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遠舉
在全國疫情吃緊、各種消息令人惴惴不安中，《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正式發布，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作出部署。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這個意見在社交媒體上，被錯誤解讀了。
在社交媒體上，有人誇張地說：在全國統一大市場時代，中央對經濟運行能夠完全掌握，精準收集消費數據，然後形成一套算法，直接將社會的運轉邏輯全方位運算出來，實現“按需生產”，避免產能過剩，就成為人工智能執行的完美的計劃經濟，美其名曰“智能經濟”。在這樣一個價值體系中，每一件產品在生產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費者是誰，未來每一分錢的來龍去脈都將被追蹤；每一個人所創造的價值都能被精準記錄，所有的行為都將被監控，這樣大家只需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去創造價值就可以了，這必然會使大家各歸其位、各盡其才。中國經濟正在切換到一個全新的操作系統！
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統一的是市場，不是市場中的企業；是統一市場，不是一統市場。不是供銷總社、各級分社，你要買東西，就找供銷社的公務員送上兩條煙。
某種程度上，這種誤讀，是我另一篇文章中所言的“民間輿論與改革失去互動”的又一例證。
考慮到現在市場預期的普遍現象，這些過度、錯誤的解讀，可以理解，卻需要澄清。
建立全國統一市場，一直是改革的目標。這不是一個新提法。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地方保護很難普遍發生。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實行的，以“財政包幹”為核心的行政分權改革，在調動地方政府改革和發展積極性的同時，使地方政府產生了追求地方利益的動機，在發展地方經濟的過程中出現了地方保護。
199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就有相關論述：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
此後，建立統一市場的提法一直存在。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健全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堅持平等准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形成高效規範、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
2021年12月，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時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設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暢通流動。
不過由於地方利益，即使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確立的今天，地方保護主義仍時有發生。地方政府確有動機搞地方保護主義，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
根據經濟學家陸銘、陳釗的觀點，分割市場對於當地即期和未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倒U型的影響，對於超過96%的觀察點來說，市場分割有利於本地的經濟增長。相關論文指出，為了避免省與省之間以分割市場的方式追求經濟增長而陷於“囚徒困境”，就需要通過中央政府的協調，並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推動市場整合，獲得經濟增長的國內規模效應。
上面這段話，簡單說就是，各省都有發展經濟、獲得更好的GDP增長的動機。如果他們同時選擇不禁止外來產品，那麼，中國會有更高的經濟增長，各省也能獲益。但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省份，禁止其他省份的產品，那麼，這個省的企業既能把產品賣給其他省份，又能獨佔本省市場，就能獲得更大的銷量，從而提升GDP。當一個省這麼做了，其他省份也會跟隨，最後，各省發現，自己的東西都賣不到其他省份了，那麼，最好的選擇就是地方保護主義。
在這樣的“囚徒困境”當中，表面上各地都從分割市場中獲益，但實際上整個中國經濟，當然也包括各省份，會為此付出規模不經濟的代價。
在“囚徒困境”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因素是，在中國城市化聚集的大趨勢下，地方政府為了對抗大城市化的聚集效應，也會採取地方保護主義，儘量避免虹吸效應。
但是，地方保護雖然提高了公司收入，卻降低了要素資本（包括勞動力和原料）流動，使得該地區企業勞動工資率升高，推高企業生產成本，降低微觀組織經濟效率。從更高層面看，地方保護也妨礙了產業聚集，阻礙了形成區域、乃至全球層面的競爭優勢。從而阻礙了地區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發展。
某市政府辦公廳曾向各市直機關和各鄉鎮農場下達喝酒指標，市政府接待處10萬元，市公安局2.5萬元，某鎮7萬元，全年共需完成200萬元。這麼做是為了保護本地酒廠，把公款招待的費用花在本地酒上。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是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網絡消除了地域的差距，廠家在網上可以直接接觸各地的消費者，並通過物流把商品送到消費者的手上。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貨物不再是同品牌的大宗貨物，各地要審查這種商品流動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所以，無法阻礙一般消費商品在各地之間自由流動。消費者也無法察覺到地方保護主義。
所以，在某些微妙因素的影響下，面對統一市場的提法，就會產生錯誤解讀，而恐懼又是自媒體的流量來源之一。
事實上，在很多行業，特別是審批密集型行業，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大量存在。2011年，一些省份受“電荒”影響，為保證省內電力用煤供應，通過徵收或上調價格調節基金等方式限制煤炭出省。
地方政府重投入的行業，更是地方保護主義的重災區。比如，分布式光伏發電行業長期存在“路條”倒賣的問題，國家能源局也多次發文禁止“路條”倒賣。前幾年光伏興起，許多太陽能企業一哄而上，各地都有相應的企業。分布式能源開發需要行政審批，當地就會保護原有的企業，本地企業在土地審批和並網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其他地方的企業想進入當地市場會遭遇障礙，當地企業就可以倒賣自己手中的行政許可，這就是所謂的路條。顯然，“路條”倒賣亂象之下，本地企業“空手套白狼”轉手就掙大錢，但國內市場被割裂得七零八落，市場競爭機制難以發力，不能優勝劣汰，市場集中度高不上去，中國光伏就缺乏競爭力。
▲ 國家能源局曾在14年10月內連續三次發文治理光伏“路條”倒賣
新能源車也有這個問題。近幾年在全國兩會上，一直有汽車界的代表、委員呼籲推動建立新能源汽車全國統一市場。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2018年3月就曾直言，儘管國家已經制定了新能源汽車的相關標準，但地方仍然設立各自的新能源汽車目錄或設定差異化的地方標準，進行地方保護。其實，新能源汽車設置地方標準、門檻，也是一個源於傳統內燃機汽車地方保護主義的做法。很多地方的出租車、公務車、公交車、網約車的採購中，都少不了保護本地品牌或地產車的土政策。
新能源汽車地方保護主義危害極大，屬於政府之手對市場的不正當干預，不但影響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容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還利用地方土標準干擾了國家既定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路線，造成新能源汽車產業版圖扭曲。2020年10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意在引導新能源汽車產業有序發展，推動建立新能源汽車全國統一市場，提高產業集中度和市場競爭力。
五菱汽車生產的宏光MINI，適應了市場需求，成為爆款。這一車型將特斯拉拽下國內新能源汽車銷量榜第一，被譽為“五菱神車”。不過，緊接着，宏光MINI EV就無法拿到某市新能源免費牌照，而且，幾乎全部微型電動車——車長4.6米以下、售價低於10萬元的新能源汽車都可能無法獲得新能源汽車牌照，而本土企業產品Ei5卻剛剛完成改款，車長正好4.6米，價格也在10萬元以上。
再比如各地對外地車牌的限制，就是明顯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行為。各地本可以用道路通行費用、城市高架ETC等方式對全國車輛實行一視同仁的交通疏散措施。但實際上，最終成了歧視外地車牌。考慮到車牌背後的居住證、戶籍、社保等前提，這就是對人的限制。
全國統一市場，不僅涉及到經濟、貿易。
從更高層面看，它涉及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地方保護主義很多時候，表現為限制人的流動。比如，前段時間，所謂呼籲救救縣中的呼聲，本質上是保護地方教育局的政績，最終的政策結果就是在初三學生身上實行更嚴厲的戶籍制度，把好學生留在本縣，從而提升本縣的高考成績。但這些學生不能到本省更好的高中，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權益受到了損害。
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就是要讓所有要素平等地流動起來，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從市場基礎制度規則，從市場平台設施、要素和資源市場等維度，高標準和高水平推進全國市場統一性建設。嚴格落實“全國一張清單”管理模式，解決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存在的不正當干預、隱性壁壘門檻等突出問題，全面打通制約國內大循環的堵點，促進各地企業優勝劣汰，促進經濟向規模發展，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
從長遠看，建立全國統一市場、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無論對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還是本地區企業的長遠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統一市場的建立，更重要的在於促進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某種程度上，人們對統一市場的誤解有多深，證明加快建設統一市場有多必要。
（作者係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南都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