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先生在《政綱》開首強調“以結果為目標”的治港理念，又在《政綱》最後一點提到要“充實國民教育體系，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這喚起了筆者對特區教育早日撥亂反正，切實創建“一國兩制”相適應教育體系的憧憬。就“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方面，筆者有以下三項建議供李家超先生當選後制定教育政策時參考：

第一，全面落實“兩文三語”政策，積極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眾所周知，語文具備工具性和人文性。就人文性而言，語言有延續民族歷史、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也是去殖民化的關鍵要素之一。普通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是現代漢語的標準語。因此，香港有必要全面落實“兩文三語”政策，積極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這樣，將有助增強特區居民對國家的認同並加速融入至國家發展大局中去。為此，筆者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採取以下措施：

首先，特區政府應發揮帶頭示範作用，積極提升全體公務員及立法會議員的普通話能力，並規定各級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在公開性場合以普通話發言，潛移默化地確立普通話的官方地位。與此同時，公務員調升至某高級職位時，也應先通過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測試，這樣，才會引起各級官員對普通話足夠的重視。

其次，特區教育當局應為學校掃除不必要的政治障礙，釐清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工具價值與人文價值，並確立“普教中”的教學語言政策，分3至5年在全港官立及資助學校分階段實施。與此同時，小學語文科課程更應有系統地向學生介紹漢字的簡化規則，以便學生從小能夠讀懂內地出版的圖書，增強對國家方方面面的認識。

最後，特區教育當局一方面應加強“普教中”語文教師的培訓，另一方面宜逐步鼓勵並培訓其他學科教師運用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這方面的工作，可借助內地師範大學，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力量協助。與此同時，建議特區政府設立獎勵機制，經過評估後，對於能夠純熟地運用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的教師作出一定的獎勵，如增加一個薪級點，或做滿若干年享有若干個月有薪進修假期，或於申請升任高級職位時作為必要條件等。除此之外，教育當局也可以考慮借助外力，仿效現行的“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或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從內地引入合適的中文科教師和普通話科教師，協助香港特區加速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根據中國《憲法》第19條，“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制定教育政策的自由，惟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關乎到年輕一代對國家歷史和文化的認識，關乎到民族的溝通、融合與國家認同，這正是香港回歸25年以來，至今仍未做好的事情。因此，筆者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坐言起行，落實“以結果為目標”的治港理念，站在更高的位置來看待這個問題，敢於要求一眾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帶頭示範，並從制度上確立以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的政策及其短、中、長期目標，更要做好教師培訓工作，及擴大普教中教師人才庫，這才是“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應有的表現。

第二，加強“國史教育”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國家地理”教育。

眾所周知，個人的出生地和居住地是決定一個人國民身份的關鍵要素，所以世界各國政府都非常重視自己國家的地理教育。惟香港20多年前的課程改革，肢解了“中國地理”的學習內容，國家地理的課題分散至小學常識科、中學綜合人文、生活與社會、地理、通識教育等學科中。加上在“校本管理”政策下，各校所開設的課程又各不相同，導致大部分學生對自身國家地理的認識殘缺不全和流於碎片化。

筆者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積極重建“一國兩制”相適應的“國家地理”課程，具體的措施可以透過修訂小學常識科和中學地理科的課程綱要，以議題的形式加插以下與國家地理相關的學習內容於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中，或索性以“我的祖國”或“國家地理”單元課程的形式組織以下的學習內容，有系統地對學生進行教育。建議課題包括：(1)中國疆域與區域、(2)中國地形與地貌、(3)中國水文狀況、(4)中國不同區域的氣候、(5)中國自然資源、(6)中國自然災害與治理、(7)中國能源需求與應對、(8)中國省級行政區劃分及其分佈、(9)中國國土的分離與統一、(10)中國不同民族的區域分佈與民族風情、(11)中國農業、工業、商業和科技發展、(12)中國海陸空運輸、(13)中國可持續發展方略、(14)香港特區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等。

正規課程是學校教育的主軸與核心，其他的一切（包括活動和環境）都只是影響教育的周邊因素，故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教育當局在新形勢下盡早糾偏，聚焦於課程規劃、課程實施和課程評估三方面進行系統性變革，從而建立起“一國兩制”相適應的學校課程和課堂實踐，這才有助香港特區的學生潛移默化地建構出正確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身份。

第三，全面檢討“校本管理政策”，加強特區政府對學校的教育管治。

眾所周知，港英殖民管治結束前，以所謂“民主化”為藉口，匆忙地推出“校本管理新措施”（The 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s），把教育管治由“中央集權”轉為“權力下放”至民間辦學團體，形成今天教育當局與學校只能存在著“鬆緊相控”的夥伴關係，導致整個特區教育體系的能動性非常低，無法順應“一國兩制”新形勢的教育需要，大規模地為特區培養出具備國家觀念和民族情懷的接班人。因此，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盡早成立“校本管理政策檢討小組”，全面檢討殖民地管治結束前頒布的校本管理措施，從而建立起“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以提升特區政府對全港學校（包括大、中、小、幼學校）的管治效能。這樣，便能從制度上確保李家超先生“充實國民教育體系，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的治港理念得以成功落實。

（筆者黃晶榕博士，為創知中學校長、華南師範大學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