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常樂  I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旨在解決歷史遺留的港澳台問題而創立的一種政治制度。它既是以和平方式將港澳台地區歸於祖國大家庭的統一制度，也是保持港澳台地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治理制度，還是單一制國家下中央對這些邊疆特殊地區的管理制度。因此，正如「一國兩制」制度本身的複雜多元一樣，「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也擔當了多重政治功能。從時間維度看，即有統一的瞬時性與管治的長久性的統一；從空間維度看，即有區域的特殊制度與全國的總體制度的統一；從內部結構看，即有自下而上對中央負責的高度自治與自上而下對地區負責的全面管治的統一。另外，「一國兩制」因其制度因素以及具體實施地區的歷史因素，因而還具有明顯的國際性特色。
 

當前，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基本方略與鮮明制度優勢的「一國兩制」，正同國家一樣，在全球形勢日趨複雜嚴峻、充滿風險挑戰的背景下，如何全面準確認識和貫徹「一國兩制」，如何更好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就很有必要拉長歷史的視線，從建黨百年、新中國成立73年來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去認識、理解和踐行「一國兩制」，去真切體會和感受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國兩制」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維護者的初心、使命與情懷，去真切體會和感受中國共產黨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

一、1949-1978：
「一國兩制」的準備期

香港、澳門、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只是近代以後在國力衰落與西方列強欺凌下，三地命運多舛，遭到了英國、葡萄牙、日本等國的殖民管治。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從此中國革命面目煥然一新。此後，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的旗幟，以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民主、獨立、富強、文明的新中國為目標，整合與發揮包括港澳台三地同胞的革命力量，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並於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前後，港澳台雖小，卻牽一髮而動全身，會直接影響新中國的成立、存續與發展。一方面，蔣介石政權敗退台灣，並伺機反攻大陸，台灣問題的解決最為棘手和重要；另一方面，二戰後世界形成兩大陣營，尤其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西方陣營孤立、封鎖、制裁新中國，與蔣介石建立軍事同盟，拉攏日本挾制中國。而英國由於在香港的特殊利益，因此在美西方陣營中有所逡巡，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新中國，並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統觀國際國內局勢，總體謀劃國家獨立與統一問題。首先，對台灣與港澳問題區別對待，分別制定不同戰略策略。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打拉結合方針，主要針對美國插手我國內政進行鬥爭，而在確保台灣不獨立情況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在港澳問題上，充分利用兩地與西方聯繫緊密及自由港優勢，通過兩地發展對外貿易，保持與西方的聯繫通道。其次，奠定了中央處理港澳台問題的基本思路。一是堅持一國原則，國家必須實現完全統一；二是充分尊重歷史和現實因素，認同當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性；三是盡可能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但不承諾放棄武力。建國初期中央領導人的這些戰略思考彌足珍貴，為此後「一國兩制」的創立積累了重要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
 

在1949-1978年間，黨和國家為「一國兩制」的創立主要做了四項必不可少的準備性工作。
 

一是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角度，確立了確保和利用「港澳地位特殊性與長期性」的工作思路。
 

早在建國前的1949年2月，毛澤東就提出了「暫時不動」「和平過渡」的工作思路。毛澤東在與米高揚會談時指出，「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6月，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也說：「有關香港和九龍的問題，我們暫時不打算提出還歸中國的要求。」
 

1956年5月，毛澤東在聽取中共廣東省委關於港澳問題的匯報時指出：「英國對我們的政策是看見的，它要和我們做生意，美國也要來的，明年不來，後年也會來的。香港暫時還是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們還有好處，現在拿過來不見得有利。」1957年4月，周恩來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也可能這樣想。」「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我們要打開局面，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圖。」
 

1963年8月，毛澤東同志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時期不去處理香港、澳門問題的原因。他指出，「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放，因為台灣還沒有解放，現在美國還在佔領我們的台灣。美國不承認中國，在我國周圍建立很多軍事基地來包圍我們。至於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佔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係，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
 

與此同時，中央也積極探索和平解放台灣的道路。 1956年，中央提出國共兩黨進行第三次合作、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台灣的倡議，提出「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國共兩黨進行第三次合作」「台灣只要同美國斷絕關係歸還祖國，只要政權統一，其他一切都好辦，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台灣一切可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可以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等政策主張。
 

1960年5月，周恩來將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思想要點概括為「一綱四目」。 「一綱」，是指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 「四目」，即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士安排等悉委於蔣，陳誠、蔣經國亦悉由蔣重用；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之同意後進行；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1963年1月，周恩來請張治中致函陳誠，將「一綱四目」告知國民黨當局。
 

二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立即著手處理港澳國際法地位問題，為此後通過國與國談判和平收回港澳奠定堅實法律基礎。
 

要和平解決領土主權爭端問題，首先就要成為聯合國合法成員。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國力的發展以及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正確外交路線，我廣泛團結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與美英西方勢力在聯合國就我合法地位問題進行了持續耐心的較量，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緊接著，1972年3月8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重申了中國政府對於香港、澳門問題的一貫立場，指出「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名單之內」。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於6月15日通過決議，向聯合國大會建議從上述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 11月8日，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批准了該委員會的報告，確認了中國對香港、澳門問題的一貫立場，排除了香港、澳門被國際共管或獨立公投的可能，為中英、中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三是與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為正確認識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創立「一國兩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和平國際環境。
 

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地位後，加快了邁入世界的進程，也得到越來越多西方國家的接納和認同。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開啟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破冰之旅。中美兩國在上海簽署了著名的《中美聯合公報》。 《公報》規定，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確認了從台灣地區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同年3月，中英政府發布兩國關係正常化聯合公報，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9月，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並發表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其主要內容有：中日結束不正常關係；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12月21日，中國同澳大利亞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973年10月，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訪華，這是兩國建交後加總理首次訪華。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同年2月，中葡建交，並在一份諒解備忘錄中專門明確：「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的問題，在適當的時期，中葡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解決」。中國與西方國家紛紛建立外交關係，為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四是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基本國策，標誌著中國發展戰略的重大轉型和中國發展道路的重大調整，為「一國兩制」的出台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的錯誤和「兩個凡是」的束縛，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黨的指導思想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從此中國逐漸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亦被認為是建國以來具有轉折性和深遠意義的會議，它為中共中央積極處理港澳台問題及創立「一國兩制」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二、1979-1997：
「一國兩制」的創立過渡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即開始著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至1982年，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國兩制」概念，並經過中共十二大及新憲法的頒布，中央關於以「一國兩制」的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台的思路基本成熟。尤其經過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和1990年全國人大制定通過香港基本法，標誌著「一國兩制」由設想到實踐邁出了關鍵一步。之後到1997年，英國在香港回歸過渡期內雖然動作頻繁，不斷設置陷阱、制造障礙，嚴重破壞中英雙方達成的協議和共識，但是我方始終保持戰略定力，不為所動，另起爐灶，穩步推進籌組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工作。
 

中國共產黨所主導創立「一國兩制」及順利完成過渡期的歷程大致如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正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才逐步制定形成了「一國兩制」這一推進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同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首次正式觸及香港回歸問題。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政策，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1982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海外人士時明確指出，葉劍英委員長所講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9月，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了「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時代號召。 12月，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通過了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31條明確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憲法第31條為「一國兩制」的出台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提供了堅實法律基礎。
 

1983年4月，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的基礎上，中央原則批准了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並將之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依據。同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進一步闡述了關於實現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設想，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台灣統一後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等重要主張，豐富、充實了和平統一方針和「一國兩制」構想，並使之更加系統化、具體化。
 

由於形勢的變化，本來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構想，被率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 1982年9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標誌著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開始，直至1984年9月，歷經22輪會談，中英兩國政府終於達成協議，並於12月19日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後，香港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全國人大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從1985年4月，到1990年2月，歷時4年零8個月，完成了起草任務，並於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香港基本法，同時作出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 1996年1月2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籌委會並負責成立了由400名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負責產生香港特區第一屆行政長官。
 

與香港一樣，1986年6月中葡兩國政府開始談判澳門回歸問題，歷時9個月，至1987年達成共識。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兩國政府共同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此後澳門也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從1988年9月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年零4個月的起草工作，於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澳門基本法。 1998年5月全國人大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1999年4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成立，負責第一屆行政長官的產生。至此，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各項準備工作都告完成。
在「一國兩制」的這段創立和港澳回歸過渡期，沒有中國共產黨始終為著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堅強意志和必勝信念，創立「一國兩制」是難以想像的，而平安有序推進「一國兩制」渡過過渡期、確保於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祖國，其困難挑戰同樣是難以想見的。
 

這裡要特別指出三點，即反映中國共產黨在創立「一國兩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為創立「一國兩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論。鄧小平指出，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情況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
 

二是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有勇氣和膽量制定「一國兩制」方針。鄧小平指出，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的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來自人民的擁護，人民擁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領導。
 

三是「一國兩制」對於港澳台地區都具有相容性和適用性，運用「一國兩制」和平解決港澳台問題對於世界和平穩定也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本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先用於解決了香港問題。鄧小平指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1981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就台灣問題發表的九條聲明，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兩年前（筆者按：指1982年）香港問題提出來了，我們就提出「一國兩制」。
 

其次，用以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其原則同樣適用於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解決台灣問題也是這個原則。
 

最後，「一國兩制」對於世界和平穩定具有重要意義。鄧小平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主要障礙，甚至可能發展成為兩國關係中爆發性的問題。如果採用「一國兩制」的辦法，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統一，美國利益也不致受損害。美國目前有一股勢力，繼承「杜勒斯主義」，把台灣當作美國的「航空母艦」和勢力範圍。一旦通過和平共處辦法解決了台灣問題，這個熱點也就消失了，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嗎？這對太平洋地區和全世界的和平穩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三、1997年至今：
「一國兩制」的實踐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港澳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港澳基本法對特區實行管治，與之相應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和體制得以確立。港澳同祖國內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交流合作越來越深化。港澳各界人士積極投身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獨特而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回到祖國後的港澳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步，對外交往日益活躍，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港澳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一國兩制」的制度是好的，然而在港澳的具體實踐中卻有著比較明顯的差異。都以回歸20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來考察，對於澳門而言，「20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下，在何厚鏵、崔世安兩位行政長官帶領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同心協力，開創了澳門歷史上最好的發展局面，譜寫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章」。而對於香港來說，當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則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社會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還缺乏共識，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
 

而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來看，澳門明顯走在了香港前面，為香港做出了表率。澳門回歸祖國20年來，以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牢固確立，治理體係日益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堅決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行使高度自治權。順利完成基本法第23條和國歌法等本地立法，成立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得到有效落實。
 

實際上，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聯動，以所謂政制發展和選舉活動為名，連番發動旨在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鬥爭。 2003年7月1日，反對派發動反對「23條立法」的數十萬人大遊行，一舉改變香港政治生態。 2003-2004年選舉季後，反對派以其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的所謂優勢，不斷威脅實現「雙普選」，抵制中央憲制權力和香港融入內地發展趨勢，泛政治化和本土思潮抬頭。在美西方勢力的鼓動慫恿下，香港激進本土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連續發起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非法「佔中」運動、2016年「旺角暴亂」、2019年「修例風波」等旨在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港版「顏色革命」。更有甚者，一小撮「港獨」分子借一些制度漏洞「合法」管道進入立法會及區議會，大肆「宣獨」「起底」「攬炒」，推動「黃色經濟圈」，癱瘓立法會，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嚴重威脅特區政府政權安全和國家安全。
 

近年來內外反對派在香港的倒行逆施已經嚴重觸及一個中國原則和底線，危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在香港「23條立法」遲遲沒有完成、存在嚴重國家安全漏洞情況下，中央必須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主導完成香港國安立法、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制。因此，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區實行管治，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在中央統一部署下，2020年6月30日、2021年3月30日中央以全國人大「決定+立法（修法）」的方式先後制定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和修訂實施了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此舉完善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和工作體制機制，貫徹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堵塞了香港國安和選舉制度漏洞，懲治和威懾了反中亂港分子，實現了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也大大提高了特區政府施政效能，具有重大深遠意義。
 

港澳回歸祖國20多年來，中央對特區的管治大致經歷了「井水不犯河水」「有所為有所不為」「全面管治」三個發展階段。在這期間，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與時俱進豐富完善發展「一國兩制」理論，不斷夯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體制機制，穩步拓展「一國兩制」優勢空間，引導和支持「一國兩制」在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簡要言之，2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瞭如下巨大成就。
 

一是形成了「一國兩制」與港澳工作的最新指導思想——習近平治港治澳方略。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大變局，更加重視「一國兩制」在黨的執政和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對內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校正實踐航向，對外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拓展運行空間，主動作為、積極作為，使「一國兩制」成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制度基礎。
 

習近平治港治澳方略的主要內容有：從戰略定位看，「一國兩制」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方略，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一個重要內容。從「一國兩制」內涵看，其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其根本原則是「愛國者治港」。從中央與特區關係看，憲法和基本法構成特區憲制基礎，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從特區內部治理看，支持特區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行政主導體制，堅持發展為第一要務，關心青年成長成才，切實提高特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健全和完善「一國兩制」管治體系。一方面是加強和完善港澳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與體制機制，另一方面是不斷健全中央領導「一國兩制」實踐的體制機制。近年來，中央層面不斷加強「一國兩制」及港澳工作方面的集中統一領導，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2020年轉設），小組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國務院港澳。領導小組組長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兼任，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主任兼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同時也擔任領導小組成員。為加強特區國家安全工作，中央在香港還設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進一步健全了中央在特區的工作體制機制。
 

與此稍前，中央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從中央層面又設立主要負責經濟合作的專門工作機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2018年成立）。領導小組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國家發改委。領導小組由國務院負責統籌，國務院有關領導擔任小組組長，除國家發改委及國務院港澳辦、港澳兩個中聯辦與廣東省的負責人是領導小組成員外，港澳特區的兩位行政長官首次作為成員加入中央的專門工作領導小組。
 

中央層面關於「一國兩制」和港澳工作的兩大領導機構，一管政治、一管經濟，政治經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由於兩大領導小組組長及其成員多有重合，所以兩個領導機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相互支持和配合，共同確保中央精神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共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的行穩致遠。
 

三是支持特區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政策日臻完善，效果凸顯。回歸以來，特區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大力支持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2003年後，香港受亞洲金融風暴、SARS等影響，經濟陷於低迷。中央通過泛珠三角合作、CEPA、及粵港、粵澳合作，持續推出系列經貿合作協議和政策，大大提高了港澳與內地的經貿、技術、投資合作水平。 2017年以來，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兩大國家戰略規劃，兩者都定位為「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中央、廣東9市及港澳特區共同發力，為灣區一體化發展注入更多的政策和體制動力，在港澳居民的內地待遇及其在灣區創業、就業、學習生活提供全方位優惠政策。與此同時，中央也大力支持港澳保持和鞏固自身優勢，與內地企業一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興業、共謀發展。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一如既往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綱要還拓展香港優勢，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另外，中央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不斷推動港澳民主發展，形成了一套符合港澳實際情況、有其自身特色的新民主制度。由於這方面討論很多，此不贅述。
 

總之，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組成和重要特色的「一國兩制」，從其萌芽、創立到進入實踐後的每一步發展，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我們從中也可得出結論，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者、踐行者、維護者，沒有任何人比中國共產黨、比中國政府更懂得「一國兩制」的寶貴價值，更執著地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因此，我們在參與「一國兩制」實踐、共用「一國兩制」紅利的時候，一定要尊重和接受「一國兩制」背後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3-4月號第39-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