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構想最先在香港實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歷史性重要作用。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筆者從歷史親歷者的角度，回憶講述了“一國兩制”設想的由來、回歸以來的風風雨雨以及對香港前景的思考。

文｜香港 鄭耀棠

香港回歸，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香港有過150年被港英殖民管治的時日，這裡的中國歷史文化傳承曾在中途被奴化教育刻意割斷。當中國向世界表明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如何避免流血、衝突甚至戰爭，妥善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實現安然過渡？考驗決策者智慧。國家採用了“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設想的由來

“一國兩制”的偉大在於尊重歷史、尊重現實。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央已開始派人來香港調研考察，結論是國家必須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同時要尊重香港同胞一貫的經濟和生活習慣模式，達致平穩過渡。鄧小平先生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他在1984年6月22日會見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時曾說過：“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城市經濟發展，相信香港人自己可以管好香港而不用北京派人來管治，甚至提到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以吸取資本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寶貴經驗。這些設想在當年來說是十分大膽而開放。

在歷時四年多的基本法草擬及廣泛諮詢過程中，處處體現著開放、民主，以及充分信任香港人，這是筆者在參與過程中的深刻感受。除了公開吸取香港人意見外，中央透過不同渠道也收集各方人士意見，不斷修正、完善“一國兩制”的體現模式，過程中吸納了資本主義一些方面的先進性如經濟管理、金融制度等等，真誠期望造就香港成為一個比內地城市更新型、更先進的城市，並且以“特別行政區”來區別於內地城市。

“兩制”認知的歧義

遺憾的是，在草擬香港基本法期間，發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令不少香港人對內地產生很大的顧慮和懷疑；西方敵對勢力借機攻擊“一國兩制”，在中、英兩國政府談判過程中妄想推倒重來，並對香港進行各種形式的滲透，過程驚心動魄，當時也令中央承受一定的壓力。但為照顧香港人的心理狀態，令回歸能平穩過渡，中央在一些社會政策上不得已地作出一些讓步，例如在1990年通過和頒布的基本法中，將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寫進去，而集體談判權則要暫時擱置。

廣義來說，香港同胞是愛國的、具有民族自尊感，因地緣上只是一河之隔，與內地同胞同源同種，家鄉情重，中國文化承傳也很自然。但由於百多年來的殖民地式教育、西方社會長期抹黑新中國，加上早年內地政治運動頻繁，令不少香港人對執政黨產生恐懼、懷疑和疏離感，對於“兩制”認同多於“一國”。不少港人以資本主義制度優越性為傲，視“五十年不變”為教條，高築防火牆，抗拒與內地溝通接觸，這也給敵對力量提供了可以鑽的空隙。因此，如何令香港同胞普遍認同“一國”根本，發揮“兩制”優勢，是一個艱巨的過程。

廿五年回歸路阻力重重

要去除百年殖民地式的東西，實現恢復行使主權和人心回歸，1997年之前的15年過渡期和之後的25年回歸路，總有跌跌碰碰，不暢順的地方。過渡期間，中、英兩國的角力頻仍，國家對此也有充分考慮，在必要時候，以我為主，另起爐灶。 1994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我和其他31位全國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會議提出議案，對末代港督提出的“三違反”政改方案在1997年6月30日予以終止，並按基本法在同年7月1日建設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該議案在1994年8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中央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時即實施符合基本法的政制。順利過渡後，發現當初以為回歸後港人可以同心共建家園是一種很單純的想法。重溫鄧小平文選，了解到領導人在決策時也對未來不是平坦之路已有思想準備。回歸後的實踐證明，一百多年西方殖民地式教育及其思想已在香港人思想意識上留下根深蒂固的影響，很多人的腦子都被奴化教育遺下不良影響。部分市民對國家的印象停留在貧窮落後，有待改進；另一類帶有政治偏見的人始終認為中國等同於極權、不民主。更大的問題在於特區政府內部，一些高官的思想仍停留在港英時代，比如聽慣英國國歌的他們，一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便極不自然。筆者在回歸初期進入行政會議，接觸到不少政府高官，言談間感到他們常懷念過往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的種種，說不出口的後半句是“沒有英國人便不能成事”，因而極不屑與內地官員接觸，甚至千方百計“築起圍牆”或“挖濶河道”，隔離香港與祖國。這反映出一些高官的被殖民心態很強烈，甚至成為了一種圈子文化，令當年有心做事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推行一些好的政策時也遭遇很大的阻力，例如要推行奏國歌、公民教育也被視為無必要。這種被殖民心態和意識形態令回歸後十多年間推行改革都寸步難行，“一國兩制”觀念、家國情懷、認同中央政府的風氣更是難成。

此外，回歸後因沒有及時進行去殖民化工作，以及沒有大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反倒被敵對勢力乘虛而入，將扭曲和仇視中國的思想不斷滲透至學校、傳媒及社區之中，尤其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的不正之風與貪污腐敗個案，經常被本地傳媒利用來造謠抹黑，刻意妖魔化以至去中國化。 2019年“黑暴”中蓄意針對中資機構及攻擊愛國人士，正是這種恐共仇中思維的極端反映，也是西方敵對勢力在港推動顏色革命的鐵證。

愛國主義教育如逆水行舟

2014年的非法“佔中”事件及2019年的“黑暴”，徹底暴露出香港社會的複雜性，是各種政治力量為明爭暗奪管治權而進行的一場大博弈。物極必反，這亦令不少香港市民更清醒，深刻反思香港存在的問題。

2020年幸得中央出手，推行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明確“愛國者治港”，堅持在“一國”之下實行“兩制”的原則，逐漸在社會上贏得愈來愈多的和聲。

不能不提的是，愛國工會、社團、民間團體等出錢出力支持愛國行動、慶祝回歸活動。例如1998年成立的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每年在回歸紀念日及國慶節等重要日子舉行慶祝活動，宣揚愛國意識、民族文化及國家政策。這些並非只是歌舞昇平般簡單，而是向港人介紹國家發展成績和綜合國力，讓港人分享國家榮光的機會。又例如1993年27個民間團體組成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進行基本法普及教育，在逆境中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工作。筆者在參與這兩個組織的多年工作經歷中，體會到中國歷史、中華文化的教育與推廣宣傳是長期工作，不容停步，應久久為功，潛移默化。

回歸初期，如何加強兩地交流溝通也是一個難題。一方面在於中央政策限制各省市官員來港，而香港官員又不願與內地官員接觸，形成很多人為的溝通阻隔。因此，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筆者在回歸初期成立“中港關係策略發展研究基金”（現“香港發展研究基金”），發揮民間組織的溝通橋樑作用。曾致力推動24小時通關、“一地兩檢”及河套區發展等，以民間智庫提出這些倡議。猶記得當年建議被一些特區政府官員嗤之以鼻，有幸目睹至今都一一落實執行，尤其呼籲推動河套地區的發展轉眼已二十多年，如今也開始見到起動實現的步伐，甚感欣慰。

香港的定位與前景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到，“五十年不變”不是一個數字問題而是哲學問題。筆者認為這啟示我們要從宏觀上看待“變與不變”，因為“一國兩制”是建基於歷史、現實和長遠的考慮，而不是短期或權宜之計，故此不應被數字、年期所束縛。

看待香港問題必須承認歷史、面對現狀，才能堅定前行的信心。承認歷史就是認識到，在百多年港英殖民管治下的洗腦教育、缺乏公民教育對港人的影響，是不可能用兩三年時間徹底改變的。 25年回歸路上所遇到的種種阻滯和走過的彎路都是正常的，因為有歷史的因由導致的內部矛盾和人心不一，也有外部敵對勢力和冷戰思維所帶來的干擾。

“一國兩制”是一個整體，香港應在“一國”之下發揮“兩制”的最大優勢。只要相信“一國兩制”是符合國家長遠發展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便應百折不撓、堅定向前，不要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或否定香港存在的價值，反而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深入思考應用甚麽方法更好地推動落實，不斷優化完善，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香港人首要是定好位，不盲目追隨西方虛偽的民主自由，認知到香港只有根在中國大地，背靠祖國，才能有大好的前景。香港人更要學習做主人，學習如何治理好香港，加強與內地的緊密聯繫與合作，探索如何實現大灣區融合，與灣區內地城市攜手把大灣區建設為“共同家園”。

總結香港回歸廿五年實踐的經驗，加強港人認識國家和認同中華民族文化是刻不容緩，而且應該有策略、有部署、有系統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弘揚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並且要持之以恆。要大張旗鼓宣揚愛國主義，結合國家發展的歷史和經驗，在社會上樹正氣，剎歪風。只有在愛國家、愛民族、愛中華文明文化的土壤中培養出的管治人才，才能令香港走上人心回歸、落實“一國兩制”的光明正道。

（作者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發展研究基金主席、香港工聯會前會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