是台灣當局一再企圖“倚美謀獨”，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華”。這一趨勢十分危險。習近平主席還明確指出，“如果‘台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綫，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台獨”是兩岸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而域外勢力對“台獨”的縱容、挑動同樣是最大威脅。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絕無任何妥協的空間。習近平主席用這樣一種方式，為美方的言行劃出一條紅綫，為中美兩艘巨輪迎浪前行把舵領航，在確保中美關係不失控、不脫軌的同時，堅定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國人民不懈奮鬥贏得的國際地位和民族尊嚴。

（作者係國台辦港澳局原副局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