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梁美芬

“美芬議員，你救了我女兒和她的兩個仔女！女兒自我檢測出陽性後，一直用您送的藥，很快已好轉，但跟著她女兒和兒子都發燒了，馬上吃你送的藥，現在三人都穩定了。幸好有你的照顧，否則後果便不堪設想。”這只是我近日收到的其中一個反饋，疫情發生兩年多了，收到這種感謝信後既感動亦感觸。

在今年1月初，第五波疫情暴發後，我馬上請助手去買一批在香港有售、被國家衞健委列為“三藥三方”之一的中藥膠囊，以防有市民需要，有得備用。當時同事們還說我是否太緊張，我回答：“對抗疫情，一切要未雨綢繆！”

我認識這個藥，要從SARS那年開始。 2020年，新冠病毒席捲全球，在疫情暴發期間，這小小的膠囊挽救了太多人的生命。當然，我也提醒大家，服用前必須諮詢中醫師是否適合自己的身體狀況。

2,450年前雅典抗疫理念與中醫契合

瘟疫，指某種流行病的大範圍暴發。像這次的新冠病毒，有統計的數據是全球4億多人被傳染，600多萬人染疫離世，其造成的經濟衝擊史無前例。幸虧世界各國的科學家研製出疫苗，各國大規模地接種，才保護了很多人的生命。

BBC曾報道過，這次疫情和距今2,450年的那場令雅典大傷元氣的瘟疫有不少相似之處。公元前430年，雅典城內暴發瘟疫，疫情被荷馬寫入史詩《伊利亞特》（Iliad）第一卷。伯里克利是雅典最輝煌時期的重要政治領袖，西醫鼻祖希波克拉底、西方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他是同一個時代。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大瘟疫》（Great Plague）一書中記錄了伯里克利震撼人心的演講。其中一次演講是在雅典瘟疫導致三分之一的市民染疫死亡之際，希波克拉底被傳用一大火，以作消毒，並配以其他療法，用來治療瘟疫。他摒棄“宗教儀式、巫術、咒語”等去救治病人，將巫術與哲學分離，並創立了醫學學派。主要觀念包括：疾病不是魔鬼作怪，疾病是一種自然現象；人體內存在促進健康的自然本能；人體調和才能無病，他主要強調的是：“保證睡眠、適當的鍛煉和合理的飲食”。他的這些理念完全和我們中醫契合。

古人認識和治療瘟疫的做法

中醫學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我們回溯一下歷史，看一下古人是怎樣來認識和治療瘟疫的。

首先，隔離阻斷。古人生活環境非常惡劣，一直與自然界及疾病進行鬥爭，總結了很多理論和經驗。其中有文字記載的是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當時就知道麻風病是傳染病，官府將病人集中安置到“癘遷”，與健康人隔絕開，阻斷了傳染。 《漢書．平帝紀》也有這樣的記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武帝也曾頒布過關於疫情法律，官府在偏僻的城外劃定一個地方，將得病者集中關到這裡給予醫治。漢朝以後，這種設施成了標準配置，各個朝代都有興建。比如唐朝時，曾設立過“病坊”用於隔離患麻風病的人；明清時期，各地建了很多麻風病醫舘，這些醫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斷麻風病的傳播。我認為這些醫館就是現代方艙醫院的最早雛形，古人用這些手段和方法來控制疫情，在當今的大流行中仍有高度參考價值。

第二，截斷傳染源頭。唐朝國際貿易往來頻繁，史書也曾記載過唐太宗時期暴發鼠疫的記錄，唐朝的抗疫智慧表現為：以救治人民生命為本，早隔離、斷病源、滅毒及濟世為懷。那時古人已經知道要加強邊境管制，凡進入大唐的商隊如有瘟病者是進不了城的，這樣就截斷了傳染源。如果哪個地方發現疫情，官府會設立各種檢查站來減少人員流動。對於有些已經發生瘟疫的村子，調動軍隊直接封鎖，人只進不出，這樣可以防止疫情傳播；據清史記載，清政府還設過“查痘章京”的官員，專門檢查痘疹。清朝人所著《海錄》一書曾記載過：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第三，殺菌消毒。在我國出土的秦朝竹簡中，有過這樣的記載，凡想入城的人，其所坐的交通工具（當時是馬車）要經過火療煙熏來消毒防疫病。宋朝時，也曾經用艾蒿等藥物來驅趕預防瘟疫，實乃作消毒之用。

第四，免費治疫病。古人已經知道了瘟疫傳染速度快，當時藥物是中草藥，遍地都是。官府會撥專款，派治疫病的醫生到醫館或隔離區進行免費救治，挽救生命。

第五，深葬瘟疫者遺體。據《周禮》記載，凡遇到民間暴發疫情，官府都會採取對應的措施，對染瘟疫的屍體進行集中掩埋，作“無害化”處理。

中醫歷經數千年，經久不衰，到今天我們仍在用祖宗傳下來的救治方法和經驗，中醫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歷史相契合，日本醫學史、韓國醫學史甚至泰囯的中醫史（泰醫）都與中醫一脈相承。

自有西醫傳入中國，中國一直沒有拋棄中醫學，反而努力鑽研中西醫結合。醫者父母心，面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到了危急關頭，幸運的是，有中醫藥的治療方法，確實為染疫市民帶來更多醫治的選擇。香港若能充分發揮中醫所長，好好推動中西醫結合，做好防護，精準施策，必定能打贏這場抗疫戰。

（作者係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