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鳳凰衛視發布內部通告，任命孫玉勝為鳳凰衛視常務副總裁，其工作向行政總裁負責。負責鳳凰衛視節目企劃、節目風格、節目內容、節目製作，協調各頻道管理等項工作。作為首屆韜奮新聞獎的獲得者，1960年6月出生的孫玉勝是吉林敦化人。在來到鳳凰前，他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是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任職逾30年的亮眼履歷，歷任副台長、副總編輯及新聞中心主任等職位。

期間，由孫玉勝領銜策劃創辦的《東方時空》欄目，不僅是央視歷史上第一檔早間節目，更以其“貼近群眾，走進生活”的立意，“鮮活的新聞性，板塊式雜誌節目”的特色，造就了內地電視新聞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金杯銀杯不如百姓口碑”，彼時曾有觀眾評論看完《東方時空》，“就像剛從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條扑騰著的活魚、一捆綠油油的青菜”。

去年5月，在孫玉勝所著《十年》再版研討會上，當年的老同事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等齊齊到場。 “有的時候很多事情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了，一群人就都對了。”白岩松對老領導的評價，堪為信言。

為人低調沉穩，講話慢條斯理，做事雷厲風行，幾乎是熟悉孫玉勝的朋友們的一致評價。而“改革”，更是梳理他個人履歷時清晰可辨的關鍵詞。曾將一檔呱呱墜地的早間節目，像“一條扑騰著的活魚”呈現給廣大電視觀眾的新聞老兵，如何在臨近退休之時，轉戰曾經“生猛”的鳳凰衛視？無疑頗為引人矚目。

2022年新年伊始，全新改版的鳳凰衛視以新風貌、新定位、新格局展現在全球華人面前。鳳凰衛視旗下的中文台、資訊台、香港台、鳳凰網沿著特色定位、矩陣養成、對標服務等創新方向發力，完成了本體性、系統性、深入性改革的頂層設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胡正榮就此評論說，“這是在全球媒體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東昇西降’進程中，我國媒體的新UP……一方面，整個鳳凰衛視更加突出立足香港，突出港澳台的獨特定位；另一方面，每個子平台也重新定位，突顯垂直化發展道路。”

數據說話，全面改版四周以來中文台收視數據連續上漲，第一周整體收視上漲13%、人均收視時長上漲25%。而在此次改版的“重頭戲”香港台方面，在香港兩個收費平台上的收視也實現零的突破——去年在NOWTV和有線電視的收視，基本監測不到數據，改版一周後在這兩個付費電視平台已能看到收視數據。

今年1月18日，澎湃新聞記者獲邀來到北京鳳凰中心，通過視頻同遠在香港鳳凰衛視總部辦公室的鳳凰衛視執行董事、常務副行政總裁兼總編輯及鳳凰新媒體董事長孫玉勝做連線專訪。當天，恰逢鄧小平1992年南方視察講話三十周年紀念日。採訪的話題，自然也就先由孫玉勝當年參與的一部系列電視紀錄片《廣東行》（1993年元月1日開播）談起。言談間，依稀不改東北口音，孫玉勝說即便是當年，自己對廣東也並不陌生。

《廣東行》：“深圳河南北的反差”

“在做《廣東行》之前，我是央視新聞採訪部跑林業口的記者，到廣東採訪造林綠化，做系列報道。到那就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綠色文明和經濟文明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廣東走在改革開放前沿，經濟比較發達，政府財政寬裕後就出錢買樹苗，免費提供給農民，農民承包荒山，荒山綠化後的收益交由農民。這樣就大大調動了他們的種樹積極性。當年廣東的造林綠化走在全國前列，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在做林業記者期間，來廣東跑了很多地方，特別是一些偏遠地區。”

“1992年，我們拍《廣東行》是在小平南巡之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所以央視決定做個展現廣東改革開放的系列節目。這個主題用什麼方式來表達？當時在攝製組內部存在爭論。是用政論片的方式？還是用紀實方式來表達？兩種手法，兩個創作思路。後來還是決定用紀實的方式拍攝了這部紀錄片，播出後反響很好。”

在孫玉勝看來，一共12集的《廣東行》充分體現出電視媒介的優勢。 “正是這種形態所表現出來的現場感和真實感徹底改變了我的理念——應該用這種方式改變我們沉悶的、新聞簡報式的傳統新聞節目。”由此便催生出當年（1993）“五一”推出的《東方時空》欄目的風格，“這是個電視節目內容和主題到底該用什麼形態表達效果更好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缺少好的主張，而是缺少好的表達。紀實形態的電視欄目，應該是從《東方時空》開始的。”

當年的《廣東行》，立足視野是由北向南。而今身在香港上班，物理空間的調換，讓孫玉勝有了自南而北的觀察角度，“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感慨，油然而生。

去年年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新一期施政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發展“北部都會區”。已經在香港生活了大半年的孫玉勝，注意到這個關涉香港未來發展的大設想，“報告提出沒幾天，我就去實地踏勘了一下。北部都會區，其實就是在深圳河南邊的這塊區域。改革開放前，發生的‘大逃港’，內地人偷渡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我是第一次從香港這一側往北看——拍攝《廣東行》的時候，廣東是開放前沿，尤其是深圳靠著香港。當年站在深圳河北邊，就能想像到南邊的燈火通明。那時候來一趟香港，對於內地人而言，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孫玉勝回憶說拍攝《廣東行》期間，由於無法進入香港，攝製組只能在深圳的沙頭角中英街體會香港的繁榮。 “那條小街據說一天最高峰能接待10來萬人，我印像比較深的就是臨近香港那一側有很多賣電器的店鋪，各種產品琳瑯滿目，很是羨慕。”

“如今隔著河再北看深圳，覺得深圳非常繁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而深圳河南側這邊卻是十分荒涼，基本還處在沒有開發的狀態，有個別的房屋也都是低層的。這是很令人感慨的一件事，40年的時間，深圳由一個小漁村變成了大都會，GDP早已經超過了香港。深圳河南北的反差變化，應該有人來做專題研究，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翻天覆地的反差和變化？這也是一個專題節目的好選題，它具有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意義。”總編輯的自問自答，不知不覺間就把此次採訪變成了選題會。

“用自己的信號”直播香港回歸

1991年的海灣戰爭，CNN借24小時不間斷滾動的戰地直播暴得大名。直播，也成為20世紀最後十年至今，即便進入到網絡時代，實時新聞呈現最直觀的形式。作為新中國新聞報道史上的難忘記憶之一：1997香港回歸，中國電視史上首次大規模、長時間直播報道早已載入歷史。可以說，這也是在世界重大事件的報道中，中國的電視機構首次成為向世界提供主信號的電視媒體。而孫玉勝則有了一次同香港“親密接觸”的時期。

“1997年的香港回歸，還是歷歷在目。當時回歸直播的節目內容是我來負責，技術由時任播送中心主任的丁文華負責。離回歸前一年多，我們就經常往來於內地和香港之間，做97直播的準備工作。”孫玉勝回憶說，“那時還是港英政府，進出並不是像現在這麼方便，更不方便的是政權交接儀式那天，到底用誰的信號？”

“30號夜裡凌晨之前屬於英國管制，之後就是中國管制，其實就是一秒鐘的事，但電視設備是龐大的系統，按道理說，主權收回後，信號應該是我們來製作，英國就要用我們的信號。在這之前，我們得用他們的信號。但電視轉播並不是這麼簡單，鏡頭是有語言的，更是有立場的。當時通過有關部門的談判協調，決定兩家同時在現場，政權零點交接之前、之後，央視在現場，BBC也在現場，機位基本上是平衡的，各自播出的時候都是用的自己的信號。”孫玉勝說。

“對我們來說，對中國電視來說，做那麼大規模的直播，當時設定的是72小時，在這72小時裡面有若干場活動，我們還是第一次。在香港回歸整個三天的直播裡面，有經驗——開創了先河，記錄了歷史，也有教訓，很多的地方值得我們總結。兩年之後的澳門回歸，我們做直播就非常成熟了，應該說做到了天衣無縫。中國大規模電視直播報道的起步是一下子從零變到了72小時，這是很有歷史性的。”

孫玉勝回憶說，最直接的教訓便是當年不知道直播需要設置一個調控“閥門”。 “因為所有的活動都不可能完全按照既定的時間表展開，有時候開始的時間提前了，特別是結束的時間常常會出現很大變化。這個差異到底由什麼來調節？應該是由演播室來調節，所以演播室裡只有一位主持人是不行的，必須要有一位嘉賓，變動大的時候要用兩位嘉賓。用主持人和嘉賓聊天的方式把不可控的時間變得可控，這是我們在那次直播中一個很大的體會。”

自從參與策劃了97回歸直播，之後5年一次的香港特首換屆，孫玉勝基本都在現場做直播信號。令他感慨的是，今年3月份改選特首，7月份就職，自己作為電視人的角色變化了，“原來我是直播信號的製作者，現在作為鳳凰的總編輯，就是央視直播信號的使用者了。”

2011年，孫玉勝在央視主持建立全球新聞報道網。亞太中心站就設在香港，“那以後，我也多次來香港，對香港其實也不是很陌生。從去年來鳳凰任職，在這邊待了10來個月，比我想像的適應快。從目前情況看，未來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會在香港，小部分時間在北京。”

在融媒體時代“重建香港台”

去年年初，孫玉勝和來自上海的徐威來到鳳凰衛視。 “徐總現在是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主持鳳凰衛視集團全面工作。我是總編輯，負責集團的內容。”說起來兩人都是廣播電視業的同行，更巧的是兩人之前在工作上還有過交集。 “2010年，徐總負責上海世博會的宣傳管理，那時我是央視副台長兼新聞中心主任，負責世博會的報道。最忙的時候，央視在世博會現場派駐了兩百多人的報道團隊，在世博園搭建了演播室。那時就常和徐總打照面，沒想到現在又共同到鳳凰來了，我們合作很默契。”

“鳳凰這次轉型首先強調的是立足香港，作為一家國際華語媒體，我們原來在香港下的功夫不大。過往在香港的輿論生態裡面，鳳凰的影響力應該說是有等於無，香港公眾也不把鳳凰當作一家本地媒體。”

孫玉勝舉例說在鳳凰衛視的“三台一網”中設有香港台（餘為中文台、資訊台、鳳凰網），“香港台一直是在兩個有線付費用戶平台里傳播。我們的頻道本身不收費，但香港居民要在家裡收看有線電視就要交費，所以覆蓋面本身就變小了。而且香港台建台10年以來，投入不足，我們來的時候也就十幾個員工在維持這個頻道。所以既然是要立足香港，肯定要強化為本地受眾服務的意識，要考慮能在哪些方面滿足當地觀眾的需求。”

“立足香港”，加強粵語傳播可謂此次改版的重中之重。鳳凰衛視在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設有60個記者站，擁有香港媒體獨一無二的全球新聞報道網。改版後的香港台，充分利用這一獨特優勢，以《香港晨報》《午間快線》《全球新聞報道》早中晚三檔，日播各一小時的新聞節目為主幹，用粵語向香港受眾提供香港、內地及全球重大新聞及本地民生新聞。

“這幾個月來我們基本上是重建了香港台。”孫玉勝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新改版後的香港台，和過去大不一樣。首先是我們增加的新聞節目量，基本上是原來的三倍。原來只有兩檔新聞，每檔半小時，現在是三檔新聞，每檔一小時。再有就是香港台過去10年來，從沒有播過電視劇和綜藝節目，我們這次針對性做了補益，特別是電視劇，每天在香港台播兩部，每部都是兩集聯播，每天相當於就有4集電視劇，再加上重播，應該是大劑量的。”

據介紹，改版後的香港台從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等引進200多部（近5000集）內地電視台和視頻網站的頭部劇集和綜藝節目，涵蓋香港民眾歡迎的當紅港台藝人和懸疑、情感、美食、萌寵等題材。這些大劑量優質影視綜藝娛樂內容無疑成為香港同類媒體中獨有的稀缺資源。而對標香港民眾真實需求，“服務服務再服務”，是此次香港台改版的另一大賣點。養生節目《旦求健康》，觀天、觀星、觀氣象的堪輿節目《玄來是咁的》，以及為香港本地和大灣區投資者提供實時金融財經資訊的《金股齊明》等全新節目，都將陸續登場。

“電視劇和綜藝都屬於娛樂節目，我覺得娛樂是電視的原始屬性。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內地還是香港，娛樂節目的收視率都是很高的。”令孫玉勝頗為欣慰的是，原來香港台在當地基本上沒有收視數據，改版一周後就開始有數據了，“雖然目前的數據很少，但開始有變化了。根據我的預測，重建香港台後，未來香港台的收視數據變化不會很慢，因為這是符合香港受眾需求的一個缺口，被我們填補上了。”

按照香港地方電視行業的規定，獲得免費電視牌照的前提條件是節目用語除了要有中文頻道，還要有英文頻道。 “這應該是回歸之前港英政府的規定，回歸25年之後還延續下來是不可理解的，這種規定無形抬高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門檻。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當下已經是融媒體時代了。”孫玉勝認為在這樣的情形下，只考慮傳統電視媒體的傳播渠道顯然是不明智的。離開北京前，他一直在央視負責新媒體部門，“《央視新聞》是我創辦的，前年有了5G以後，我又創辦了《央視頻》視頻客戶端，這些在內地都是比較早的。”

談到媒體融合，孫玉勝提到近些年讓他頗受啟發的一本書。 “阿里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寫的《在線》，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我至今沒有見過王堅，當時他還不是院士。我看完《在線》後，還向已是院士的丁文華推薦說，王堅應該成為院士。王堅在2019年當選了中國工程院院士，也不知道丁文華投票給他沒有。”

“《在線》我看得非常認真，書裡提到一個概念：大數據不在‘大’，而在於在線。谷歌地圖裡，數據早就有，都不是谷歌的，但這些數據在線以後就可以導航。這給了我一個啟發，大數據只有在線了之後，才變成一種新的資源。這其實和我們電視直播很像，就是零時差、同步。電視直播成為捲入受眾最多的媒體，和它的零時差有很大的關係。直播的魅力是由於同步而充滿懸念和未知，特別是直播現場時，尤其是直播突發現場時更是如此，因為觀眾想看的就是現場。所以，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做直播報道可以成就一個媒體，最早就是CNN，之前鳳凰衛視在直播這塊做的也不錯，吳小莉在人民大會堂向總理提問，可以說就是一問成名。”孫玉勝說。

“由於5G的快速推進，視頻在線直播形態也在飛速演變。武漢封城時要用十天時間建造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醫院，能實現嗎？懸念重重，而這正是在線直播的最大優勢，於是我就讓剛剛上線的央視頻迅速架設攝像頭到兩個施工現場，24小時回傳視頻信號在線直播，沒有解說，只有白噪音，央視頻日活數據直線上升，最後翻了好幾番。在世界傳播史上，‘慢直播’由此登堂入室開始介入重大新聞事件報道。”孫玉勝補充說。

回到鳳凰衛視此次改版，在籌備新媒體的時候，孫玉勝反覆召開內部策劃會議，有了推出“香港V”的動議。 “原來準備叫港視頻，但香港同事說，視頻這個概念其實挺內地化的，香港不這樣表述，於是我就放棄了。視頻的英文是video，香港V得名正是基於此，也帶有‘勝利’的口彩。香港V目前還在籌備階段，等我們上線之後，就用香港V來傳播香港台的內容。當然不是簡單的搬運，要把香港V變成一個粵語化的客戶端，一個新媒體平台，只有香港台內容當然不夠，它本身會有很多原創，特別是它將通過國際社交媒體擴大粵語傳播的廣度和力度。”

談到未來鳳凰衛視香港台的傳播策略，孫玉勝提出以粵語傳播為內容主體的香港台和香港V暫不考慮進入內地，“我們面向的就是香港受眾。現在很多傳統媒體的轉型，都是用傳統媒體嫁接新媒體，這次我們是想把香港台反過來‘裝’到香港V裡面去，讓香港V和香港台一體化運作，一定是新媒體的思維方式，一定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傳播方式，這是我們下一步架構的重點。”

服務香港，“粵語新聞人才，我們歡迎你”

香港台暫不考慮進入中國內地，但粵港澳“大灣區”一盤棋已納入鳳凰衛視的通盤考量，“整個大灣區都說粵語，我們會把大灣區當做重要的採訪資源，把大灣區的新聞、故事通過我們的渠道和平台講給香港觀眾聽。”孫玉胜對此深有體會，“現而今粵港兩地確實是密不可分，兩地人員的往來都非常頻繁。鳳凰很多員工如果沒有疫情的話都是住在深圳，到香港上班要比在北京從郊區到市中心快得多。這兩年很多內地的員工都回去了，我們現在面臨著員工緊缺的困難。”

談及香港當地的媒體環境，孫玉勝也有著清晰的緊迫感。 “過去我們來做特區政府換屆直播的時候，總會和香港媒體打交道，所以我在香港媒體裡面也有一些朋友。這次來，切實能夠感受到香港雖然只是一個720萬人口的城市——在內地，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多的是——但這邊媒體高度發達，也是高度飽和的，競爭非常激烈。”儘管依舊堅持個人在十幾年前的判斷，“媒介發展到視聽階段，視頻是傳播的最高形態，一百多年來沒有改變，未來也不會改變，改變的是渠道、終端和呈現方式。”同時，孫玉勝也坦言據他所知，在香港做視頻的媒體目前還沒有盈利的，“都面臨著困難局面。”

在《十年》一書中，孫玉勝結合自己所經歷的“十年新聞改革的探索”，專門探討過電視如何構建良性的“輿論生態”空間問題。他認為無論是在哪個地域，媒體都是呈生態化分布，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風格、各有各的生存方式，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在追求傳播最大化和影響最大化。 “在此基礎上還有一點應該是共同的，這就是媒體的社會責任，無論媒體如何變革，這一點應該是不變的。”

在孫玉勝看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就應該是多樣化、多元化的。 “但這裡似乎缺少一個像鳳凰衛視這樣的媒體。香港媒體雖然眾多，但國際化的媒體並不多，基本都是本地媒體，無論是傳統的報刊，還是後來的廣播電視，都是以本地為主，受眾是本地人，新聞的材質也基本都在本地。據我了解，香港本地的英文媒體《南華早報》是國際化的，但中文媒體，特別是在電視這個領域裡面，幾乎還說不上哪一家媒體是國際化的。”

“鳳凰衛視這幾年在世界上建立了60個記者站，正是一家國際化的媒體。我們有大量原創的國際新聞，而不是像一般的當地媒體，都是用別的世界通訊社播發的國際新聞。但鳳凰本地化過去做的不好，我們正規劃在海外重要記者站專門嵌入粵語記者，以增加重大事件粵語原創新聞報道能力。同時，也會加大香港本地新聞採訪報道量，使香港台不僅成為國際國內重要新聞粵語發布的權威管道，同時也要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全面的本地資訊服務。所以懂粵語的新聞人才，我們歡迎你！”採訪時，孫玉勝笑言自己的粵語不行，“我這個人對新聞的敏感度還可以，對於語言的敏感度很一般，但我要求香港台和香港V的記者和製作人員一定要用粵語，一定要做到香港化，一定要多用香港員工。”

香港化，必然要關注到當地民生。 “從做新聞的角度來說，一個很重要的原理就是接近性。香港人關注最多的新聞，都是本港新聞。‘劏房’是香港很熱的一個詞，我也是專門查了字典以後，才知道是什麼意思，就是把完整的一套房切成幾套，再分租給別人。切成了幾套之後，每套裡面還有一個小衛生間，可以獨立生活，但非常小，只有幾平米，設施很差，有的香港家庭三口人甚至四口人都擠在這麼幾平米的空間生活。在香港，住這種房子的人有多少呢？20多萬。”在孫玉勝看來，這個問題可以說是“香港之恥”，“同樣是曾經的‘四小龍’，新加坡就沒有出現這個問題。特區政府不是沒錢，香港整個地域目前只開發了22%，還有大片的空地，但由於環保和利益等種種原因，這些空地不能拿來建房子，真是怪事。”

“去年十月，我們針對這個問題做了6期辯論節目，這也是香港台建台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個節目，就叫《告別劏房大辯論》。我們邀請了香港的政府官員、地產精英、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還邀請了相關社會組織、住戶及環保團體代表等，加上觀眾現場提問，辯論現場觀點碰撞，氣氛熱烈。我想強調，這個辯論節目不是娛樂節目作秀，也不設正方反方，而是真實意見的表達。我們也是香港目前為止唯一一家以辯論方式做這個題材節目的媒體。播出後反響挺好，前一段我同香港電台的台長說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節目後，他說他們可以播出。我們準備把這樣的節目再持續下去。”

“辯論讓事實越說越清，真理越辯越明。”在孫玉勝看來，在香港還有一個很適合辯論的題目，就是香港需不需要改革，“這40年來內地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就是因為改革。香港如果不改革，告別劏房的土地問題都解決不了，除非填海造地，但用這種方式解決劏房問題需要20年時間。不是沒有錢，不是沒有地，是這個地怎麼用被很多過去的條條框框給束縛住了。我在香港有一次參加本地媒體座談會，TVB一位副總就說劏房問題什麼條條框框不能改變？又不是上帝規定的。坦白講，我來了以後發現香港在有些方面的效率還是很低的，特別是這幾年不斷的社會動盪，很多議案無法決策，很多事情看得很清楚但就是無法執行。在亞洲四小龍中香港曾經超出新加坡很多，但現在早已被新加坡反超了。我在這邊也跟當地的朋友聊天，他們對內地都很了解，就開玩笑說，這種二十幾萬貧困人口的住房問題，真把中建（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拉過來，只要有地，兩年之內肯定讓這20萬人住進新居。我覺得到底香港需不需要改革，還是值得辯論的，當年美國羅斯福新政就是改革，增加國家干預，收效立竿見影。改革，也是香港下一步發展的應有之義。”

“品字三個‘口’，自己說好，專家說好，觀眾說好”

前陣子，俄羅斯烏克蘭的衝突日趨緊張，點開鳳凰新聞客戶端，知名的駐俄記者盧宇光戴著皮帽和風鏡，身後背景是皚皚白雪下的俄製坦克集群。他幾乎每天都從俄烏邊境發來視頻報道。 “這兩天我們在歐洲的記者又進入了烏克蘭，去了烏俄邊界，俄烏邊界和烏俄邊界我們的記者都進去了。”孫玉勝介紹說，“去年塔利班重新掌權之後，鳳凰是第一家派出記者進喀布爾的國際媒體，沒有第二家。”

“跑”得比誰都快？鳳凰衛視這一風格依舊未變。令孫玉勝頗為自豪的是，在去年的中美阿拉斯加高層對話會上，“鳳凰衛視的記者改變了第一輪的會談議程。”“得到消息要對話時，我剛剛來到鳳凰不久，就說一定要派記者過去。美國有我們的記者站，一開始說派一組，但根據我的經驗，要派兩組，一組記者在會場裡邊，一組記者在外邊。這種重大國際場合，我過去參與的比較多，非常了解對記者的管制方式，一組在會場裡面，一組在走廊。我跟記者說，關鍵的時刻，要喊兩句，一旦回答就成新聞了。”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外交講究對等，按照計劃，中美雙方致辭之後，記者們離開。但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顯然有話要講，示意現場記者別走。而在美方發表一通強硬言論後，直接要求中國記者離開。 “這是不講道理的，這個時候我們的記者就喊了一句，‘請楊主任把我們留下來！’現場錄製同期聲都有。（楊潔篪發話：‘幹嘛害怕記者在場啊？沒有必要害怕記者在場吧？不是講民主的嗎？你們美國兩輪的講話，也應該給中方兩輪講話的權利。’）我們的記者就真的留下來了，記錄了現場同期聲，才把它傳播了出來。”

在《十年》一書中，孫玉勝曾提出“不要做一個替代別人的欄目，而要做一個別人無法替代的欄目。”如今他依然這麼看，“我們香港台的定位自己要想好，在競爭這麼激烈的環境下，作為一個後來者，如何在這裡生存，在這裡提高我們的影響力？去做一件替代別人的事兒，估計是很難的，TVB在這邊被稱為是大台，就相當於內地的中央電視台，佔市場份額的80%左右，是不可替代的，當年的亞視都沒有競爭過它。別說TVB，就是其他幾家電視媒體我們也很難替代。我們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做一家國際化的本地媒體。鳳凰衛視在全球有新聞報道網，內地我們更是非常地了解，這是和本地媒體最大的區別。下一步我們就是招一些粵語記者嵌到主要的記者站裡面，包括美國、歐洲還有其他的一些主要地區的站。如果要拉近傳播的距離，必須首先從語言開始，一定要用當地的語言（粵語）。”

1984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經濟系，同年分配到中央電視台新成立的經濟部工作。多年來身處電視行業一線，工作繁忙之餘，手不釋卷讀書的習慣卻未曾改變。除了那本《在線》，閒談時，他向記者還推薦了斯諾登的自傳《永久記錄》，孫玉勝認為這本書可能被不少中國讀者忽略了，它從另一個角度暴露了美國政府的虛偽性。 “2019年出版的書，我是去年看的。書裡提到9·11事件後，美國情報機構得出結論，恐襲事件之所以沒有及時被發現，是因為對通訊的監控不夠，所以當時美國就出台了一個秘密計劃，‘監控全球、永久保存、隨時調用’。美國政府和一些媒體經常指責華為設備不安全，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其‘後門’監控美國機構和公民，但監控全球的恰恰就是美國，他們對盟友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電話都不放過。”

回首上世紀八十年代令孫玉勝印象深刻的一本書，是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自傳《為什麼不是最好的》。孫玉勝說書的具體內容已經不記得了，但這句話一直是自己職業生涯的“口頭禪”。 “我經常說，媒體要追求品質傳播，因為這是提升影響力的根本所在。品字三個‘口’，就是自己說好，專家說好，觀眾說好。追求品質傳播，一定要時刻反問一下自己，什麼是最好的？為什麼不是最好的？怎麼樣才是最好的？鳳凰要多有那種像我們記者在阿拉斯加的採訪報道，像我們的記者進入阿富汗的採訪報道，要多有記者進到俄烏邊境和烏俄邊境這樣的報道。好總是相對的，實際工作中往往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也經常提醒我們的員工，還要經常反問自己什麼是新聞，什麼正在成為新聞，什麼將會成為新聞，這是能不能成為一名優秀記者和一家優秀媒體機構很重要的標誌。”

“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人是鳳凰衛視的全新定位，徐總和我的使命就是要帶好隊伍，重振鳳凰。鳳凰的目標也非常清晰，就是要打造成國際一流的華語媒體。香港需要這樣一家媒體，中國也需要這樣一家媒體，通過鳳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特別是通過我們的傳播增強全球華人對中華文化及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在本次專訪的最後，孫玉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