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香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榮譽研究員王春新博士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就香港股市大波動背後的原因、外資撤離趨勢、香港人才流失問題、新加坡與香港之間的競爭、中美金融衝突、人民幣國際化契機、香港如何從區域性金融中心升級為全球金融中心、與內地通關與否對香港金融中心影響、疫後香港經濟調整、香港樓價下調趨勢等一系列熱點問題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王春新表示，近來香港股市出現了“過山車式”的大幅波動有多重因素疊加，最重要的因素有三個：一是第五波疫情影響；二是俄烏衝突；三是和內地監管加強有關係。從今年的情況來看，前兩個因素影響比較大。他認為，雖然這次的三個因素相疊加給港股造成了很大的調整壓力，但都屬於外部性因素影響，對中長期影響比較小，而且香港資本市場的根基也沒有因此受到動搖。他估計，港股到今年下半年可能會開始慢慢恢復，年底到28000點都有機會。

對於外資撤離的問題，王春新認為，目前外資大規模撤離現象尚未發生，只出現了少量外資短期外流的情況。這主要是受到三個因素影響：一是疫情突然大暴發對外邊境管控比較嚴格帶來了一些不便，二是受到地緣政治危機影響，三是美聯儲加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從內地來的南向資金在持續流入，而且流入的資金量相當多。

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競賽跑道上，新加坡一直處於“作戰狀態”，頻頻出招吸引人才、企業及資金落戶，日前更是宣布放寬防疫限制並果斷邁向“與病毒共存”。對於如何看待來自新加坡的競爭，王春新表示，香港和新加坡雖然都同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它們的情況和特點卻不一樣，面對的市場也不一樣，各有分工。一是規模不一樣，香港金融規模比新加坡大很多。二是金融行業結構不同且區位優勢影響不一樣。三是金融市場功能不一樣，香港以資本市場為主，新加坡以外匯市場為主。王春新也指出，它們各自服務的對象不一樣，香港以中國內地為主，新加坡主要面向東盟市場。香港三元經濟中的金融業一直發展特別好，受香港本地經濟影響不大，因為它主要是為內地企業服務，香港股票市場80%市值來自內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和自由開放非常重要外，它的發展最終取決於其所服務的經濟體，也就是為誰服務。香港服務的是整個中國內地，而且總量越來越大，這也是新加坡很羨慕香港的地方。

至於香港如何從區域性金融中心升級為全球金融中心，王春新認為，未來香港要發展五大市場：一是亞洲最重要的資本市場；二是人民幣離岸市場；三是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樞紐；四是亞洲主要財富管理中心；五是要打造綠色金融中心。當然要做到上述，香港還要加強和內地合作，比如區域化發展、一帶一路等，內部則是要做好創新產業，同時解決居住問題，加強金融監管和風險管控。

對於如何看待疫情防控和香港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王春新認為，保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平衡最好的方法是動態清零。香港也可以針對特殊情況探索更好的防疫方式，但根據香港的情況也要有底線思維。一方面，香港是國際都會、國際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一個老齡化社會，且住房條件又不好。所以，在抗疫政策上要兼顧這兩個方面，且要有兩個底線思維：第一是生命安全至上；第二是要把和內地通關擺在首位。香港的金融發展非常重要的是內地因素，港股是內地經濟的晴雨表，所以和內地通關讓內地的企業來香港做生意、內地的金融人才來香港發展更重要。

對於後疫情時代的香港經濟發展，王春新認為要非常重視兩個轉變。他指出，全球經濟在疫後面臨兩大轉變，一是從傳統經濟轉向創新經濟，中美貿易戰最重要的是科技戰，誰能夠搶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未來發展就是誰說的算。二是從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區域化，這意味著全球化告一個段落，當然也不是說都沒有，而是未來整個市場會有各類的限制措施不斷出台。他認為，這種逆全球化的趨勢在短期內很難轉變，同時全球也出現了一個新趨勢，那就是區域化發展。其中，東亞地區的區域化發展最為重要。對於香港而言，還面臨另外一個轉變，即從回歸前的殖民管治轉向愛國者治港時代。因為不同的管治，目標和任務是不一樣的。愛國者治港除了發展經濟以外，更多的是要照顧民生、解決深層次矛盾問題。此外，他也就以後經濟發展發現給出了五點方向建議。

對於香港樓價下調趨勢以及美國加息對香港樓市影響，王春新認為，今年前三個月香港的樓價差不多跌了3.9%左右的水平。這次下跌和疫情失控以及俄烏衝突造成全球股市震盪有關，影響了香港樓市氣氛。不過這都是屬於短期的外部因素，對香港樓價的影響不會很厲害，而且幅度也不會很大，一旦下半年這兩個問題控制了，香港樓市的氣氛可能又會回來。他預計，今年大概會下調5%-8%左右，這也考慮到了加息的因素。他表示，從長期來看，就要看正負利率，正利率的時候香港樓市會調整下降，而負利率時香港樓市可能會長期上升。同時，他也指出，香港現在這套房屋發展模式是解決不了住房問題的，還得需要雙軌制和新居屋計劃。以下是具體訪談內容。

香港股市波動受到三大因素疊加影響

香港資本市場的根基未受到動搖

記者：近來香港股市出現了“過山車式”的大幅波動，恒生指數曾一度下跌觸及18000點邊緣。您認為，港股受到如此大衝擊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方面？您預計將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修復回歸？

王春新：這是多種因素疊加結果，最重要的因素有三個：一是第五波疫情影響；二是俄烏衝突；三是和內地監管加強有關係。從今年的情況來看，前兩個因素影響比較大。具體而言，有三個階段波動：第一個階段是今年年初開始到2月23日俄烏衝突之前，香港的恒生指數沒有太大變化。第二階段是從2月24日到3月15日，港股從23660跌到了18415，跌了5245點，差不多是22.2%的跌幅。這一階段主要就是受到了香港疫情大暴發和俄烏衝突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大震盪這兩個因素疊加影響。第三個階段是3月15日以後，內地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3月1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了專題會議，研究了當前經濟形勢跟資本市場的問題，要求要把發展作為執政第一要務，堅持資本市場的平穩發展，要求各部門要切實承擔起自身責任，積極出台一些對資本和市場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自此之後到了4月4日恒生指數又回到了22502點，回升了22.2%。

如果從一個比較長的周期來看，這一輪港股的調整從去年2月17日開始，到那時到達一個新高31084點。因為當時剛好是中國疫情防控已經做得很好了，資本市場的經濟也恢復的很快，所以香港股市就一下子衝上去了，那個時候的香港市值達到57000億美元，居全球第五位。但後來因為內地加強了一些監管措施以後就開始逐步調整，比如房地產市場調整對房地產板塊的影響比較厲害。所以，在內地監管調控的影響以及後來2月24日之後俄烏衝突和疫情大暴發三者因素疊加影響下，香港恒生指數從去年最高峰至今年3月15日最低點總共調整了12669點，差不多下跌了40.8%的水平。

我認為，這個調整只是受短期因素的影響，和過去金融風暴時候的調整還不太一樣。金融風暴下的股市調整是內部整個金融系統受到嚴重衝擊，加之全球經濟受到嚴重打擊，這對香港影響是非常大的。香港2008年在全球金融海嘯暴發之前，恒指最高峰是2007年10月30日31638點，但金融海嘯之後在2008年10月27日就突然只剩下了11015點，調整了65.2%。亞洲金融風暴時期，香港恒指從最高峰16820點調到了6544點，差不多調整了61.1%，這個調整還是因為當初香港特區政府及時入市才穩住的。所以，雖然這次的三個因素相疊加給港股造成了很大的調整壓力，但都屬於外部性因素影響，和金融危機下的內部性因素影響相比還是要好很多。

另外，這次和過去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於，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的香港股市主要是以香港本地企業為主，加上房地產大調整造成了很大傷害。但現在的香港股市有一半左右是中國內地企業，市值佔到8成左右。地緣政治和香港疫情給這些企業帶來的風險還是比較小的，因為他們的運作主要是在內地。根據前幾波疫情及海外經驗，最近香港股市大跌影響也會是短期的，對中長期影響比較小，而且香港資本市場的根基也沒有因此受到動搖。當香港疫情以及俄烏衝突緩和後，香港股市很快也就會慢慢恢復。我估計，港股到今年下半年可能會開始慢慢恢復，年底到28000點都有機會。相比去年底來講可能還會有一定的升幅，但要恢復到去年2月17日的階段性高峰可能還比較難，還需要一定時間。

外資大規模撤離現象尚未發生

內地南向資金持續大量流入

記者：國際金融協會(IIF)稱，俄烏衝突發生後，外資以前所未見的規模流出中國。尤其是今年3月份以來，境外金融資本從股、債市場加速流出，其中包括大量港股市場國際金融資本的流出。您如何看待外資撤離趨勢？這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將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

王春新：從目前來看，社會上可能關於外資撤離的輿論比較多。但其實外資大規模撤離現象是沒有發生的，只是少數且短期的行為。這主要是受到三個因素影響：一是疫情突然大暴發對外邊境管控比較嚴格帶來了一些不便，二是受到地緣政治危機影響，三是美聯儲加息。其中，美聯儲加息可能會帶動一些資金的回流，但主要是從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政治動蕩的國家抽走資金比較多。香港這邊有沒有呢？有，但相信是比較少量的，屬於短線、少量的流出。我們來看一些數據：

2月份港元兌美元匯率呈現走低狀態，4月5日下午五點多港元匯率為7.8326，是偏弱的，因為以前一般是7.75-7.76。另一個指標數據，4月4日香港銀行體系的結餘比1月底的高位大概減少了差不多202億港幣；而外匯基金的票據未償還總額比1月底的高位大概減少了379億港幣。從這個數據來看，的確是資金有少量外流的情況。因為過去如果資金流入香港，這兩個指標都是在增加的，但總量上其實減少並不多，甚至外匯基金票據未償還金額4月4日比2月底還增加了199億。這也說明資金少量流出主要是在2月底。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一些少量外資短期外流，但從內地來的南向資金卻在持續流入，而且流入的資金量相當多。3月份因通過港股、滬港通、深港通交易的南向資金中只有一天是淨流出的，其他全部是淨流入香港，總流入資金高達795億人民幣。其中，4月4日一天南向通的淨流入達到225億，當天港股漲了400多點。這也說明內地資金對港股還是有信心的，尤其是現在港股屬於低位，很多內地資金對在港上市的中資企業股也都比較熟悉，所以也會趁低位吸納。

雖然香港海外資金很多，但來自大中華和東亞地區的資金會越來越多。比如香港前一段時間公布了一個香港財富管理資金來源，2020年香港財富管理曾經有差不多超過4.5萬億美元，其中來自香港本地的資金差不多佔到36%左右，非香港的海外資金大概佔到64%。其中有10%是中國內地資金，再加上澳門、台灣，大中華資金來源差不多接近一半左右。另外，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日本、韓國和東南亞，所以來自東亞地區的資金差不多達到55%左右。歐洲和美國資金則是差不多佔到三分之一，所以香港的資金並不是都來自歐美。

除此之外，從銀行存款來看，香港2月底的銀行存款比去年年底增加1.5%，差不多增加了2209億港幣。過去幾年在正常情況下，每個月香港存款大概是增加700億，但今年前兩個月每個月增加1100億。去年一整年香港存款增加5830個億港幣，每個月大概增加486億，這個就沒有達到過去的平均水平，但是今年前兩個月反而是增加的比較多。所以，從銀行存款來看，其實也沒有太大的資金流出情況。

香港要正視人才流失問題但也要有信心

記者：香港總商會最新公布調查結果顯示，近期的香港移民潮導致技術人才流失，大大小小企業皆受影響，約38%受訪企業表示因員工移民離港而受到較負面影響。另外，香港的歐洲商會日前發表調查報告也稱，近半數在香港設點的歐洲公司考慮2023年全部或部分撤離香港。您如何看待香港人才流失的問題？您認為，香港應該如何提升吸引國際人才的競爭力？

王春新：我認為，香港出現人才流失問題也屬於是短期性的，一些人離開和前兩年的社會事件有點關係，也和比較嚴厲的抗疫措施有關，只要是疫情控制好了，這個局面就會好轉。香港歐洲商會調查的對象70%企業是少於100人的中小型跨國公司，但一般在香港總部的跨國公司都是在100人以上的。事實上，歐洲大型金融企業一般不會撤離，比如瑞銀等他們生意都做得比較好。影響比較大的可能是一些零售公司，因為疫情關係內地客也來不了，生意明顯受到影響。

對於人才流失的問題不用看得那麼悲觀，我們看到香港人口這兩年雖然在減少，但香港的就業人數卻在增加。比如2021年香港人口比2019年減少了11.76萬，其中2020年差不多減少了9.4萬人，去年減少了2.3萬人，但去年第四季度的就業人數卻比前年同期增加了5.03萬人。其中，高中以下學歷去年第四季度比前年增加3.17萬，包括文憑、副學位和學位在內的專上教育增加1.86萬人(當中大學以上學位增加1.67萬)。所以，雖然有勞動人口和移民情況存在，但香港市場的就業人數供應量其實沒有減少。

未來隨著香港的發展，的確也面臨人才不足的情況。勞工福利局曾發表過一個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指出，2027年香港對學士學位以上的人力需求增加31萬，到時候可能會欠缺差不多3.5萬，因此需要大力來培養吸引人才。當然，我認為，一方面要正視人才外流或移民問題，另一方面也要有信心。根據IMD去年12月發布的2021年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的人才競爭力在亞洲排名還是第一位的，在全球排名第十一位，新加坡是第十二位，說明國際機構對香港人力資源還是有一定信心的。

至於如何提升香港人才的競爭力，其實有很多辦法，比如現在很多大型企業推出了加強接班規劃和招聘計劃以及提升自動化和數碼化水平等，也有一部分企業通過提高工資和福利以及制定一些挽留員工的計劃等。另外，我們也看到IMD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對吸引和留住香港人才方面的隱憂，香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指標從原來的18位跌到了去年第26位，生活成本水平更是排第61位，是因為生活成本太高，尤其是住房上，這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打了一些折扣，這也是我們需要好好面對的問題。

香港和新加坡各有分工

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取決於其所服務經濟體

記者：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競賽跑道上，新加坡一直處於“作戰狀態”，頻頻出招吸引人才、企業及資金落戶，日前更是宣布放寬防疫限制並果斷邁向“與病毒共存”。有外媒报道，有一些國際企業也考慮減少在港人員，把經營重心移往新加坡等。您如何看待來自新加坡的競爭？您認為，應該如何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王春新：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亞洲四小龍，這兩個城市特別相像，所以一直有“雙城記”一說。然而，香港和新加坡雖然都同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它們的情況和特點卻不一樣，面對的市場也不一樣，各有分工。

第一是規模不一樣，香港金融規模比新加坡大很多。2020年新加坡金融業附加值是450億美元，而香港大概是767億美元。在世界金融行業的發展上，金融規模越大意味著影響力越大。第二是金融行業結構不同且區位優勢影響不一樣。第三是金融市場功能不一樣，香港以資本市場為主，新加坡以外匯市場為主。香港的資本市場要比新加坡大很多，特別是股票市場。新加坡的外匯市場則比香港的規模要大一些，尤其是家族辦公室差不多超過500家，當然家族辦公室占整個金融比重不大，主要和理財有關係。其次，香港人民幣市場比新加坡要大很多，香港是境外人民幣最大樞紐，而新加坡排名第三。再者，各自服務的對象不一樣，香港以中國內地為主，新加坡主要面向東盟市場。香港三元經濟中的金融業一直發展特別好，受香港本地經濟影響不大，因為它主要是為內地企業服務，之前提到過股票市場80%市值來自內地。所以，香港股市是中國內地企業的晴雨表，而不是香港經濟的晴雨表。另外，香港的銀行業中差不多超過45%的貸款和中資企業有關，中資企業的貸款越來越多，且這批中資企業和香港本地經濟關係不是非常大。因此，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市場可以說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對於未來發展，金融市場的要素很重要，比如是否自由開放。其實，香港的自由開放程度比新加坡要高，因為新加坡現在對一些金融活動還是有一些限制的，香港其實是全球金融體系在亞洲的重要節點。雖然亞洲美元市場在新加坡，但港幣其實就是小美元，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美元交易中心，而新加坡卻排在其後。在法制和稅收則是二者差不多。當然，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和自由開放非常重要外，它的發展最終取決於其所服務的經濟體，也就是為誰服務。香港服務的是整個中國內地，而且總量越來越大，去年我們的GDP超過17萬億美元，空間是很大的，這也是新加坡很羨慕香港的地方。從歷史上看，美國紐約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金融中心，除了其自由開放和法制以外，更重要的就是美國經濟總量長期位居世界第一，提供了很多的金融資源。倫敦之所為能夠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也是因為英國早期是第一強國，後來雖然被美國取代了，但美國將它作為在歐洲的重要金融據點，比如美國債券首先在美國發行，然後在倫敦進行第二次交易，因此倫敦佔到美國國債第二次交易量的70%，這也奠定了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中國未來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那麼我們對金融的需求將會更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還是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美國打壓中概股對香港反而是機會

記者：美國日前再度出招針對中概股，向五間企業發出除牌風險警示，這已是近月來第三批企業被列入除牌風險名單。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已經對中國發動“金融戰”？是否會對香港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王春新：我認為這應該還談不上“金融戰”，可以看成是中美金融方面的一些衝突或爭拗。美國要求百度、愛奇藝等五家企業提供證明自己不具備摘牌的條件，否則會被列入確定摘牌名單。這主要是源於2020年美國通過了一個問責法案，要求所有企業最遲在2024年要遵從相關的規定，其中要求中方要同意美國檢查人員全面審查相關企業審計底稿，而且要完全獲得相關的審計文件。他們認為這是代表美國投資者履行相關的職責需要，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要求，中美雙方仍然在就此問題進行談判中。

目前美國差不多有323家中概股企業，在高峰期時市值差不多超過2萬億美元。但因為此事之後，中概股股價大跌，股價跌了一半的企業佔到八成以上，比如阿里巴巴從高峰到現在跌了73%，京東也跌了55%左右。我認為，將來中概股企業也會有一些不同的取向，比如一些從事醫藥或是高科技的企業，他們可能會希望能夠在香港和美國同時上市。也有一些互聯網企業考慮乾脆退市，再到香港來上市。

到目前為止，這對香港的影響暫時不大，反而是一個機會。如果加快到香港上市的步伐，也會帶動更多的資金流入香港，給香港資本市場帶來更多的好處。前兩年我曾說過，如果全部中概股都來香港，香港整個股市市值可能排在全球第三位。最近香港也做了一些事情，前不久發布的新從財政預算案也提到了，特區政府準備允許沒有不同股權架構並屬非創新產業的大中華公司到香港來做第二上市，相當於是在向中概股招手。這個如果能夠做好的話，對提升香港金融平台的競爭力是有好處的。根據一些公司預測，比如，中金公司就估計大概有60個中概股公司可以滿足回歸香港條件，其中35個已經可以來了，另外還有25個公司在未來幾年也是可以符合要求的，而且這60個公司的市值佔到了差不多80%以上，都是比較中大型的公司。因此，美國打壓中概股對香港反而是機會，我們要好好地把握它。

香港可以從五個方面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

記者：在俄烏問題上，美國與歐洲等西方國家將金融武器化，包括限制俄羅斯銀行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以及凍結俄國商人資產。這也即時驚醒全球各國，需要加快去美元化步伐，降低對美元依賴，減持美債資產。您認為，這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是一個契機？香港應該如何把握住機會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

王春新：俄烏衝突以後，很多國家都開始用本地貨幣來進行貿易結算，這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有一個正面作用。全球金融變局以後，如何把握這個發展趨勢很重要。人民幣現在在全球的比重還不大，但未來是一個發展的契機。香港作為人民幣最大的離岸中心，可以進行人民幣國際化的各種試驗來擴大人民幣的需求量。當前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貨幣信心，國際衝突之後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是增強的。二是一定要有用處，只有擴大使用量才能讓貨幣周轉起來。

未來香港人民幣的離岸市場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做：第一，促進人民幣計價股票市場的發展，因為現在香港股市市值80%是中資企業，所以能否有一部分轉換成人民幣交易，同時未來來香港上市的企業能否有一部分可以實行人民幣交易，或者說是雙幣計價。實際上，今年財政預算案也已經開始研究如何讓一部分股票實行人民幣計價，如果這個能夠做好，對人民幣在香港的擴大使用是有很大促進作用的。

第二，要發揮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優勢，強化人民幣融資和交易功能，擴大周圍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人民幣業務方面的輻射，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些支撐。去年東盟和中國的貿易排名第一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東盟的投資也越來越多，很多企業通過香港去東盟投資。所以，我們能否把香港人民幣業務往東盟方向走，比如在東盟的一些開發區、自貿區，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多一些人民幣結算，或是通過貨幣互換增加東盟這些國家對人民幣的持有量。

第三，可以加快布局數字人民幣的應用，拓展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場景。剛剛生效的RCEP可以作為一個試驗平台，探索數字人民幣在RCEP的支付和投資方面的落地。其他與香港簽訂貿易和投資協定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在這方面做出探索。

第四，可以按照一國一議或一地一議的原則，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制定一些特別的人民幣服務方案，比如說有些國家的重點企業、重點區域、重點產業，通過一帶一路或是其他經濟合作方式，能否在人民幣方面拓展一些用戶。

以上這些都是香港可以來做的，這對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也是有好處的。

香港如何從區域性金融中心升級為全球金融中心？

記者：您曾在接受採訪時指出，香港現在還屬於區域性的金融中心，但未來有機會提升為全球金融中心。您認為，香港應該要從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從區域性金融中心升級為全球金融中心？

王春新：我先把金融中心分為國內金融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而國際金融中心又分為三類：一是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其影響範圍主要是區域而不是全球，比如香港、新加坡、東京、法蘭克福；二是特色國際金融中心，它不是全能冠軍，但單項做得最好，比如芝加哥以期貨為主，舊金山以創新金融為主，瑞士以私人財務管理為主；三是最高等級的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兩個：倫敦和紐約。它們的特點是規模大、人才多、功能齊全，也是全球金融產品定價中心、全球金融創新中心。其中金融中心定價權非常重要，比如歐元和美元的定價就是在倫敦，倫敦的外匯交易佔到全球40%以上，而石油的定價也是這兩個金融中心在定。

香港未來金融中心發展有三大新機遇：第一個機遇是在東亞半球，2008年金融海嘯暴發時，東亞地區經濟總量佔到20%左右，但去年佔到33.5%，意味著過去13年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這是不得了的。東亞地區發展有三大動力：一是科技創新，二是內部消費，三是區域合作。未來20年東亞地區的經濟總量將可能佔到全球一半，這是全球經濟結構的大變革，會帶來全球金融中心的發展。那麼，東亞地區有哪些金融城市可以作為類似於倫敦和紐約這樣一個全球金融中心？我一直認為，上海將來會是中國的紐約，香港是亞洲的倫敦。

第二個機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就是科技革命，這個科技革命會帶來社會財富的大量增長。麥肯錫公司就預測未來到2025年，僅僅移動互聯網等11個重大技術突破，每年就可以增加幾十萬億美元的附加值。同時，科技發展帶來的收入分配是扁平化的，在科技產業發展時代也會有大量中產階層崛起，為我們的財富管理帶來很多機會。

第三機遇是我們國家進入新征程、新發展、新時代，比如十四五規劃等都給香港帶來很大的發展機遇。

因此，未來香港要發展五大市場：一是亞洲最重要的資本市場；二是人民幣離岸市場；三是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樞紐；四是亞洲主要財富管理中心。新加坡和香港在這塊上都很厲害，但香港未來更有機會。為什麼？因為未來亞洲中產階層更多的會出現在中國，目前中國有4億人是中產階層，到2030年可能有8個億，到2040年可能有10個億。這樣一來，財富會大量增加，對財富管理的需求也會隨之遞增，香港有機會變成亞洲乃至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五是要打造綠色金融中心，大灣區規劃給香港的一大任務是要打造一個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未來香港不僅是大灣區的中心，也可能是亞洲綠色金融中心。現在香港的ESG做得不錯，將來還要進一步大量培養人才，制定一些綠色金融標準等。

當然要做到上述，香港還要加強和內地合作，比如區域化發展、一帶一路等，內部則是要做好創新產業，同時解決居住問題，加強金融監管和風險管控。如此，香港要打造成一個全球金融中心就很有希望。

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關鍵要有底線思維

記者：有輿論觀點稱，香港現在防疫路線上總是反覆地在做仰臥起坐加大自我消耗，您如何看待疫情防控和香港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您認為，與內地通關與否對香港金融中心有何影響？

王春新：我認為，保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平衡最好的方法是動態清零。根據IMF數據，2020年全球經濟下跌3.1%，中國內地經濟增長2.3%；去年全球經濟增長5.9%，而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是8.1%；這兩年全球經濟平均增長1.3%，而中國內地則是增長了5.2%。從絕對數來看，我們都看到動態清零的優點所在。從相對數來看，中國經濟這些年比全球經濟增長都要快，過去五年，差不多是快2.5個百分點，但過去兩年則是要快4個百分點。從這也可以看出，中國內地的動態清零政策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

香港也可以針對特殊情況探索更好的防疫方式，但根據香港的情況也要有底線思維。一方面，香港是國際都會、國際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一個老齡化社會，且住房條件又不好。所以，在抗疫政策上要兼顧這兩個方面，且要有兩個底線思維：第一是生命安全至上，截至4月5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116.2萬人確診，去世人數達到8136人，死亡率是0.7%。其中不同程度的疫苗接種情況死亡率差別很大，接種兩針或以上的死亡率要比沒有接種的相差29倍。這次死亡人數中80歲以上老人佔到71%，如果80歲以上老人全部都接種了兩針以上，香港死亡率就會從0.7%到0.18%，整個死亡人數也會減少74%。所以，防疫的底線思維之一就是對生命的尊重，要做好預防措施，特別是疫苗接種。

第二是要把和內地通關擺在首位。雖然國際金融中心很重要，但剛才也講過香港的金融發展非常重要的是內地因素，是內地經濟的晴雨表，所以和內地通關讓內地的企業來香港做生意、內地的金融人才來香港發展更重要。同時，通關還有兩地家庭團聚的因素考慮，很多人都兩年沒有回家了。

疫後香港經濟發展

三大轉變值得注意

記者：疫情對全球經濟都帶來了嚴重衝擊，您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香港經濟發展前景？您認為疫後香港經濟面臨哪些方面的調整？

王春新：全球經濟在疫後面臨兩大轉變，一是從傳統經濟轉向創新經濟，中美貿易戰最重要的是科技戰，誰能夠搶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未來發展就是誰說的算。二是從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區域化，不管是疫情、中美貿易戰還是俄烏沖突都在朝著這個方向轉變，這意味著全球化告一個段落，當然也不是說都沒有，而是未來整個市場會有各類的限制措施不斷出台。這種逆全球化的趨勢在短期內很難轉變，同時全球也出現了一個新趨勢，那就是區域化發展。其中，東亞地區的區域化發展最為重要。所以，香港未來後疫情時代的發展要非常重視這兩個轉變。

對於香港而言，還面臨另外一個轉變，即從回歸前的殖民管治轉向愛國者治港時代，這個轉變是非常大的。因為不同的管治，目標和任務是不一樣的。愛國者治港除了發展經濟以外，更多的是要照顧民生、解決深層次矛盾問題。因此，香港疫後經濟發展要做好以下五個方面：一是要激勵創新，把創新產業發展擺在第一位，打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環境，同時要在北部都會區打造一個大規模超過30平方公里的科技創新產業平台，建議在西部通道所在地流浮山加上填海開發打造出一個香港科創產業發展的地方。二是要加快提升金融業，具體怎麼做前面已經講了就不再重複了；三是要解決居住問題，保護居權，建議採取雙軌制，出台新居屋計劃的政策，如果這個政策能夠出台的話，那麼很快就能夠解決居住問題，劏房、籠屋等問題在10年內也可以將其掃平。四是要對香港重新進行城市布局，按照“北接中優南拓”這個方向進行推進，產業布局則是北科技、中金融、南物流。五是要提升管治水平，提升決策效率。如果這六個方面都能夠做好，那麼疫後香港的發展就更有希望。

記者：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日前通過對社交媒體以及多項經濟數據觀測分析得出結論：香港市民對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達至最高。您認為，應該如何提振香港市民對香港經濟发展的信心？

王春新：疫情已經持續兩年多，雖然特區政府花了超過6000億港幣來支持抗疫，但畢竟因為經濟還不正常，也影響了就業，所以大家有悲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未來從短期來看，還是要繼續撐企業、保就業，不能讓更多的企業倒閉和更多的市民失業。除此之外，當疫情受控後香港要儘快制定發展規劃策略，包括科技創新、金融業、房地產等一步步出台相關政策，從而達到振奮人心的目的。

其中，不僅要有大的規劃，還應該要讓大家覺得和自身利益切身相關，比如推出新居屋計劃，讓大家可以去申請，並且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上樓，這樣大家就會有希望。再者，要儘快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貧富差距、住房等問題，事實上香港是有足夠資金和經濟實力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要出台相關的政策。當然，如果通關後，我們也可以和內地加強合作，在中央支持下可以讓更多的人來旅遊，然後進行經貿合作，比如年輕人可以到珠三角看看有什麼發展機會，這樣對我們提振經濟信心、消除悲觀情緒都是有好處的。

今年樓價下調趨勢大概在5%-8%

長期調整情況要看正負利率

中評社：差估署公布最新樓價指數，今年以來樓價的跌幅擴大至2.9%，其中2月創下了2018年底39個月以來的最大單月跌幅。您如何看待此波香港樓價的下調趨勢？美國加息對香港樓市影響有多大？

王春新：你關心的這個問題非常好，問到點子上了。結合4月1日中原最新公布的數字，比上一個月又跌了0.98，應該說今年前三個月香港的樓價差不多跌了3.9 %左右的水平。我認為，這次下跌和疫情失控以及俄烏衝突造成全球股市震盪有關，影響了香港樓市氣氛。不過這都是屬於短期的外部因素，對香港樓價的影響不會很厲害，而且幅度也不會很大，一般是跌個5%-10%左右，一旦下半年這兩個問題控制了，香港樓市的氣氛可能又會回來。總體來講，今年的樓價可能還是一個調整趨勢，大概在5%-8%左右，這也考慮到了加息的因素。

從長期來看，就要看正負利率，正利率的時候香港樓市會調整下降，而負利率時香港樓市可能會長期上升。所謂正利率是指利率超過通脹，負利率則是通脹超過利率。今年估計美國可能至少會加息6次或1.5厘左右，明年可能還會再加兩三次，利率可能會到兩厘多，但這個水平是否能夠控制住其通脹很難說，因為現在美國的通脹已經到7%以上了。所以，如果美國通脹控制住了，就會停止加息，否則可能還會持續加息。對香港而言，美國加息，香港不一定會同步加。過去美國加了好幾次，香港才開始加。

所以，香港利率的加幅在今年內可能不會像美國那麼大，在今年要轉為正利率是比較難的。今年前兩個月，香港通脹是1.5，在全球影響下可能下半年還會再升一些大概到1.8-2%，但香港利率在今年內還達不到這個節點，未來如果繼續加息則有可能產生變化。比如美國繼續加息的厲害，那麼香港樓市可能會做比較大的調整。但如果美國加息到一定程度，經濟突然崩潰了或是衰退了，那麼反過來就會減息。我們關心樓市及其樓價是對的，但香港現在這套房屋發展模式是解決不了住房問題的，還得需要雙軌制和新居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