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樂士（GRENVILLE CROSS， GBS， SC），英國人，1978年來到香港，長居於此40餘年。他於1997年至2009年擔任香港刑事檢控專員，也是香港回歸後首位刑事檢控專員。任內，他帶領刑事檢控科加入國際檢察官協會，提升香港在世界的形象。風波中，他為香港在國際社會發聲。 “修例風波”期間，他接受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等多國媒體的採訪，講述香港的真實情況。

40餘年長居香港，他發展了一項愛好——中國歷史，嗜好收藏古物。他在香港結識了愛妻，一位香港警督。他是資深大律師，法學教授，獲頒授金紫荊星章。回歸25年之際，我們榮幸採訪到江樂士，聊聊他和香港的緣起和緣分。

文｜本刊記者 周馬麗

緣起：一則《泰晤士報》招聘廣告

記者：您在英國出生長大，1978年來到香港。當時是怎樣的機緣令您來到香港？後來又是什麼原因令您選擇留下來，長居於此？

江樂士：1978年來香港之前，我在倫敦工作，擔任海關檢察官，主要負責毒品、走私和稅務類案件。那時我看到《泰晤士報》上的一則招聘廣告，招募香港的檢察官，我就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我認為這會是一個很棒的經歷。在我小時候，由於父親的工作，我在許多不同國家和城市生活過，包括塞浦路斯、德國和俄羅斯——雖然我們從沒去過遠東地區。對旅行的熱愛流淌在我的血液裡。

到香港後，我所有的期待都成為了現實。當然，在最初，我也經歷了一點文化衝擊。工作方面，我經手的案件通常都很重要，而且在我來後不久，就開始著手兇殺、搶劫和強姦等案件的檢控工作，而這在英格蘭是不可能的，要再過很久才可以。

這座城市本身也非常令人神往，生活方式、活力和食物，令我很著迷。在這裡，每個人“我做得到”的樂觀進取態度，和他們認為只要辛勤工作、竭盡全力就一定能夠實現夢想的信念，令我印象極為深刻。這裡的人們對我很友善，除了結交到一些好朋友，我還遇到了我的妻子，一位香港警督。我就決定，我的未來在香港。

我還在這裡發展了一項興趣愛好——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大熱愛，並開始收集古物，包括照片、明信片和瓷器。我加入了香港收藏家協會（Hong Kong Collectors Society），現在擔任副主席，並且經常舉辦展覽。讀書時，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歷史，雖然當時中國沒有太多被提及，但我現在有了機會充分了解它。中國，毋庸置疑，擁有著悠久的歷史；任何想要了解中國當今政治形勢的人，都應該學習中國歷史。他們會從中獲得非常重要的見解——一直以來，一些西方國家（powers）是如何看待中國，以及為何憎恨它的崛起。

任內推動香港刑事檢控透明化

記者：在擔任刑事檢控專員的12年裡，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經歷？

江樂士：在我擔任刑事檢控專員超過12年的時間裡，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回憶。比如，我清晰記得，1997年9月，我在香港終審法院對一宗案件進行檢控，涉及對一宗襲擊案件的定罪提出上訴，這是終審法院成立後審理的第一宗案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我還記得起訴葉繼歡，他綽號“鵝頭”，他的團夥在中環實施多起兇悍劫案，令當地商戶和居民人心惶惶，後來他在西環中槍後癱瘓並被捕。當時，有擔憂指出，葉的團夥為避免其被定罪，可能會在將他移送至終審法院過程中將其劫走，於是法院不得不從當時的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轉移到安保條件更好的高等法院，所幸，葉的團夥後來沒有出現。

作為刑事檢控專員，我試著將香港的刑事檢控現代化，使其更加透明，以便人們更好地理解並信任我們。我定期發布包括關於家庭暴力和受害人權益在內的檢控指南，這幫助社會大眾更加理解我們的工作過程。我發現，這種公開和透明，受到了普遍歡迎；同樣，對有爭議的結果，特別是當公眾人士涉嫌犯罪、但我們最終決定不起訴時，我每每會向媒體和立法會議員作情況通報，這也令人們普遍感到滿意。

我也首次和包括北京、廣東和澳門等中國其他地區的檢察官建立了緊密的聯繫，這也促成了在多個領域的建設性合作。 2001年，我帶領香港刑事檢控科加入國際檢察官協會（IAP），成為該會第75個機構會員。這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交流機會，並讓我們能夠在推動刑事司法的全球倡議中作出貢獻。 2007年，我在香港會展中心成功組織召開了第十二屆IAP年會暨會員大會，這次機會也讓全球各地的檢察官們來到香港，了解這座城市。此外，我還被選舉加入IAP的管理委員會，這令香港在這一領域的最高層面有了代表，有了發聲機會。

記者：您是香港1997年回歸後的首任刑事檢控專員。但在回歸前，有傳言說回歸後外籍人士將無法擔任如刑事檢控專員等的政府高級職務。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

江樂士：首先我要說，這一任命的確是個巨大的驚喜。在這之前，我已經在香港擔任檢察官一職近20年，能夠在業內“登頂”，當然令人感到滿足。但這的確在意料之外，因為那時我雖然已經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並不是一名中國公民。

要知道，在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管治的絕大多數時期，所有的政府高級職務都由外國人擔任。而隨著1997年香港回歸的臨近，港督彭定康當局慌了，開始實行一項——說實話相當沒有章法的——本土化政策。這項政策沒有經過審慎的考慮，危害了公務員的穩定，並且在那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影響了民心。雖然若是暗示彭定康的這項政策是在故意削弱回歸後的香港公務員（穩定性），這樣做（正如有人已經這樣做過）可能有失偏頗，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的確是一項很短視的政策。這令包括檢察官在內的許多資深專業人士離開了這座城市，或被強制離開，或因感到自己在此地的職業生涯已經無望而主動離開。

1994年，刑事檢控專員這個職位出現了空缺，我那時擔任副刑事檢控專員，但我被告知那個職位不會屬於我——這個職位必須“本土化”，只有華人才能擔任。這個消息令我感到震驚，因為這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1991年立法局通過——編註）相違背，法案條例要求平等對待，但我當時也無能為力。當然，我對此也回應表示，作為一名香港永久居民，我認為我自己就是“本地人”，但這個回應也被無視了。這對我來說當然難以忍受，但我還是決定要堅持下來，所幸我這樣做了。

香港回歸後，對我這樣的人而言，境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剛剛成立的由董建華擔任特首的特區政府務實且公正，也不因人們的出生地而產生區別對待。由於我被認為是最適合刑事檢控專員一職的人選，自然也就得到了這一任命。那接下來的事情，就眾所周知了。

香港“為有膽識的人準備了巨大的機遇”

記者：今年，從香港本身而言，香港迎來了回歸25週年；從更廣的視角來看，這也是中國各方面實力不斷得到長足發展的時期。有鑒於此，對於香港的未來和中國整體發展大勢，您有何看法？

江樂士：是的，我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未來很有信心，不僅作為中國一個獨特的城市，還作為國家復興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香港具有地理位置優勢、獨立的司法系統、政治形勢穩定、頗具吸引力的稅制，以及便利的營商環境。香港還是亞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不論是待在室內還是在戶外走動，都完全無需擔心。這些特點對銀行業、商務或貿易從業者、遊客或其他到訪者，都具有極大吸引力。香港的地理位置簡直不能更好了，也為進入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一扇大門，大灣區也令香港能與內地更好地融合。

很明顯，香港自身俱有太多優勢，理應在下一個25年裡將這些能量完全釋放出來。傑出的金融優勢和完善的法治，使香港具備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優越條件，這也必將擴大香港的影響力。中央一直展現出對香港的巨大信心，香港也必以在國家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作為回報。企業家們無需多想，香港是開辦企業的好選擇，這個城市也為有膽識的人準備了巨大的機遇。我會說，香港是出發的絕佳起點。

現在回答第二個問題，近些年，中國發生了巨變，也孕育著機遇。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包括工程、醫療、科技在內，中國全面地得到了巨大發展。根據預計，到2028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而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也在助力全球的發展。也就是說，中國的時代終於到來。

儘管，一些西方國家憎惡這個一度被他們征服國度的崛起，但他們真的必須變聰明起來了，這也是為了他們自己好。他們再也不會有機會剝削、羞辱或虐待中國人民，因為中國人民的祖國，現已靠著智慧的領導和自身的艱苦奮鬥，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了自己應有的角色。不論有沒有這些西方力量的友善對待，在21世紀，中國都將為全球的發展貢獻積極的力量，也毫無疑問地將為全人類的發展作出多方面的貢獻。

回歸25年“香港保持了自己的核心價值”

記者：您長期通過媒體向國際社會介紹香港現狀，傳遞真相。今年，香港已經回歸25年，您認為國際社會應該如何認識這個回歸25年後的真實香港？

江樂士：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一個語境。 “一國兩制”方針具有遠見卓識，並在回歸後給予香港一個受到保障的未來。 “一國兩制”由基本法賦予法律效力，強調持續性，也就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作為一個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領導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享有特別的法律地位，包括“高度自治”。

從實際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香港繼續通過作為金融中心、貿易樞紐和法律仲裁服務地而獲得蓬勃發展。它作為一座橋樑，連接起中國內地（和世界），其基於普通法的法律體係也受到高度重視。司法系統經驗豐富、獨立且專業，在全亞太乃至更廣地區都有很高聲譽。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在內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香港的法院謹慎小心地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風順。 2019至2020年，一些希望削弱中國實力的人，包括外國演員（foreign actors），精心策劃了一些有組織的行為，試圖破壞“一國兩制”。一些人訴諸暴力和破壞，一些人癱瘓了立法會，甚至要求美國參與進來，傷害這座城市和官員。他們沒有成功。現在，國家安全的維護得到了加強，選舉安排得到了改善，香港又重回正軌，一切如常。

“一國兩制”方針不僅頂住了挑戰，而且變得更強。中央出手幫助香港，符合基本法，基本保障得到了充分尊重。這也是為什麼香港國安法規定，在其應用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載的權利——基本法中亦有包含——應得到保護。這也是為什麼2021年的選舉制度改革，維護了基本法最終實現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的承諾。

在我看來，國際上的朋友們可以對香港過去25年的發展頗感寬慰。香港保持了自己的核心價值，具有卓越的法律制度和合理的政策。當然，新冠肺炎疫情令人們對香港產生了擔憂，但是，不能忘了，香港總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一點不會隨著中國在全球的崛起而發生改變。

（書面採訪為英文，中文版本經本刊翻譯及編輯。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