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仁良

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是特區政府和教育界高度重視的議題。事實上，特區政府在過去十數年一直透過不同渠道推動和加強青少年對祖國的認識，更投放了大量資源，用以資助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隨著香港國安法的落實，教育局亦對國家安全與國情教育的課程框架進行調整，將高中通識教育科重新命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然而尚未針對相關交流項目作出具體改善安排。

交流計劃宜設評估機制和標準

樹立對祖國的正確認識，是培養愛國情懷的基礎。其中內地交流計劃可讓學生獲得直觀體驗，親身認識祖國，讓年青一代可以更好把握未來的發展方向。可惜的是，特區政府一直較為著重增加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項目的數量和參與人數，較少關注項目質量的評估和監控，以致大量旅行社承辦的交流團行程走馬看花，未能使學生留下深刻印象，遑論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至於校本交流資助計劃下的項目，由學校與教師負責組織策劃，大多以學科相關或主題調研的形式開展，相比旅行社交流團，總體成效較佳。不過，項目的質量，同樣取決於校方的重視程度和帶隊教師的投入，全港只有少數中小學有定期舉辦交流，因此各校之間的活動數量，以及教師的籌備經驗亦參差不齊。

若無法提高及保障項目質素，要藉著交流計劃增強青少年的國民身份認同，即使多努力為之，仍是成效不彰。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考慮進行資源重組，建立一套完善、客觀和具備比較性質的評估標準和機制，並負責監管項目質量；由教育局提供支援，挑選具備教育事業背景或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士為內地交流項目把關。例如：交流項目須設定明確、並與課程安排相符的學習目標，由帶隊教師在活動前、中、後期為學生進行內容詳情通報和總結匯報來收集反饋，用以評估質量。

促進兩地青年建立朋輩關係

另一方面，青少年要建立對國情的了解與對國家的親切感，宜早不宜遲。筆者認為，內地交流活動必須兼具“知、意、行、情”，除了要關注知識層面的拓展、教學目標的清晰連貫、學生的參與程度外，還要幫助兩地學生建立朋輩關係。

內地交流活動可在各個階段採取不同安排。在小學階段，交流可在歷史、傳統文化等主題下開展，並側重“情”的連結。例如：組織學生參觀紀念館或歷史遺址，從實物實地中深入認識祖國的歷史，由景及情。更可考慮通過中港姊妹學校的安排，配對兩地學生，交流期間結伴出行，讓他們自小建立朋輩關係，藉此加強兩地青少年的溝通和了解。到了中學、大學階段，交流則可聚焦環保、科技創新等議題，如安排學生到訪騰訊、華為等企業，了解國家科技前沿和產業的發展情況。也可以舉辦兩地跨校學術比賽，以加強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了解。親身體驗的成效遠大於課本說教，讓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循序漸進地拓展對祖國歷史與未來的認知，可增強情感上的共鳴。

資源用得其所

教育局在立法會文件中透露，待疫情緩和及兩地恢復通關後，會持續籌辦及資助學校舉辦涵蓋不同主題及參訪點的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通過這些交流計劃，學生可多角度親身體會國家在歷史、文化、經濟、教育、科學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深化課堂所學，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估計2022至23年度的預算開支為1.15億港元。筆者期望有關開支能用得其所，在執行方面要細化活動安排，訂定標準，設立評估機制。

筆者明白，社會人士對“國民教育”一詞有負面聯想。但身為中國人，學習國家歷史和傳統文化是理所當然的，也是教育必須涵蓋的元素。過去有一些年輕人受偏頗報道影響，對國家認知過於片面，因此幫助他們建構全面的認識是必要的。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