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兆佳

國家領導人在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時，已經明言“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能否全面準確貫徹的關鍵，因為只要愛國者才能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初心和真諦，讓“一國兩制”能夠全面和準確實踐、並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於1984中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麽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因此，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加快培養愛國的政治人才、並把他們放在適當的位置上非常重要和迫切。鄧小平在1984年10月曾提議：“在過渡期後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業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人參與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參與不行，不參與不熟悉情況。在參與過程中，就有機會發現、選擇人才，以便於管理一九九七以後的香港。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 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着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然而，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愛國力量在香港持續不斷受到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排斥、打壓和香港“主流”社會的歧視，難以發展成為龐大的政治勢力。即便香港回歸已經是既成事實，但英國人仍然拒絕與中方合作培養和任用愛國的政治人才，而且對中方在這方面的努力百般阻撓和設置障礙。與此同時，英國人卻致力扶植華人公務員、親英人士和反共反中分子成為政治人才，意圖迫使中方在回歸後在愛國政治人才短缺的情況下不得不起用英國人精心培育的政治人物。在形格勢禁的情況下，中央在回歸後只好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起用那些經由英國人提拔的政治人物，致使愛國人士在特區管治架構中的數量寥寥可數。再加上部分那些擔負管治香港的主要責任的人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愛國人士有着不同程度的懷疑和抵觸情緒，所以對愛國力量在回歸後的壯大和發展不但欠積極，反而諸多抗拒，對中央提出扶持愛國力量的要求經常陽奉陰違，甚至用盡辦法“拖後腿”。在“不干預香港事務”的大原則下，中央也難以在香港大力開展壯大愛國力量的工作。相當部分在過渡時期積極協助中央“另起爐灶”安排香港回歸事宜的愛國人士基本上也投閑置散。“愛國者治港”從而也只能是空中樓閣。不少愛國者心情抑鬱不平，對特區的領導人心懷怨懟，對從政亦意興闌珊。

在“愛國者治港”未能實現之同時，回歸後香港的管治一直處於艱難和失效的狀態，不但政治鬥爭此起彼落，政局長期不穩，政治體制不受尊重，管治精英不受信任，政府威信持續低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舉步維艱，社會民生深層次矛盾愈益惡化。更為嚴重的，是在危機和困難重重的環境下，不少肩負管治任務的人員除了表現出管治意志、能力、擔當和勇氣不足外，他們還缺乏“國之大者”的襟懷、視野和承擔，沒有能夠在重大事務上從國家民族的安全和利益的視角思考和處理問題，反而往往傾向從狹隘的“香港本位主義”出發，對内外敵對勢力百般姑息和討好，甚至罔顧因此而對國家民族所造成的損害。再有就是，由英國人扶植的反對勢力在香港回歸後更不斷壯大，肆無忌憚宣揚反共反中意識，處心積慮阻撓“一國兩制”的實踐，銳意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惡意攻擊和詆毀愛國人士，和挑撥離間香港人與中央和内地同胞的關係。隨着時間的過去，反對勢力愈趨偏激，而且與外部勢力深度勾連，共同形成了一股越來越龐大的危害“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反中亂港”力量。過去十多年，内外敵對勢力更策動了一波又一波、帶有“顔色革命”内涵和目標的大型政治運動。

愛國力量薄弱以及備受特區管治者的貶抑和反對勢力的圍攻，使得“愛國者治港”原則無從體現，這毫無疑問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難以全面準確實踐的最重要原因。2014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特意重新强調“愛國者治港”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大意義。它指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鄧小平强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内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愛國是對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説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

尤為重要的，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把香港回歸後所碰到的重大困難和動亂歸咎為“愛國者治港”未能充分實現。2021年1月27日，習主席在聽取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述職報告時强調：“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一個深刻道理，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寳龍2021年2月22日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發言時坦率承認“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回歸二十多年後尚未實現這個基本事實。他表示：“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

至此，為了確保“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踐、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及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央不得不把儘快實現“愛國者治港”提升為一項至關重要的戰略任務。在中央眼中，管治香港的政治人才的能力和才幹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心態和人格特徵，特別是他們是否懷抱“國之大者”的胸懷和抱負。如果一個人不是時刻心繫家國，並以報效國家民族為個人的光榮和使命，則這個人便不可能是一名合適的治港者。因此，過去兩年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寳龍多次對肩負治港責任的愛國者提出有關思想和人格上的嚴格要求。

在上述的2021年2月22日的研討會上，夏寳龍强調：“凡是治港者，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原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綫，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他進一步指出，愛國者和反中亂港分子在三個方面有明顯的區別。一是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是對愛國者的最低的標準。二是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國家不是抽象的，愛國也不是抽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們這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裡，可以允許有不同政見，但這裡有條紅綫，就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並强調“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理應先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夏寳龍表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在愛國標準上，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肩負管治責任的人士來説，理應達到以下幾點要求：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二是堅持原則、敢於擔當。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掌握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人必須勇敢站出來，站在最前列，把維護“一國兩制”作為最高責任，同那些挑戰“一國兩制”原則、破壞“一國兩制”實踐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三是胸懷“國之大者”。要站在這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局，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四是精誠團結。把全社會的正能量激發出來，從而形成愛國者治港的强大力量和聲勢。     

夏寳龍2021年7月16日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講話時表示。新的形勢和情況對治港的愛國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們不僅要愛國愛港，還要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也就是說，他們不僅要想幹事，還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一是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二是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具有戰略思維和宏闊眼光，注重調查研究和科學決策，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逢山能開路、遇水能架橋，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平。三是善於為民衆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者。樹立市民至上的服務意識，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始終貼基層、接地氣。特別是要聚焦廣大市民關注的事，花大力氣採取務實有效的辦法加以解決，每年辦幾件讓廣大市民看得見、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實事，以施政業績取信於民。四是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做有感召力的愛國者。五是善於履職盡責，做有責任心的愛國者。對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管治者，廣大市民期待很高，各方面都很關注，希望他們展現出新氣象新風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用工作的實際成效來贏得廣大市民的口碑，不辜負中央的期望。”2022年3月9日，夏寳龍在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再就愛國治港人員的精神狀態提出標準。他表示，愛國者要做到“五有”：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維護國家安全，推動香港發展。

毋庸諱言，中央對肩負管治香港任務的愛國者之所以諄諄提出期望，其實是對回歸以來香港的管治者在思想心態和工作表現上有所批評，尤其是他們在應對“佔領中環”、“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等特大危機時所呈現的膽怯、不足和缺失。同時，中央也表明中央決心加大力度培植、組織和起用愛國政治人才，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得以充分實現。

2019年10月31日，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決定要“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對此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作出闡述：“以愛國者為主體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必然要求。必須確保行政長官由中央信任的愛國者擔任，符合愛國愛港或愛國愛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香港或澳門社會認同等標準。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也必須以愛國者為主組成。行政長官領導的管治團隊作為治理特別行政區的第一責任人，需要不斷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當前，港澳内外環境出現了許多新變化，管治也面臨不少新問題、新挑戰，更加需要特別行政區政府敢於擔當，善於作為。”

要儘快和充分實現“愛國者治港”，加大力度培育和起用愛國者的政治人才，已經是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當務之急。為了有效推進這項重大和複雜的政治工程，中央必須發揮不可替代的領導作用，而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則需要積極和誠心予以支持和配合。為了順利開展這項已經遲來了的政治工程，一系列急迫的工作必不可少。

首先，“反中亂港”勢力必須要從香港的選舉過程和管治架構中徹底驅逐出去，杜絕他們利用香港的政治體制培育接班人，讓有志從政的英才對“反中亂港”分子“怕而遠之”，最後是要完全消滅“反中亂港”勢力，讓越來越走向滅亡的“反中亂港”勢力沒有能力阻礙愛國者政治人才的成長和壯大。香港國家安全法和特區選舉制度的深刻改革在遏制和取締“反中亂港”分子上已經取得赫赫成果。為了完成愛國政治人才培育的大業，在未來一段頗長時間内，遏制“反中亂港”分子的高壓態勢不能放鬆。

第二，必須防範和抵禦外部勢力破壞愛國政治人才的培育。毫無疑問，外部勢力會不斷對愛國人士及其家人朋友進行抹黑、利誘、威逼、詆毀或制裁等不道德手段打擊愛國者政治人才，阻止他們加入愛國陣營、迫使離開或背叛愛國陣營、削弱他們的政治威信或政治能量。海外媒體、外國政府和政客、西方智庫、社交平台和潛逃在外的“反中亂港”分子在此發揮很大的破壞作用。特區政府可以制定具針對性的法律來打擊這類損害愛國政治人才培育的行為。

第三，對於愛國政治人才的培育和任用必須有頂層設計和由此而衍生的制度、政策和機構，不能假設有了香港國家安全法和新的選舉制度後愛國政治人才便會大量湧現。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需要擬定一套長遠的發展和任用的戰略和部署，並與愛國力量一起聯手推進。這套戰略應該包括人才的物色、鼓勵、分類、培養、考核、監督、任免、調配、紀律處分和問責等方面。由於國際形勢愈趨複雜嚴峻，而特區管治的管治工作又愈趨繁複和艱巨，愛國政治人才的視野、魄力、擔當、勇氣、定力和智慧至關重要，尤其是他們對國家、中央和特區的忠誠和他們與外部勢力鬥爭的意志和能力。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翹楚可以成立一個總攬全局的最高機構，統籌和協調各有關部門和單位的工作，並因應工作成效和形勢的變化而調整愛國政治人才培育和發展的戰略和部署。

第四，中央官員、特別是中央駐港官員，特區政府高層官員和愛國力量的領導人應該利用與社會各界密切接觸的機會物色和鼓勵有從政意向和能力的人士。部分經常在媒體和公開場合曝光、活動和發表意見的愛國人士應該具備成為愛國政治人才的潛質，因此應該是關注的對象。“反對派”人士當中有才幹者，如果願意接受香港的憲制秩序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體制，亦應該是羅致的人才。當然，也有需要建立有志從政人士“毛遂自薦”的途徑，避免出現有政治價值的“漏網之魚”。

第五，可以把中央和特區政府所掌管的政治職位分為不同類別和等級排列成為政治事業發展和晉升階梯，把有政治潛質、政治能力和從政意向的愛國人士分配到不同職位上進行鍛煉，並在嚴格考核他們的表現後決定是否對其作進一步的發展和提拔。中央所掌管的政治職位主要是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全國和各級地方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以及各類國家級和地方級的機關、機構、組織和團體的職位。香港特區政府所能掌握的政治職位為數不少，包括主要官員、法定機構的管理人員、諮詢組織的成員、地區團體的負責人等。

第六，應該在中央與特區政府掌握的政治職位之間建立“旋轉門”，讓愛國政治人才得以在兩類職位之間流動，從而讓愛國政治人才能夠取得在内地和香港從政的經驗，提升他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這會有利於推動内地與香港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特區政府公務員對國家的認同。

第七，鑒於相當部分愛國政治人才不一定把從政作為終身事業，並傾向游走於政治職位和非政治職位之間，如何保障他們可以同時兼顧政治事業和非政治事業便十分重要。因此，在政治機構和非政治機構之間設立“旋轉門”便不可或缺，“旋轉門”可以讓愛國政治人才不在政治職位時得以在商業機構、智庫、大專院校、媒體、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間團體任職。在政治政治人才培植上，那些非政治機構更可以成為愛國政治人才的“蓄水池”或“人才儲備庫”。相對與香港的私人商業機構，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應該更能發揮重要作用。那些由愛國人士領導的商業和民間機構也可以積極作出貢獻。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領袖應該大力鼓勵、獎勵和支持非政治機構參與愛國政治人才培養和任用的工作。

第八，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顯示，智庫在培養政治人才上發揮顯著的作用。除了作為政治人才的“蓄水池”或“人才儲備庫”外，那些專注國際事務、國家發展、香港政治狀況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智庫更是政治人才的“搖籃”，讓政治人才茁壯成長，並為中央和政府源源不絕提供政治人才。遺憾的是，相對於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香港智庫的發展仍然處於較低水平，研究的質量參差不齊，而且往往流於“理論”和“空談”，與實際情況脫節，又不一定能夠切實考慮到政府的能力和局限、特別是在財政方面。中央和特區政府一方面要在政府内部設立强大的研究單位，也要大力扶持民間智庫的發展，包括向智庫提供經費、鼓勵大型商業機構和民間機構資助或贊助智庫的工作。在可能的情況下，中央和特區政府可以加强與智庫交流合作、為他們提供研究所需要的數據、材料和協助，這樣不但對它們的研究工作有幫助，也會讓它們的研究能夠更能合乎政府和社會的需要以及更具備實際可操作性。

第九，公務員體系應該作出改革，減少其封閉性，讓外界的政治人才可以直接進入公務員體系的高層任職。長期以來，高層公務員絕大多數都由内部晉升而來，外界人士要加入公務員隊伍一般只能從低做起。如此一來，公務員隊伍頗為封閉，形成一套獨特的公務員文化，講究穩妥、程序和合法，缺乏創新精神和勇氣擔當，久而久之與社會越來越脫節，也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内外環境。近年來，公務員隊伍的工作表現乃至其紀律性屢受詬病，已經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從愛國政治人才培育的角度來説，高層公務員也應該是政治人才的來源之一。應該把公務員隊伍的高層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内開放，政府部門的領導職位可以向外招聘，讓外面的人才在政府内部發揮作用，引入創新思維和知識，打破過往高層公務員因循守舊、謹小慎微、和怯於擔當的陋習，讓他們更能擔當策劃、參與和推動制度和政策改革的工作。政務職系一直是公務員隊伍的核心，素有“天子門生”的稱號，負有制定政策和掌握政情民意的責任。政務官人數不多，大概一千人左右，擁有獨特的和不斷在職系内傳承的精英文化，内聚力強，具排他性，内部繁殖，並執掌大多數政府高層職位。在過去“公務員治港”的格局下，政務官作為一個“封閉”的、自詡為“通才”的群體發揮領導和協調整個行政機關的關鍵作用。然而，當香港在回歸後面對瞬息萬變的國内外形勢和香港内部局勢時，政務職系人員作為政府領導人的缺點和不足也就表露無遺，尤其在視野、勇氣、魄力、擔當、專門知識和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責任感方面。事實上，隨着主要官員問責制的引入，制定政策和統籌協調整個政府工作的職能已經從政務官轉移到政治任命的問責團隊，因此可以通過開放政務體系，從政府内部其他職系、社會上和外地招攬人才以達到更新和强化的效果。反過來，一個開放的和奮發有為的政務體系也可以為愛國力量源源不絕供應政治人才。

第十，不單政務職系有需要改革，就連整個公務員隊伍也有改革的必要。有志從政的愛國精英應該有機會直接短期進入公務員隊伍的高層工作，同時為那個頗為保守的隊伍注入新活力和新思維。同時，那些愛國精英可以從中積累行政經驗，為他們日後的政治事業添加優勢和資歷。

第十一，要鼓勵和支持愛國者更多組織起來參加各類選舉活動，讓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區議會或其他地區團體的愛國者能夠通過選舉更密切聯繫和服務社會各界和基層民衆，從而擴大、强化和鞏固愛國力量的群衆基礎，讓“愛國者治港”更得民心、更能反映民意。毋庸置疑，參與選舉是培育愛國政治人才的有效手段，而經歷過選舉“洗禮”和考驗的愛國者會肯定是治理香港的政治人才的重要來源地。以參與各類選舉為主要工作的愛國團體和社團應該得到中央、特區政府和整個愛國陣營的關顧和支持。

第十二，媒體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佔有顯赫位置，是培育愛國政治人才的重要地方。一方面要從媒體招攬政治人才，另一方面則要把那些有潛質的愛國者分配到重要媒體之内進行磨練。愛國陣營急需那些能夠與香港和海外人士溝通、講好國家和香港故事、駁斥敵對勢力造謠抹黑和為香港爭取到話語權的愛國幹才。

第十三，回歸後，香港的地區和基層組織和網絡處於散亂和荒廢狀態。原因有幾個：其一是特區政府沒有適當投放資源構建地區組織和網絡，而原有的組織和網絡又在得不到政府重視的情況下愈趨廢置，難以發揮政治組織和動員作用。其二是地區和基層愛國團體雖多，但群衆基礎不夠廣闊和扎實，資源有限，缺乏統一領導。雖然中央和特區政府對它們有一定影響力，但難以依靠它們成為堅實和有力的政治力量。其三是反中亂港分子在地區層面也具有相當的實力，2019年在“修例風波”期間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更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後，區議會内的反中亂港分子基本上已被肅清，但他們在不少基層組織和地區内仍有影響力。為了培育愛國政治人才，中央和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强地區和基層組織的建設，包括適當下放權力和投放更多資源，同時加强對它們的領導和協調，讓它們成為那些有扎實群衆基礎、擅長群衆工作的政治領袖的來源地。

第十四，毋庸置疑，愛國政治人才必須在實戰鍛煉中產生和成長，但正規、基礎和理論訓練也不可或缺，特別在提升政治人才對國家、“一國兩制”、基本法、香港政治體制和公共政策和國際事務的認識。特區政府新成立的公務員學院可以擔負部分培訓工作，其培訓課程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内可以對外開放。中央和特區政府也可以通過與内地和香港的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合作設計和成立各種課程來培訓愛國政治人才，包括因應環境和形勢變化而推出的短期培訓課程。

最後，用不同方式把愛國政治人才組織起來，對他們的培訓和任用非常重要和有利。香港不太需要那些擅長“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而是那些能夠與其他人團結起來、遵守紀律和一致行動的政治人才。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領袖因此需要協助和扶持各類政治組織和政治網絡的發展，並把它們與其他愛國團體和領袖納入一個廣泛的、以愛國者為主體、擁有相當的精英和群衆基礎、並接受中央的領導和指導的“管治聯盟”之中，並讓這個“管治聯盟”成為肩負主要管治職責的愛國者的堅强後盾和人才的來源。

總而言之，培育和任用愛國政治人才關乎“一國兩制”的千秋大業，急不容緩，時不我待，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必須努力和合力推進這項政治工程。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橙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