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課題組
 

當前，數字化革命正在重構全球經濟版圖，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美經貿鬥爭、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衝擊下，數字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新模式，跨境電商蓬勃發展。本文從廣東外貿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以及發揮港澳優勢的角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電商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一、數字化革命背景下，
廣東外貿高質量發展取得成效

（一）廣東外貿實現「加工貿易+外資企業」向「一般貿易+民營企業」為主導的歷史性轉變。廣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分別連續38年、35年保持全國第一。 2020年實現外貿進出口7.0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一般貿易進出口佔比達51.2%。民營外貿企業進出口從2015年的2.48萬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3.9萬億元，年均增速達9.5%，佔全省比重由39%上升至55.1%。從2018年起，民企連續3年保持廣東第一大外貿主體地位。
 

（二）扎實的製造業基礎支撐廣東跨境電商迅猛發展。隨著規模化、專業化、集聚化水平不斷提高，跨境電商為「中國製造」銷往全球提供一種全新方式。海關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1.69萬億元，增長31.1％；2021年上半年保持高速增長，進出口額高達8,867億元，同比增長28.6%，出口6,036億元，增長44.1%；廣東納入統計的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1,726.5億元，增長51.5%，預計2025年將達3,707.5億元。 2021年廣東省內跨境電商企業總數已達全國45%，排名第一，遠高於排名第二的浙江省（10%）。珠三角工業產能高的區域出口型跨境電商發展勢頭迅猛，截至2019年底，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佛山和汕頭等6個綜試區建設線上綜合服務平台備案企業3,918家，線下跨境電商產業園區25個，進出口合計1,079.6億元，佔全省97.4%。
 

（三）現代化綜合交通體系進一步完善為跨境電商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廣東交通運輸和郵政電信業的高質量發展，補齊基礎設施短板，綜合運輸佈局與經濟社會融合深度和廣度不斷提升，四通八達的立體交通網絡及發達的郵政物流體系，為大灣區融合發展創造極為良好條件。

二、廣東跨境電商
發展態勢的階段性特徵

（一）進出口比例發生逆轉。隨著廣東製造海外認可度不斷提升，跨境電商行業、企業的業務模式亦逐漸發生變化。目前，廣東跨境電商以出口為主，高度依附於製造基地和產業集群，並成為產業鏈一環，全國70%以上的跨境電商出口商品通過珠三角地區銷往世界各地。調研發現，大部分跨境電商都從進口業務做起，逐步涉足出口業務，後逐步取代進口業務成為核心業務，如廣東九鼎電商集團。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也支持這一觀點，統計顯示，2019年跨境電商進口總額918.1億元（同比增長16.8%），出口總額944億元（同比增長68.2%），出口增長態勢明顯高於進口。
 

（二）工貿一體化已成趨勢。廣東大量製造企業搭上電商快車，從消費者洞察、產品佈局與開發，到供應商的開發、採購、備貨倉儲，再到營銷引流、品牌打造，貫穿產品全生命週期，不少傳統外貿工廠發展轉型，成為工廠賣家，從單一B2B轉型為既B2B也B2C，不僅美的、格蘭仕、格力這些品牌大戶有自家旗艦店，大量小家電、服裝、寵物用品等小微企業也有自家電商部門，借助國際電商平台直接服務海外消費者。前瞻產業研究院研究報告顯示，從2013-2019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模式結構看，B2B佔比呈逐年下滑趨勢，而B2C佔比逐年上升。
 

（三）內外貿一體加速融合。隨著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環境持續改善以及消費觀念逐步轉變，廣東城鄉居民商品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內外銷產品趨同；同時「互聯網+零售」模式發展迅猛，極大推動傳統實體業態積極轉型調整，加速線上線下、內貿外貿融合發展。如美的、格蘭仕等順德家電企業根據國內外市場需求，拓寬延長產品線，同時滿足多樣化消費需求；京東、天貓、唯品會集中開闢「全球售」「全球購」，分別於2020年、2021年在香港開設分公司（辦事處），利用香港橋頭堡搶抓發展先機。不少小微製造業也藉助行業聯合運營模式，依靠第三方或平台公司明確運營方向及思路，制定營銷推廣、營銷創意、利用海內外媒體資源等解決方案，提升企業選品、配貨能力。
 

（四）催生更細分第三方服務。隨著中小微生產型企業加入跨境電商行業，行業催生出更多第三方服務公司，既有提供報關、報稅、物流、法律、知識產權保護等專業服務，也有團隊孵化業務，通過管理人員入駐企業，進行業務模式指導和人員培訓，解決企業與產品聯繫不緊密問題，幫助企業在深入供應鏈前端，在優化產品成本的同時，加快產品迭代速度，第一時間捕捉用戶最新需求。如佛山廣東九鼎電商集團採用託管運營和代理運營兩種模式，將順德家電出口到海外，是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集聚發展的典型案例。
 

（五）中小綜合平台在成長。調研發現，跨境電商企業從單一服務平台逐步向綜合平台轉變。這種轉變首先來源於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如廣東新安懷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廣東九鼎電商集團最初主要承擔跨境電商貿易，之後逐步涉足支付、通關、物流等領域，成為綜合型服務平台。廣東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唯品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則是從線上單品類B2C交易平台發展，逐步涉足通關、物流，並在此之上衍生出新零售、供應鏈金融等新平台。
 

（六）資本市場關注度在提升。跨境電商已經站到資本市場風口。總體看，外貿和電商相對活躍的地區跨境電商行業發展相對成熟，資本也更傾向於這些地區的跨境電商平台企業。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跨境電商行業發展前景預測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顯示，2020年下半年開始，資本市場對於跨境電商賽道關注度逐漸上升，融資金額區域分佈顯示，廣東地區融資金額最大，達37.87億元，佔全國比重53.39%，其次是浙江、江蘇，融資金額分別為12.82億元、9.45億元，佔比為18.07%、13.32%。
 

（七）區域分化更為明顯。如前所述，廣東跨境電商高度依附於製造基地和產業集群，數據顯示，順德、南海等工業產能高的區域出口型跨境電商發展更好，2021年上半年，佛山出口總額2,587.9億元，同比增長60.5%，較2019年增長54.6%；進口總額530.0億元，增長32.0%，較2019年同期增長0.9%。廣州、深圳居民收入高的區域跨境電商進口業務發展更好。

三、廣東跨境電商
存在的困難問題

（一）政策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足。第一，政出多門，企業漂移。廣東省內有13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佔全國總量12%，位居各省市首位。各地出台的出口補貼、倉租補貼，以及招商引資鼓勵政策存在差異，企業追逐高補貼而在各地市間漂移，缺少粘度，影響產業佈局，易滋生虛假貿易風險。廣州保稅港區整體倉租與深圳的差異在10%-15%，另有每月5元/平米的倉租補貼；有的地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為天貓國際提供專門、力度較大的補貼政策，補貼金額約為1,000萬/年，並持續3年。第二，業務跨區域跨領域特性，政策落地難。如企業在申請海外倉補貼政策難度大。深圳某企業通過香港公司在海外投資設立海外倉，並由國外銷售末端網點支付倉租，商務部門認為難以證明該企業與海外倉的投資關係；某物流企業反映東莞商務局要求需提供1萬單由該公司抬頭出口的報關單貨物進入海外倉的證明才能享受補貼，但大部分出口貨物並非通過該物流公司抬頭報關出口。第三，中小企業眾多，頭部企業培育支持有待加強。廣東跨境電商企業數位居全國第一，但頭部企業的市場份額並不高。以跨境電商進口商品為例，主要通過天貓國際進入國內市場，跨境電商進口商品市場份額排名前10的平台中，廣東地區只有3家，前10位分別為天貓國際（27%）、考拉海購（22%）、京東國際（11%）、蘇寧國際（11%）、唯品國際（11%，廣東）、洋碼頭（5%）、奧買家（5%，廣東）、海豚家（4%）、KK館（3%，廣東），廣東排名最高的唯品國際（第五位）僅佔11%。第四，「海淘」意願的激發保護不足，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陷入瓶頸。目前個人年度交易限額為人民幣2.6萬，且單次訂單限額為0.5萬，對比海南個人免稅10萬元年度消費額及無單件商品限額的政策，大灣區「海淘」消費意願受到限制。跨境訂單海關申報時，消費者個人信息沒有加密設置，個人信息全程「裸奔」，存在被洩露或者盜取風險，給黑灰產可乘之機。電商繳稅流程手續繁瑣。跨境電商綜合稅繳納尚未實現線上處理，全部走線下窗口，若企業總部在異地，一筆業務流程耗時10-15個工作日。
 

（二）面臨諸多不確定風險。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複雜多變，跨境電商企業難以掌控各種外部風險。第一，外國政策風險。如，歐盟及部分中東國家出台新稅收政策。 2021年起，歐盟實施跨境電商VAT新政，要求外來電商企業（平台）按銷售額20%徵收VAT，同時要求外來電商企業（平台）從「服務商」角色轉為「准入者」，嚴格審核跨境電商賣家的經營資質、申報數據及產品品質。阿聯酋、沙特阿拉伯、迪拜等中東國家也有類似做法，對外來電商企業（平台）增收5%的VAT。第二，物流領域風險。如深圳國際航空運能不足。深圳阪田、福永為跨境電商集聚地，深圳機場僅擁有60餘個通航城市，全貨機雖已達到歷史高點47個航點，但航線密集度仍無法滿足跨境商品從深圳直飛進出需求，主要依靠直飛貨機航線優勢明顯的香港。橫向對比，跨境電商出口額不及深圳的香港、廣州分別擁有220個通航城市、90個通航城市。如果深圳能滿足商品直飛需求而不需香港中轉，提升國際航空運能，將為企業節約大量時間、物流成本。第三，國際大平台規則變動風險。調研了解到，中小微跨境電商海外業務絕大多數依附於亞馬遜等國際大平台，受制於人的風險正在顯現。據行業自媒體報道，上市公司深圳有棵樹科技有限公司因涉嫌違反亞馬遜平台規則，2021年度已新增被封或凍結站點數約340個，佔2021年1月至5月亞馬遜平台存在銷售收入的月均站點數的30%左右；深圳市跨境電子商務協會統計，在過去兩個多月時間，亞馬遜平台上被封店的中國賣家超過5萬，已造成行業損失金額預估超千億元。第四，企業海外運營風險。海外倉建設運營難度較大。企業在建設自營海外倉時成本高、風險大，如美國倉儲工人最低每小時15美元，倉儲租賃費用高達60-125美元/平方，工人工資及倉庫租金均比國內高出幾倍，此外還有水電費、高額擔保金等。
 

（三）知識產權問題突出。在電商行業涉及的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中，主要是商標、專利和版權等三類侵權。第一，侵害知識產權問題較多。 2021年，深圳海關開展「龍騰行動2021」「藍網行動」「淨網行動」等知識產權保護專項行動，上半年共查扣侵權嫌疑貨物5,680批次，同比增長4倍，扣留涉嫌侵權貨物718萬餘件。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高。知識產權糾紛具有明顯「無界性」特點，各國對本國知識產權立法、保護內容、保護力度存在著諸多差異，其權利保護範圍也僅在該國有效，即便跨境電商經營者在其本國所銷售的產品享有合法知識產權，也無法確保其在產品銷售國擁有合法知識產權。第三，知識產權保護能力不強。大部分中小企業資金能力弱、交易品種多但額度小，沒有足夠資源和能力防範潛在知識產權風險，即使有些被錯誤取證、誤傷的店鋪也沒有更好的應對策略，無非就是和解、應訴和不應對，無論哪種應對方法都造成極大經濟損失和潛在法律風險。第四，糾紛解決手段不多。一旦發生知識產權糾紛，往往通過第三方平台網站的交易規則解決糾紛，很少起訴應對，因此，平台交易規則是否公平公正影響知識產權糾紛的產生。亞馬遜、ebay等國際大平台對侵權糾紛解決有絕對主導權。依照平台規則，一旦發現涉嫌侵害知識產權行為，未得到法院有效裁決前，平台有權下架商品、凍結賬戶，對賣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四）面對高增長、新業態、新模式，綜合服務人才短缺問題非常突出。企業普遍反映，目前招聘的相關畢業生存在外貿業務不熟、英語水平不高、計算機技能薄弱、法律素養不足、實操訓練欠缺等問題。智聯招聘發布《2021外貿人才形勢研究報告》顯示，跨境電商運營職位需求激增，需求主要來自廣東，佔全國51.6%，僅深圳、廣州兩地合計佔比就達48.8%。 2021年1季度外貿進出口行業人才招聘職位數同比增長11.2%，跨境電商運營人才需求同比猛增2倍。從企業規模看，微型企業招聘跨境電商運營人才同比增長235.2%；500人以下的小微企業為跨境電商運營人才招聘主力軍，招聘職位數佔整體93.2%。

四、更好發揮香港澳門
優勢作用的思考

（一）香港優勢獨特。回歸祖國24年來，香港在助力國家發展過程中獲得自身長足發展，不僅成就經濟發展奇跡，也鞏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比較穩固。 2010年至2019年，從事航運服務機構單位數、就業崗位分別從1,232個、47,318個上升為1,564個、57,231個；飛機、乘客、貨物、郵遞分別從306,539架次、49,775人次、4,128千公噸、38千公噸上升為419,795架次、71,288人次、4,704千公噸、106千公噸；營運國際定期航班的航空公司從102個上升為115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比較穩固。至2020年12月底，全球500間最大銀行中的148 間均在香港設行，全球最大前100間銀行中，有77間在香港有分支機構，香港銀行服務的客戶遍及全球。引入虛擬銀行是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紀元的其中一項重要措施。 2019年，香港金管局向8間公司發出虛擬銀行牌照，目前8家公司已在香港開始虛擬銀行業務。 2020年，香港金融機構約4,400間，經首次公開招股籌集的資金上升27.3%至4,001億元，全球排名第2位。截至2020年底，香港交易所共上市H股291隻，總市值67,046億元。此外，亦有176家「紅籌」公司及852家民營企業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受認可基金公司管理的認可基金有2,194種，其基金淨值達19,954億美元。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比較穩固。 2020年，在港經營進出口貿易機構9.42萬家，安排就業40萬人。 2019年，進出口貿易增加值為4,404億元，較2010年增加28.9%，佔GDP比重16.1%。法治基礎比較穩固。 2019年10月，《內地與香港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生效，建立起內地與香港在仲裁方面的司法合作。 2021年5月14日，香港與最高人民法院簽訂《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建立內地與香港相互認可和協助公司清盤及債務重組合作機制。截至5月21日，香港作為仲裁當事人利用該措施涉及的金額達16億美元。目前，香港有近12,500名律師和大律師，以及1,525名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的註冊外地律師和86所註冊外地律師行，處理涉及跨境和國際法律問題。
 

（二）香港發展跨境電商的制度困境。目前，粵港經貿合作有《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協議作為兩地無縫協作的基礎法律文件，2020年6月，兩地簽訂實施《修訂協議》，進一步提升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開放水平，降低香港服務提供者進入內地市場門檻，但在國際司法審查、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保障措施、反傾銷與反補貼措施等方面的對接合作，尚未給出有效解決對策，對於當前國家經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實施效果與預期還有差距。第一，市場規則與貿易制度的衝突。兩地市場規則與貿易制度存在一定衝突。比如，伴隨跨境電商迅速發展，物流企業扮演重要角色，而兩地相關協議尚處於空白，內地物流業多方監管、程序繁瑣，行政審批制度帶來信息不對稱及行政幹預。再如，在資本雙向流動上，內地有嚴格審查機制，對灣區內跨境投融資合作有較大阻礙。第二，兩地無縫協作的法律法規制約。兩地制度差異造成灣區內資源要素流通障礙。比如，社會保障、資本管制、貨幣兌換、證券交易規則、專業服務資格確認互認轉化、通關便利等差異，為人財物的自由流動帶來一定不便和阻力，存在製度門檻。第三，相關協作機制有待建立健全。尚未建立立法協作機制，對有關立法事務的合作關係缺乏明確制度安排，有關粵港立法合作與規則對接仍處於探索階段；區際執法協助工作機制尚不健全，難以形成有效合力;行政監管協作機制建設進展緩慢，仍有一些重要領域尚未建立行政監管協作機制；司法互助雖有一些制度安排，但司法合作交流渠道平台不夠通暢，缺乏有效協調機構和協調路徑，處理週期長、程序繁雜，執行效果不佳。比如區際民商事司法文書送達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無效地址重復委託送達現象較為突出，送達成功率偏低，近年廣東法院請求香港法院協助送達文書的成功率約為25%，請求澳門法院協助送達文書的成功率約為60%。第四，專利法律制度差異。大灣區對專利一體化保護的迫切需求與傳統知識產權地域性特徵之間的矛盾凸顯，導致大灣區產生複雜專利保護衝突問題。專利保護碎片化加重大灣區專利保護成本負擔，不利於法律的統一性、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對大灣區統一市場的建設以及創新要素的集聚、配置和流動形成阻礙。第五，專業服務作用遠未發揮。以法律服務為例，兩地以律師行業協會為主的法律服務行業合作平台尚未有效建立，人員培訓、行業自律以及共同製定區域行業規則上進展緩慢，缺乏統一規劃和部署。
 

（三）香港發展跨境電商的現實差距。不可否認，香港在數字貿易發展大潮中遠遠落後於內地特別是廣東。究其原因，第一，產業空心化嚴重。根據香港統計處統計，製造業產值僅佔地區生產總值1%左右，上世紀80年代，大批生產線遷往內地，大多數港資製造企業仍以OEM及ODM為主，來料加工貿易大勢沒有根本改變。以廣東跨境電商發展規律看，依附於產業高能地區和產業集群的特點，決定了香港跨境出口電商難有更大發展。第二，轉口貿易方式沒有根本轉變。香港轉口貿易發達是其特殊地位決定。作為全球著名自由港，行政不干預、零關稅、外匯無管制、碼頭倉庫免租金等優勢，吸引許多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及韓國的產品轉口到內地或內地產品轉口到世界各地客戶手中。第三，行業組織度不高。目前香港社會比較活躍的主要是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廠商會五大商會，但無論是會員組成，還是會務活動，與蓬勃的市場和日新月異的新經濟潮流，存在較大不適應，即使是以進出口貿易為主要服務領域的部分商會，也不同程度存在班子老、觀念陳、脫節新經濟等「老人會」問題。香港新成立的跨境電商商會組織超過10個，雖然數量多，但大多單打獨鬥、規模小、社會影響不大、行業凝聚力不強。第四，自由市場原則局限。自由市場原則始終是特區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考慮。相對於內地，特區政府在「小政府」的「核心功能」上,尚未拓展出引導經濟發展方向、推動經濟轉型等新的「適宜功能」，對於跨境電商等新經濟新潮流沒有形成清晰的支持扶持思路與配套機制。
 

（四）澳門跨境電商發展現狀及問題。澳門經濟體量小、產業比較單一，以博彩、旅遊、會展、酒店、餐飲為主，經濟結構存在深層次矛盾問題。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堅持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取得較大進步。 「十三五」期間，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從2015年的3,687億澳門元，增加到2019年的4,347億澳門元。 2021年上半年，出口達67.07億澳門元，年增加34.8%；出口目的地前四位是香港、內地、美國、歐盟，分別為47.56億、9.64億、3.15億、9.5千萬澳門元；進口總額739.71億澳門元，增長151.9%，進口來源地前六位是內地、歐盟、瑞士、日本、美國、香港，分別為248.2億、230億、66.2億、60.65億、45.3億、28.02億澳門元，主要進口貨物有美容化妝/護膚品、手提電話、成衣及鞋類、食物及飲品、手錶、手袋及銀包、黃金制首飾、燃料及潤滑油、建築材料。 2016年起，澳門將電子商務正式列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施政重點之一，推出「電子商務推動鼓勵措施」「中小企業和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等系列措施，扶持和鼓勵澳門不同行業的企業和青年人利用互聯網技術發展電子商務。經過幾年努力，初步建立跨境電商產業鏈。但是，跨境電商的發展需要集聚的產業資源和良好的物流環境，大量從業人員及配套服務體系，澳門跨境電商存在的幾個突出問題很難改變：第一，本地產品競爭力不強，跨境電商平台上營銷實力弱，打造澳門品牌比較困難。第二，地域空間有限，物流及倉儲成本高於內地，沒有出台支持大型跨境電商企業落地的優惠政策和稅收支持，終端市場不夠大，不能提供日常班次的運輸車輛往回內地，送貨時效不高，缺乏競爭力。第三，人才嚴重短缺，據澳門高等教育局預測，未來數年具大學學歷的信息科技類人才不足500人，大數據、數字貿易等人才基本空白，沒有吸引跨境電商人才來澳工作落戶的優惠政策。

五、國內外跨境電商
政策措施的比較分析

（一）美國。美國是世界最早發展電子商務的國家，在電商的課稅問題上一直堅持稅收公平、中性原則，給予電商一定自由發展空間。從1996年開始，美國實行電子商務國內交易零稅收和國際交易零關稅政策。近10年來，隨著多邊貿易發展，美國電商市場取得巨大發展。
 

（二）歐盟。歐盟要求所有非歐盟國家數字化商品供應商要在至少一個歐盟國家進行增值稅登記，並就其提供給歐盟成員國消費者的服務繳納增值稅。自2021年7月1日起，27個歐盟國家、地區將實施增值稅新規，將對貨物銷售增值稅徵收方式作出重大變更。此前的22歐元以下的來自歐盟國家以外的包裹免繳增值稅的優惠規則已經停止。
 

（三）其他國家地區。不少國家都對跨境電商提供良好政策環境，日本提供資金扶持跨境電商創新性重點項目發展，同時提供「綜合貨運支持」；俄羅斯海關在行郵稅方面的《關於個人在關稅同盟海關邊境內使用自用貨物的程序以及其相關的海關行動的實施程序的協定》實行限額免稅，刺激本國居民從跨境電商平台消費。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等協議簽署，跨境電商將變得更加簡潔。 RCEP要求所有15個成員國承諾降低關稅、開放市場和減少標準壁壘。協議中，零關稅產品數量佔交易產品總數90%以上。
 

（四）中國。 2018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成為中國電商領域首部綜合性法律，在為跨境電商發展提供便利的同時，也要求其合法合規發展。李克強總理連續7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作出部署，要求發展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 2020年3月28日，海關總署發布《海關總署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退貨有關監管事宜公告》，支持跨境電商快速發展。
 

廣東、浙江、江蘇是國內跨境電商最為發達的省份。從政策層面看，三省歸納起來的共同點是：第一，頂層設計謀劃早。三省都在省級層面製定出台跨境電商中長期發展規劃、實施意見、行動計劃。廣東先後出台《廣東省電子商務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16-2025年）》《關於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實施意見》《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深入推進「互聯網+流通」行動計劃》，推進線上線下互動加快商貿流通創新發展轉型升級等系列政策文件。江蘇省商務廳、省交通運輸廳、省市場監管局、省稅務局、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南京海關、省郵政管理局等7部門聯合製定《關於促進全省跨境電子商務高質量發展的工作意見》，首次在省級層面製定專項政策文件，明確到2022年、2025年的發展目標任務和實施路徑，提出「五項工程」共20項支持舉措，整體謀劃、統籌推進跨境電商發展。第二，部門協同著眼於解決實際問題。浙江制定《關於金融支持浙江省跨境電子商務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分別在跨境人民幣、外匯、支付、融資等多方面出台金融支持跨境電商9條舉措，助跑跨境電商企業。江蘇成立跨部門工作專班，梳理各地反映的通關、稅務、外管、物流、郵政、資金、人才、能力等方面問題清單，及時研究共性問題。第三，推動行業規範發展。廣東制定《跨境電子商務公共服務平台運行服務規範》《跨境電子商務園區服務規範》《跨境電子商務海外倉服務管理規範》等標準規範，逐步形成一整套支撐跨境電商發展的政策體系。 2015年浙江省政府批准設立省電子商務促進中心，隸屬省商務廳，近年組織開展產業集群跨境電商發展專項激勵評審，倒逼地市政府及職能部門提升服務效能。從調研了解的情況看，目前只有江蘇在與國際大平台合作上有具體舉措。 2021年5月，江蘇省商務廳與亞馬遜全球開店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江蘇優勢產業帶的優質企業拓展出口跨境電商業務，並在產業服務集群建設、跨境電商知識培訓和行業人才培育等方面展開密切合作。

六、推動大灣區跨境電商
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政府超前引領，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有研究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深圳發展就是成功例證。 「有為政府」是：尊重市場規律，遵循市場規則；維護經濟秩序，穩定經濟發展；有效調配資源，參與區域競爭。 「有效市場」是：市場充分競爭；法制監管有序；社會信用健全。地方政府要做到「超前引領」，就需要遵循市場規則，依靠市場力量，對產業經濟發揮導向、調節、預警作用。只有從「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雙作用發力，打通粵港澳之間的法律體系及市場監管體系，從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電商及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尊重市場規律，通過政策組合拳助力跨境電商發展。從廣東跨境電商發展實踐和理論分析可以得知，本地企業的市場開拓路徑是由內地到發揮港澳優勢再到海外，建立九方格的「市場-政策」矩陣和政策組合，對角線的三個政策分別是：首先扶持有地域優勢的產業集群、重點中小型製造業企業和電商平台；接著鼓勵引導內地企業充分利用好港澳的金融、國際展、海外倉建設等各種優勢；再鼓勵支持綜合電商平台、海外倉建設（含自貿區內），以及大型電商企業的海外拓展，進而帶動眾多中小企業走出去。各級政府非常重視形成一整套政策體系來推動新經濟形態跨境電商的發展。
 

（三）明確目標導向，更好發揮香港澳門競爭優勢的主攻方向。粵港澳三地面對不同製度規則體系、不同發展階段，各有側重的政策制度，在跨境電商推進建設過程中，要探索發掘「兩制」優勢長處，積極在「制度突破」上有所作為；同時，尋求互補共贏機會，最大限度發揮香港澳門資本、物流、專業服務及信息資源流通互動優勢，促進資源統合、合理分配。第一，打通生產要素灣區自由流動的堵點。積極探索基礎設施「硬聯通」和規則機制「軟聯通」，推動粵港澳三地交通運輸「一張圖」，加速推進通關「一體化」，降低粵港澳三地間關稅，促進大灣區內跨境電商行業的融合創新。發揮香港人民幣國際化前沿地位優勢，鼓勵支持在港金融機構，合理設計人民幣金融產品，為經濟貿易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第二，支持引導港澳企業機構提供國際化服務支持。注重發揮港澳國際化人才優勢，設立海外法律服務機構、國際化人才培養機構、國際會展機構等，定期在港澳地區組織跨境電商展會、研討會、產業對接會，為中小企業的海外發展提供支持。第三，扶持培育廣東龍頭跨境電商到香港澳門發展。支持灣區內有實力的跨境電商企業或平台主動出擊海外市場特別是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為灣區內製造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進出海外市場提供可靠平台。豐富灣區跨境電商生態圈，促進灣區內跨境電商企業或平台差異化發展、協同式共進，避免過度「內捲」。

（該課題執筆人有 潘麗珍，劉曉斌、侍穎、羅任飛、楊壯、肖炯恩）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3-4月號第7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