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煒舜
歷史學家唐德剛說北洋時代前後十六年,每四年就是一個微型朝代,前四年(1912-1916)是袁氏當國,次四年(1917-1920)段氏秉政,接着四年(1920-1924)是直系曹錕與吳佩孚掌權。民國十三年(1924)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戰敗,由張作霖掌權。每四年一個輪迴。十六年中的七位北洋元首,有六位留下了詩作。他們的作品大抵可以分為感世、自適兩端,勉強可以對應儒家所說的「內聖」和「外王」吧。常言道「有德者必有言」,道德、學養和功名往往形之於外。文待於質,文學是有所依附的。不過,一旦質被否定了,那麼依附其上的文也往往遭到否定,這就是所謂「因人廢言」。人們常說袁世凱不學無術(甚或不學有術),如果從作學問的角度來審核,也許不無原因。晚清時期,袁世凱、張之洞分別擔任北洋與南洋大臣。張之洞學問、事功兼而善之,眾所周知。但急功近利的袁世凱對張之洞的作派就未必認同了。有一次,袁世凱不無自得地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學界怪傑辜鴻銘當時擔任張之洞的幕僚,聽到此語後反唇相譏道:「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袁世凱批評張之洞,固然有些囂張,因此遭到辜鴻銘嘻笑怒罵。
辜氏之語,無疑也影響到後世對袁世凱的判斷。但是,如果因為袁氏二十一歲投筆從戎,就把他前此所受教育的經歷都否定掉,我就覺得何遽至此了。二十一歲的年齡放在現在,大學都快畢業了。據記載袁世凱少年時,堂叔袁保恆讓他去北京家學中讀書,考取功名。袁世凱去北京讀了四年書,長進很大,據他自己說,那時為了考取功名,讀書竟累到吐血,可結果還是沒考上。十七歲時,他又回河南應考,又一次名落孫山。但有趣的是,袁世凱竟在鄉下贏得一個「袁書呆」的外號──只不過他此時讀的已經不是傳統的四書五經,而是各種兵法書籍。科場屢戰屢敗後,他轉而立志要做「萬人敵」,要手上掌控十萬精兵、橫行天下。
儘管袁世凱投筆從戎,但他對詩歌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興趣。袁的遠房侄子、民初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他在1970年代寫過一本《續洪憲紀事詩補注》,收錄了一百零三首七言絕句,講述他當年在袁家的一些經歷和見聞,每一首絕句後都有一段文字解釋。其中有一首談到袁世凱的詩才︰
韜居指顧望銅臺,不數阿瞞橫槊才。
猶記雄風傳詩句,一行獵馬急歸來。
大家都以為袁世凱是一介武夫,不通翰墨,但張伯駒說他的詩才實際上跟曹孟德有得一比。宣統年間,袁世凱遭到攝政王載灃忌恨,被迫告病辭官,回到老家彰德養病。他在這時寫了一首題為〈春雪〉的七律,全詩如下:
連天雨雪玉蘭開,瓊樹瑤林掩翠苔。
數點飛鴻迷處所,一行獵馬疾歸來。
袁安蹤跡流風渺,裴度心期忍事灰。
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隨野鶴去尋梅。
嚴格來說,「迷處所」和「疾歸來」的對仗未必完全工穩,但正因如此,卻營造出此聯的流動感,那一行獵馬馳驟的蹄聲乍然打破了琉璃世界的迷離,令人頓悟方向何在,氣勢開闊。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馮國璋相繼擔任大總統。他們的詩作不多,我們可先在這裡談一談。黎元洪的〈贊蔡濟民〉是一首四言悼詞︰
卓哉斯人,蓋代之英。河山毓秀,江漢鍾靈。
經文緯武,取義存亡。出師未捷,聯軍變生。
降此鞠凶,奪我元勳。神州抱痛,楚水無聲。
天荒地老,人往風清。瞻彼遺像,嗚咽不平。
蔡濟民是武昌起義中的義士,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後,蔡濟民主持謀略處,輔佐黎元洪。後來蔡氏於民國八年(1919)遇害,黎元洪因此寫了這首悼詞。此作韻腳是庚、青、陽、文通押,有嫌寬鬆,唯好處是行文典雅而富於情感。馮國璋的〈華安合群董事題詞〉也是四言,更具有古今交融之趣︰
賦稟求形,人生非偶。疵癘夭札,天司其紐。
今也不然,責由人負。華安所學,馳譽九有。
與善為市,自童而耇。願言長年,積金山阜。
欲盡從心,春成著手。保我大群,同躋仁壽。
華安是馮國璋早年入股的一間保險公司。保險行業始於英國,有眾人互助的動機,這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新奇玩意。於是華安公司就請了馮氏擔任,並題詞招徠顧客。馮氏題詞前段講到從前人人命運不同,夭壽各異,只能聽天由命,但現在卻能透過保險來互助互惠。而保險金也是一筆存款,儲存多年後也是一筆可觀的財產。末二句「保我大群,同躋仁壽」,不僅是告白,更含有世界大同的寓意。
與其他早年從軍的元首相比,馮國璋從軍前就讀私塾、書院的時間最久,文化水平應該更高,但他似乎對作詩的興趣不大。除了為華安公司的題詞外,現存馮國璋另一首作品則寫於甲午戰後。當時他被選為赴日欽差大臣裕庚的隨員,東渡學習軍事。在日期間,馮氏致力於研究西方近代軍事圖籍,此後編纂了幾部著作。途徑馬關時,馮國璋百感交集,曾賦絕句一首:
東赴日本過馬關,低首傷心恨難言。
暗立興國安邦志,青雲直上九重天。
此詩固然發自真情,在憂國憂民的同時又充滿自我勉勵之意,文字也流暢自然。但就格律而言,則頗有瑕疵:四句之中,僅有末句為律句,其餘三句皆否。又「關」屬上平十五刪,「言」屬上平十三元,「天」屬下平一先,三字皆不同韻。此詩充其量只能算作七言古絕。其實姑毋論韻腳與黏對,若將此詩四句全部調整為律句,並非難事。馮氏少時於詩歌創作當有訓練。然此詩格律如此,可見其已多年不為此道,故選擇彈性較大之古體。民國以後,馮氏為期刊題詞,往往採用散文,似亦可見他與詩道較為疏遠。
徐世昌接續馮國璋,擔任了四年大總統(1918-1922),在北洋諸元首中在位最久,但他的政府前兩年由皖系段祺瑞掌控,後兩年由直系曹錕與吳佩孚的掌控,徐氏其實僅為虛位元首。但他畢竟是前清翰林出身,對於文教非常關注,以「文治總統」自居。在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裡,把徐世昌比作梁山好漢「九尾龜」陶宗旺︰
田間釋耒東海徐,寄情水竹恣嬉娛。
揚搉風雅願在茲,詩城早築晚晴簃。
徐姓郡望為東海,因此徐世昌又稱徐東海。《晚晴簃詩匯》就是徐世昌主編的《清詩匯》兩百卷,到目前為止還是最大最齊全的清詩總集。汪辟疆在這裡提到了徐世昌寫詩和編詩。初步統計,他編著的書籍流傳下來的大概有三十多種,這是一筆很寶貴的財富。像他主編、自撰的《清儒學案》、《清詩匯》、《韜養齋日記》等,近幾年都漸次整理出版了。除此之外,近年天津孫愛霞教授主編了《徐世昌文獻輯刊》,煌煌一百二十四巨冊,是徐氏著作的首次統整。這位北洋時期的文人總統僅現存詩作就有六千多首,其他各種造詣的確也都值得注意。
至於曹錕,一提到他,就會浮現賄選總統、豬仔總統的印象。他的賄選經過並非我們的主題,我在這裡想談的是他跟藝文方面的關係。曹錕為人比較實誠,一早就有「曹三傻子」的外號。年輕時因為家貧而輟學,在街頭賣布。後來賣布也無以維生,就參加北洋軍,那時他已二十三歲。所以相比其他人,曹錕少年時代接受的教育應該是最少的。但他在保定任職直隸督軍時,和張之萬(張之洞堂兄)之子張瑞蔭往來甚密,張瑞蔭推薦表兄李清芬為曹錕當秘書。曹錕知道李清芬擅畫,就請他不必管別的事,每天作畫,因此人稱「畫秘書」。不僅如此,曹錕還在與李清芬交流過程中,培養出對墨梅的喜愛。此外,曹錕還有一位過從甚密的幕友,那就是齊白石。齊白石初到在北京,靠的便是曹錕接濟。所以,曹錕後來下野,以書畫及詩歌創作自娛,大概就源自李清芬、齊白石對他的影響。1990年代有學者寫了本《布衣總統曹錕》,書中有這樣的話︰
曹錕雖然年少時沒怎麼讀書,但發跡後接觸的文人比較多,耳濡目染,自己的寫作水平也頗有長進,偶爾還能有一兩篇精彩之作。
這是後人對其人其詩比較中肯的評價──雖然所言仍有失粗略。現在上網搜索,會發現拍賣網上有不少曹錕的畫作。這些畫作固有曹錕題詞,但很少人注意到只要是墨梅,曹錕往往都會題寫一首七言絕句。更有趣的是曹錕下野後開始學佛,對於儒書也有所涉獵。他把學佛和畫梅結合在一起,稱為「梅花禪」,這方面我們容後再論。
曹錕賄選下台之後,馮玉祥和張作霖把幾年前因直皖戰爭下野的段祺瑞請出山來,作為名義元首,號稱臨時執政。臨時執政名義上是兼有大總統與內閣總理的職能,但段氏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馮玉祥和張作霖手上。段祺瑞的《正道居集》所收篇章有不少就作於此時。章士釗為此書作序,提到︰
釗亦以此道非公所長,意存獻可,而反覆視之,轉無以易。造意初若不屬,細審其脈自在。選詞初若生硬,實乃樸茂,非俗手所能。
這是章士釗對段祺瑞詩文的評價。我這幾年主持段集註解的計劃,在他《正道居集》的基礎上更補輯得詩文作品數十篇,可見段氏晚年在文化界還是頗為活躍的。不過若將段、曹二人的詩作相比,我更喜歡曹錕的詩──這當然是站在文學的角度。段祺瑞為人古肅,詩如其人,說理多而抒情少,雖是藹然長者之言,讀起來竟如偈語一般。而曹錕的墨梅題詩,卻往往兼有感世宗旨與自適情調。由此看來,真如宋人嚴羽所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稟賦才具不同,詩風也大相逕庭,而所謂學歷、文化,並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古詩講略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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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煒舜
歷史學家唐德剛說北洋時代前後十六年,每四年就是一個微型朝代,前四年(1912-1916)是袁氏當國,次四年(1917-1920)段氏秉政,接着四年(1920-1924)是直系曹錕與吳佩孚掌權。民國十三年(1924)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戰敗,由張作霖掌權。每四年一個輪迴。十六年中的七位北洋元首,有六位留下了詩作。他們的作品大抵可以分為感世、自適兩端,勉強可以對應儒家所說的「內聖」和「外王」吧。常言道「有德者必有言」,道德、學養和功名往往形之於外。文待於質,文學是有所依附的。不過,一旦質被否定了,那麼依附其上的文也往往遭到否定,這就是所謂「因人廢言」。人們常說袁世凱不學無術(甚或不學有術),如果從作學問的角度來審核,也許不無原因。晚清時期,袁世凱、張之洞分別擔任北洋與南洋大臣。張之洞學問、事功兼而善之,眾所周知。但急功近利的袁世凱對張之洞的作派就未必認同了。有一次,袁世凱不無自得地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學界怪傑辜鴻銘當時擔任張之洞的幕僚,聽到此語後反唇相譏道:「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袁世凱批評張之洞,固然有些囂張,因此遭到辜鴻銘嘻笑怒罵。
辜氏之語,無疑也影響到後世對袁世凱的判斷。但是,如果因為袁氏二十一歲投筆從戎,就把他前此所受教育的經歷都否定掉,我就覺得何遽至此了。二十一歲的年齡放在現在,大學都快畢業了。據記載袁世凱少年時,堂叔袁保恆讓他去北京家學中讀書,考取功名。袁世凱去北京讀了四年書,長進很大,據他自己說,那時為了考取功名,讀書竟累到吐血,可結果還是沒考上。十七歲時,他又回河南應考,又一次名落孫山。但有趣的是,袁世凱竟在鄉下贏得一個「袁書呆」的外號──只不過他此時讀的已經不是傳統的四書五經,而是各種兵法書籍。科場屢戰屢敗後,他轉而立志要做「萬人敵」,要手上掌控十萬精兵、橫行天下。
儘管袁世凱投筆從戎,但他對詩歌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興趣。袁的遠房侄子、民初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他在1970年代寫過一本《續洪憲紀事詩補注》,收錄了一百零三首七言絕句,講述他當年在袁家的一些經歷和見聞,每一首絕句後都有一段文字解釋。其中有一首談到袁世凱的詩才︰
韜居指顧望銅臺,不數阿瞞橫槊才。
猶記雄風傳詩句,一行獵馬急歸來。
大家都以為袁世凱是一介武夫,不通翰墨,但張伯駒說他的詩才實際上跟曹孟德有得一比。宣統年間,袁世凱遭到攝政王載灃忌恨,被迫告病辭官,回到老家彰德養病。他在這時寫了一首題為〈春雪〉的七律,全詩如下:
連天雨雪玉蘭開,瓊樹瑤林掩翠苔。
數點飛鴻迷處所,一行獵馬疾歸來。
袁安蹤跡流風渺,裴度心期忍事灰。
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隨野鶴去尋梅。
嚴格來說,「迷處所」和「疾歸來」的對仗未必完全工穩,但正因如此,卻營造出此聯的流動感,那一行獵馬馳驟的蹄聲乍然打破了琉璃世界的迷離,令人頓悟方向何在,氣勢開闊。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馮國璋相繼擔任大總統。他們的詩作不多,我們可先在這裡談一談。黎元洪的〈贊蔡濟民〉是一首四言悼詞︰
卓哉斯人,蓋代之英。河山毓秀,江漢鍾靈。
經文緯武,取義存亡。出師未捷,聯軍變生。
降此鞠凶,奪我元勳。神州抱痛,楚水無聲。
天荒地老,人往風清。瞻彼遺像,嗚咽不平。
蔡濟民是武昌起義中的義士,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後,蔡濟民主持謀略處,輔佐黎元洪。後來蔡氏於民國八年(1919)遇害,黎元洪因此寫了這首悼詞。此作韻腳是庚、青、陽、文通押,有嫌寬鬆,唯好處是行文典雅而富於情感。馮國璋的〈華安合群董事題詞〉也是四言,更具有古今交融之趣︰
賦稟求形,人生非偶。疵癘夭札,天司其紐。
今也不然,責由人負。華安所學,馳譽九有。
與善為市,自童而耇。願言長年,積金山阜。
欲盡從心,春成著手。保我大群,同躋仁壽。
華安是馮國璋早年入股的一間保險公司。保險行業始於英國,有眾人互助的動機,這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新奇玩意。於是華安公司就請了馮氏擔任,並題詞招徠顧客。馮氏題詞前段講到從前人人命運不同,夭壽各異,只能聽天由命,但現在卻能透過保險來互助互惠。而保險金也是一筆存款,儲存多年後也是一筆可觀的財產。末二句「保我大群,同躋仁壽」,不僅是告白,更含有世界大同的寓意。
與其他早年從軍的元首相比,馮國璋從軍前就讀私塾、書院的時間最久,文化水平應該更高,但他似乎對作詩的興趣不大。除了為華安公司的題詞外,現存馮國璋另一首作品則寫於甲午戰後。當時他被選為赴日欽差大臣裕庚的隨員,東渡學習軍事。在日期間,馮氏致力於研究西方近代軍事圖籍,此後編纂了幾部著作。途徑馬關時,馮國璋百感交集,曾賦絕句一首:
東赴日本過馬關,低首傷心恨難言。
暗立興國安邦志,青雲直上九重天。
此詩固然發自真情,在憂國憂民的同時又充滿自我勉勵之意,文字也流暢自然。但就格律而言,則頗有瑕疵:四句之中,僅有末句為律句,其餘三句皆否。又「關」屬上平十五刪,「言」屬上平十三元,「天」屬下平一先,三字皆不同韻。此詩充其量只能算作七言古絕。其實姑毋論韻腳與黏對,若將此詩四句全部調整為律句,並非難事。馮氏少時於詩歌創作當有訓練。然此詩格律如此,可見其已多年不為此道,故選擇彈性較大之古體。民國以後,馮氏為期刊題詞,往往採用散文,似亦可見他與詩道較為疏遠。
徐世昌接續馮國璋,擔任了四年大總統(1918-1922),在北洋諸元首中在位最久,但他的政府前兩年由皖系段祺瑞掌控,後兩年由直系曹錕與吳佩孚的掌控,徐氏其實僅為虛位元首。但他畢竟是前清翰林出身,對於文教非常關注,以「文治總統」自居。在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裡,把徐世昌比作梁山好漢「九尾龜」陶宗旺︰
田間釋耒東海徐,寄情水竹恣嬉娛。
揚搉風雅願在茲,詩城早築晚晴簃。
徐姓郡望為東海,因此徐世昌又稱徐東海。《晚晴簃詩匯》就是徐世昌主編的《清詩匯》兩百卷,到目前為止還是最大最齊全的清詩總集。汪辟疆在這裡提到了徐世昌寫詩和編詩。初步統計,他編著的書籍流傳下來的大概有三十多種,這是一筆很寶貴的財富。像他主編、自撰的《清儒學案》、《清詩匯》、《韜養齋日記》等,近幾年都漸次整理出版了。除此之外,近年天津孫愛霞教授主編了《徐世昌文獻輯刊》,煌煌一百二十四巨冊,是徐氏著作的首次統整。這位北洋時期的文人總統僅現存詩作就有六千多首,其他各種造詣的確也都值得注意。
至於曹錕,一提到他,就會浮現賄選總統、豬仔總統的印象。他的賄選經過並非我們的主題,我在這裡想談的是他跟藝文方面的關係。曹錕為人比較實誠,一早就有「曹三傻子」的外號。年輕時因為家貧而輟學,在街頭賣布。後來賣布也無以維生,就參加北洋軍,那時他已二十三歲。所以相比其他人,曹錕少年時代接受的教育應該是最少的。但他在保定任職直隸督軍時,和張之萬(張之洞堂兄)之子張瑞蔭往來甚密,張瑞蔭推薦表兄李清芬為曹錕當秘書。曹錕知道李清芬擅畫,就請他不必管別的事,每天作畫,因此人稱「畫秘書」。不僅如此,曹錕還在與李清芬交流過程中,培養出對墨梅的喜愛。此外,曹錕還有一位過從甚密的幕友,那就是齊白石。齊白石初到在北京,靠的便是曹錕接濟。所以,曹錕後來下野,以書畫及詩歌創作自娛,大概就源自李清芬、齊白石對他的影響。1990年代有學者寫了本《布衣總統曹錕》,書中有這樣的話︰
曹錕雖然年少時沒怎麼讀書,但發跡後接觸的文人比較多,耳濡目染,自己的寫作水平也頗有長進,偶爾還能有一兩篇精彩之作。
這是後人對其人其詩比較中肯的評價──雖然所言仍有失粗略。現在上網搜索,會發現拍賣網上有不少曹錕的畫作。這些畫作固有曹錕題詞,但很少人注意到只要是墨梅,曹錕往往都會題寫一首七言絕句。更有趣的是曹錕下野後開始學佛,對於儒書也有所涉獵。他把學佛和畫梅結合在一起,稱為「梅花禪」,這方面我們容後再論。
曹錕賄選下台之後,馮玉祥和張作霖把幾年前因直皖戰爭下野的段祺瑞請出山來,作為名義元首,號稱臨時執政。臨時執政名義上是兼有大總統與內閣總理的職能,但段氏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馮玉祥和張作霖手上。段祺瑞的《正道居集》所收篇章有不少就作於此時。章士釗為此書作序,提到︰
釗亦以此道非公所長,意存獻可,而反覆視之,轉無以易。造意初若不屬,細審其脈自在。選詞初若生硬,實乃樸茂,非俗手所能。
這是章士釗對段祺瑞詩文的評價。我這幾年主持段集註解的計劃,在他《正道居集》的基礎上更補輯得詩文作品數十篇,可見段氏晚年在文化界還是頗為活躍的。不過若將段、曹二人的詩作相比,我更喜歡曹錕的詩──這當然是站在文學的角度。段祺瑞為人古肅,詩如其人,說理多而抒情少,雖是藹然長者之言,讀起來竟如偈語一般。而曹錕的墨梅題詩,卻往往兼有感世宗旨與自適情調。由此看來,真如宋人嚴羽所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稟賦才具不同,詩風也大相逕庭,而所謂學歷、文化,並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古詩講略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