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候，香港迎來了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這是新選制下的首次行政長官選舉，也是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選舉，標誌著香港特色民主制度邁出新的步伐。目前行政長官提名期已經結束，選舉主任在提名期限內共收到1份提名表格，該候選人為李家超，他獲得的有效選委提名數為786名。香港各界紛紛對李家超參選表示支持，贊同李家超日前提出的政綱，熱切期待香港選出一位符合“五個善於”及“五有”條件、有擔當能作為的新行政長官，在當前極為困難的內外環境下，帶領香港勇毅前行，不斷開創新局面。在《紫荊》雜誌5月號上，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發表獨家署名文章，探討香港新任行政長官面對的內外挑戰和未來施政重點。

文｜香港 劉兆佳

新任香港行政長官就職後，他將要面對一個前所未有、複雜兇險的外部環境和一個充滿挑戰性的內部環境。他和他的管治團隊要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中維護好國家和香港的安全、頂住來自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對香港的制裁和打壓、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找準定位、提升特區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強化特區政府預警和應對危機的能力、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擴寬香港的產業基礎、以改革創新的政策和措施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通過教育和其他舉措實現“人心回歸”。他所領導的特區政府要迎難而上，而且會備受考驗，但要完成的肯定是偉大和光榮的歷史任務。要想克服困難、實現良政善治、達成政策目標和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扭轉香港過去的困局，鞏固中央在香港撥亂反正所取得的成果，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打下堅實的基礎，新任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無疑任重道遠。相信在中央的領導和指導下，加上愛國力量的鼎力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應該有能力攻堅克難，開拓創新，為“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踐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開啟新的篇章。

過去幾年，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實踐都進入了歷史發展的轉折點，成敗得失懸於一線。回歸前後尚未解決的、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重大矛盾不斷累積，交叉重疊，而且愈趨惡化和複雜，並因為“修例風波”而徹底暴露和大規模爆發出來，釀成香港史無前例的特大危機。不過，特大危機的暴露和爆發也迫使中央下定決心，採取果斷措施和行動徹底解決危機背後的重大矛盾和因素，有效遏制了內外敵對勢力，實現“愛國者治港”，讓“一國兩制”能夠在新的基礎上穩步前行。然而，這個過程必然充滿挑戰性，並會引發不少新的摩擦和帶來一些不確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令本已嚴重的經濟社會民生狀況雪上加霜，導致各種深層次矛盾急速惡化，政治不穩定因素陡然增加，也加劇了特區管治的困難。國際環境不斷惡化，西方世界對香港愈趨不友善，亦使得香港的內部問題更趨嚴重化和複雜，香港將無可避免地面對越來越多的艱難和挑戰。

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外來挑戰

過去十多年來，香港面對的國際環境越來越複雜和兇險。中國的急速崛起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增，引起了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恐懼和反彈。它們將中國定性為美國歷史上首次碰到的“同級戰略對手”，認定中國的崛起會摧毀美西方的世界霸權，嚴重損害它們的利益。它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遏制，在中國內部特別是邊陲地區製造動亂，並力圖拉攏中國周邊國家構築圍堵中國的“銅墻鐵壁”。美西方不再相信香港能夠成為它們可以利用的“顛覆基地”，反而一口咬定香港已經變成助推中國崛起的“幫兇”，以及踐踏民主和人權的“兇手”。過去一段時間，美西方對香港的打壓源源不絕，包括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貶損香港的國際聲譽、對香港的個人和實體施加各種制裁、削弱與香港的聯繫、在香港宣揚反共反中思想、以不同方式插手香港的管治、與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聯手策動暴亂、削弱香港對國家發展的價值、阻撓香港成為那個由中國推動的反美西方霸權的金融和服務中心等。毫無疑問，美西方日後會繼續成為影響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因素。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以及尚未完結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必將對國際局勢產生巨大和深遠的衝擊，把一些對香港這個開放的、與美西方關係頗為密切的國際大都會發展不利的趨勢和因素進一步強化。它們包括：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金融和貿易秩序加速崩塌，世界進入失序和動蕩的局面；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愈趨猖獗；去全球化特別是貿易和金融去全球化加快；去美元化趨勢增強，美元作為促進國際貿易、投資和儲備的角色逐漸下降；金融、貿易、網絡和科技保護主義肆虐；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斷裂；各地人員的交往陷於停頓；美國進入加息周期，令不少發展中國家陷入困境；通貨膨脹衝擊各國經濟；糧食、能源、礦物和商品供應短缺危機日趨嚴重；美西方更加忌憚中國的崛起並加大對中國的遏制力度，並且把越來越多的東西“武器化”，尤其是美元、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外國存放於美西方的財政儲備和資產，以及科技、貿易、媒體、藝術、教育和意識形態等。

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是世界將會出現兩個意識形態、核心利益和遊戲規則不同的陣營。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擔心自己正在走向衰落和越來越忌憚被挑戰、越來越排外的西方陣營；另一個是由中國推動，聯繫俄羅斯、伊朗、巴基斯坦和眾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部分東南亞國家）所組成的反對美西方霸權的陣營。這兩大陣營在貿易、金融、科技、安全、標準、規則乃至文化等領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脫鈎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過去作為中西方橋樑和通道的角色將難以為繼，而香港從美西方所能得到的發展機遇和“特殊優惠”將會不斷被剝奪。

在愈趨嚴峻的國際格局下，美西方對香港的制裁和打壓將會更為嚴厲和頻密，對香港的穩定和發展必將造成衝擊和損害。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其未來發展的戰略定位必須是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維持與美西方的經濟、貿易和金融聯繫的同時，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的能力，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與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經貿聯繫，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從而讓香港能夠得到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新的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的動力。

香港的內部環境充滿挑戰性

來自香港內部的挑戰因為過去十多年的動亂和內耗已經越來越嚴重和複雜，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環境的巨變令這些問題更為擴大和惡化。這些挑戰包括：儘快控制或者結束新冠肺炎疫情，恢復與中國內地和外部通關；落實好國家“十四五”規劃關於香港的部分、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強深港合作特別是香港與前海的合作；在心理上和行動上處理好“脫西入東”（即與美西方關係愈趨弱化、與國家和亞洲地區關係愈趨密切）的歷史大趨勢，支持和配合國家所推動的反對美西方霸權陣營的建設；妥善應對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金融動蕩，紓緩其為香港人所帶來的困苦；保護好香港的外匯儲備，減少對美元和其他西方貨幣、資產的依賴，做好準備應付突如其來的金融動蕩和危機；應對好愈趨嚴峻的經濟民生狀況，特別是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貧富懸殊、住房問題、醫療衛生問題、能源和糧食價格上漲、年輕人就業與向上流動等；確保與香港人生活息息相關的糧食和日用品供應充足和價格不至於難以承受；推進有利於建構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和政策改革，克服反對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扶持新的產業，拓寬香港的產業基礎；加大力度推進教育和思想工作，促進“人心回歸”。

內外挑戰對新任行政長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要妥善應對內外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以及在嚴峻環境下落實施政藍圖，香港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須儘快提升。新任行政長官應該在以下方面切實著力推動。

首先，需要組建一個強有力、有家國情懷、勇氣擔當超群、銳意創新和具備廣闊和長遠視野的領導團隊。亟須在政府內部、香港社會、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網羅各方面的英才，尤其是那些有助於應對金融風險、推動經濟發展、開拓新產業、破解民生問題和提升教育質素的專才。這個領導團隊必須儘快以驕人政績來建立管治威信，為香港人帶來希望和憧憬。

第二，在治理香港的過程中，虛心接受中央的領導和指導，切實執行中央的指令，並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在維護國家安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上，特區政府肯定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也會切實行使全面管治權，對特區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和問責。

第三，與中央通力合作，加大力度進一步壯大和團結愛國力量，包括設立相關的制度和制定合適的政策、物色和委任愛國人士進入各種行政和政治職位接受培訓和磨練。行政機關應該積極與由愛國者主導的立法會加強合作、相互支持。特區政府應該強化與社會上愛國團體和人士的聯繫，並在有需要時組織和動員他們支持和配合政府的政策和行動。

第四，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以往所堅持的“積極不干預”或者“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思想已經不合時宜，必須徹底揚棄。取而代之的當然不是無所不管的政府，而事實上也不可能，但是在今後香港經濟發展、與內地強化經濟聯繫、貫徹國家“十四五”規劃有關香港的部分、開拓新產業、減少壟斷、改善民生、改革教育、促進“人心回歸”等事務上，新任行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絕不能夠是“不干預”的“小政府”。這個政府也一定要能夠在重大事務上“幹成事”，並以實際成績贏取中央和市民的信心和信任。為了強化管治效能，必須優化、簡化和改革那些阻礙政府施政的、過時的和多餘的法律、法規、程序、慣例和機構，讓政府能夠在“拆墻鬆綁”下提升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速度和效率，加快問題的解決，尤其是要節省日益珍貴的公共資源。

第五，推進特區政府的改革，提升特區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主要包括：提升各政策範疇的統籌協調，為重大政策訂立明確目標；強化行政會議的政治戰鬥力，特別在國際上爭取話語權的能力；加強政府領導團隊對公務員的領導和駕馭，強化政府內部的紀律、問責和執行能力；嚴明和改進公務員的考核和任用標準，不能過度看重“論資排輩”；講求工作成效和施政目標的達致，而並非以“程序”和“投入”為鵠的；獎勵創新、改革和進取；鼓勵對國家和民族盡忠盡責；從香港社會、內地和外部適當引進精英人才進入政府高層，尤其要開放政務體系；加強戰略和政策研究；設立重大危機研判、預警和應對機制。

第六，回歸前港英政府把部分原來屬於政府的職能和權力交付給一群新成立的法定機構，由於政府的相關部門與那些法定機構之間的協作出現不順暢的情況，導致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連貫性和協調性。特區政府對法定機構的領導、協調和問責必須加強。

第七，回歸後香港原來的諮詢組織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不但難以負起培訓人才的作用，更沒有發揮專業人士和精英階層支撐政府施政和提升政府威信的作用。各類諮詢組織必須得到強化並成為特區政府施政的親密夥伴。

第八，在應對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時，香港基層和地區組織的薄弱和散漫對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構成很大的掣肘。今後必須加強地區和基層組織的建設，讓特區政府更能了解、聯繫、組織和發動群眾，為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建構更扎實可靠的群眾基礎。

結語

總而言之，香港的前路多艱，新任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任重道遠。不過，在一個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斷提高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在中央的指導、督促、支持和問責下，在愈趨強大的愛國愛港力量的大力襄助下，我們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成為一個奮發有為、開拓創新、讓人耳目一新的政府，在極為困難的內外環境下砥礪前行，為國家和香港的安全與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