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現象。統治者獨尊儒術，儒家聖人的著作成為經典，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從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經書上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發展到極致，必然要出現一些過分的情況。漢代經學就出現了繁瑣注經、異化和內部分裂等三種不正常的現象。
獨尊儒術以後才有經學，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現象。中國遠古時代就尊崇上天，稱為天命，認為天命主宰整個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天命的意思，只有聖人知道，聖人代表上天說話。聖人死後，思想就保存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的著作就是經。因此，這些經就是聖人的思想，上天的意思，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從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經書上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研究這些經，小可以修身，齊家，大可以治國、平天下。研究過程中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就是經學。
統治者獨尊儒術，就要選精通儒家經典的人當官，這就自然產生明經取仕。公孫弘就由於研究《春秋》而從平民當上了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學習好經書，做官就非常容易，當時有一位經學教師對學生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漢書·夏侯勝傳》大意是：讀書就怕不理解經書中的思想，如果理解透徹了，那麼，想當太尉禦史大夫之類的大官，就像彎腰從地上拾取土芥那樣容易。所以社會上流傳這樣的說法：“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留給子女黃金一筐，不如教子女學會一本經書。有一個學者叫桓榮，他由於通經，當了少傅，得到皇帝很多賞賜。他將皇帝賞賜的車馬印綬陳列出來，請朋友與學生來參觀。並且說：“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後漢書·桓榮傳》）

今天所得，都是靠讀古代經典。朝廷官員，經常討論政治問題，都要引經據典。只有精通經典，才能靈活運用，才有說服力。有時因為經學水平不同，還要經過爭論來排座次。例如，有一次，東漢光武帝召集一次學術討論會。古代規矩在宗族集會上，序齒排輩，按輩份和年齡來排座次，在朝廷上按官階品級來排。那次學術會議，也是按官階品級來排。當時有個叫戴憑的不肯入座，光武帝問他為什麼站著不坐，戴憑說：“有些人解經水平不如我，卻坐在我的前面，所以我不入席。”光武帝說：“你看誰不如你，你就找他辯論，他辯輸了，你就奪他的座位。”光武帝也讓別的官員都可以通過辯論奪他人的座位。許多人提出經書中的問題，戴憑都能解說。他提的問題卻難倒了許多人。那一天，戴憑共奪了五十多個座位。這個學術會議按學術水平排座次，是別開生面的。總之，儒家經書成了漢代社會的靈魂。經學成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朱買臣也是很窮的書生，由於刻苦讀書，精通經書，後來當上大官。讀儒家經典而當上官的人很多，特別是元帝以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皮錫瑞《經學曆史》）。
一個學派成為權威以後，必然要出現一些過分的情況。儒家獨尊以後，也出現幾種不正常的現象：
一是繁瑣注經。漢代立幾本經書，天下之大，學者之多，都集中研究幾本經書，一章一句的解說，所謂“章句之學”。一個教師有一種說法，這叫“師法”。教師的說法能夠成一家之言，又叫“家法”。學生首先要學會師法，然後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來注釋經書，代代相傳，經書的注，越來越多，越注越複雜。夏侯建是研究《尚書》的，宣帝時立於學官。夏侯建解說《尚書》，內容可能不太多，他傳授給張長賓，張長賓又傳給秦延君。秦延君注解《尚書》“增師法至百萬言”（《漢書·儒林傳》。桓譚說，秦近（延）君解說《尚書》中《堯典》篇目兩個字，就注了十餘萬言，只注“曰若稽古”四個字，也用了三萬言。（《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桓譚《新論》）這類現象相當普遍，“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漢書·藝文志》）。而且這種趨勢日益嚴重。一個人從幼童入學，只學一本經書，到頭發白了，才能解說，所謂“皓首窮經”。“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學者之大患也（《漢書·藝文志》）。
二是異化。儒學獨尊以後，幾部儒家經典具有極高權威，任何言行都要以儒家經典上說的為最高標准。思想成為如此權威以後，就會產生異化。真精神被掩蓋了，書中的文字變成教條。一種情況是，創新思想受到嚴重擠壓。但是創新思想是壓不住的，要用其他各種方式，甚至借用經書，展示出來。今文經學家采用“六經注我”的方式，以闡明經書中的“微言大義”為借口，闡發自己的思想。例如在《春秋經》開頭一句：“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是：隱公即位第一年，按周曆的第一個月。董仲舒從此引出許多說法：“王”是君王，“春”是天，天在王上。天之上還有“元”，“元”存在於天之前。“正”是政，也就是統治人民的意思。從此引出，王者必須上順天意，下教人民。“元”在天地之前，是開始。稱第一年為“元年”，就表示重視開始，重視根本。從此引出大一統說法，認為《春秋》強調大一統，大一統是宇宙間最普遍的法則。董仲舒這些思想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如果說是他的想法，沒有人相信，他要與《春秋》相聯系，並且說成是天意，這樣才具有權威性，別人才會相信，特別是像漢武帝那樣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才會認真考慮這種意見。另一種情況是出現緯書。緯書，采取經緯這個說法，將自己的思想與經書相聯系，稱為緯書。有的說是注解經書，有的根本看不出與經書有什麼聯系。對每一種經，都編撰一批緯書，例如與《周易》經相對應的有《易緯》，其中包括《易乾坤鑿度》《易乾鑿度》《易稽覽圖》等十多種。與《春秋》經相對應的有《春秋演孔圖》《春秋元命苞》《春秋文耀鉤》等十三種。權威過度，就必然產生迷信，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緯書卻有很多“怪力亂神”的內容。
三是內部分裂。諸子爭鳴，儒家與其他家矛盾很大。儒家獨尊以後，諸子無力與其抗爭。諸子有合理性的思想，都被儒家所吸取。結果在儒家內部形成不同的派別，展開鬥爭。由外部矛盾變成了內部矛盾。漢代儒家有許多派別，可以說每一種經都有不同的“傳”。“傳”就是指闡釋發揮經書的思想，相當於現代的注釋，例如《春秋》經，就有《公羊傳》、《穀梁傳》、《左傳》，都是解釋《春秋》經的書，成為三個派別，它們的說法有同有異。從大的方面分，可以分成兩大派：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家認為孔子是政治家，認為“六經”是指導政治的學說，所以重視“微言大義”，經常結合現實討論經學，主張天人感應說。缺點是臆解經文，以合己意，曲解附會。古文經學家認為孔子是史學家，“六經”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書，所謂“六經皆史”。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著重於考證，希望恢複古史的真面目。缺點是繁瑣。前者是哲學家，“六經注我”；後者是史學家，“我注六經”。今文經學以《公羊傳》為經典，專家以董仲舒和何休為代表；古文經學大家以《左傳》為經典，專家以劉歆、賈逵為代表。今文經學盛行於西漢，古文經學盛行於東漢。東漢後期，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開始融合，鄭玄融會兩家說法，取長補短，遍注群經，自創一家之言，成為兩漢注經的集大成者。

（來源：周桂鈿. 中國儒學講稿[M]. 北京：中華書局，2008：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