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 I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人心回歸」作為概念、政策、目標乃至口號被提出來並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和重視，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一段時間後才出現。但到目前為止不同人對何謂「人心回歸」卻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又因為理解不一致導致對如何促進或者實現「人心回歸」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為此，本文將對「人心回歸」問題作一淺談。
 

一、「人心回歸」的定義與
歷史背景

為了方便討論，本文簡單地把「人心回歸」定義為對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上升；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認同、好感和支持增加，並清楚了解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和貢獻；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驕傲；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認識提高；對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和大政方針有基本理解和尊重；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敬重加深；正確認識和衷心擁護「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自信；自覺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願意為國家、民族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貢獻。「人心回歸」也可以包括對香港的「殖民地」過去和殖民管治有全面的和批判性的認知和評價、不會盲目吹捧和謳歌香港的「殖民地」過去。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中央在19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方針作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辦法時，完全沒有對回歸後香港人的思想狀況有任何着墨，更遑論要對其進行改變或「改造」。「一國兩制」的核心目標是要達致國家統一、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提升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讓香港能夠一如既往的在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目標簡單明確，而又鑒於歷史原因，不少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抵觸情緒，對香港回歸祖國有疑慮，更害怕在回歸後會被迫接受「政治教育」，因此，在穩定人心的大前提下，中央沒有也避免提出針對香港人的、在思想層面上的政策或構思。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深諳箇中三味，所以在思想層面對香港人只提出了很低的要求，基本上沒有意圖改變香港人的思想信仰，只期望香港人不要做對國家和香港不利的事情。即便鄧小平提出「愛國者治港」的重大原則，但對「愛國者」也沒有提出過高的標準。比如，鄧小平在1984年6月表示：「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他在1987年4月又指出：「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麽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既然中央對參與治理香港工作的「愛國者」的期望也不高，則中央對一般香港老百姓的要求只會是更低的、絕對不難達到的標準。
 

所以，雖然絕大部分前殖民地在獨立後都經歷過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特別在公職人員當中推行的「去殖民地化」的思想教育計劃，但在「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大纛下，針對香港人在回歸後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是中央對港方針的重要部分。以此之故，香港在回歸後實際上完全沒有在政府內部和社會上推動各種各樣提升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憲法和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教育。就連中國歷史教育也愈趨荒廢，在中小學內成為了聊備一格的科目。據了解，特區政府內部有不少官員和公務員對於推行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都頗為抗拒。箇中原因包括：部分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懷有抵觸甚至逆反情緒；不少人懼怕推行思想教育會引發政府內部、社會人士和家長的反彈，讓反對派有可乘之機，更對自己的仕途不利；有些官員錯誤認為香港過去的政府從來都不插手社會事務，更遑論要對香港人進行「思想改造」，但卻忽視或昧於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在香港所從事的種種「去中國化」、有選擇性灌輸西方價值觀和宣揚「順民意識」的明目張膽的和潛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勾當。另外，就算特區政府願意積極推進「人心回歸」工作，它也缺乏足夠和有效的手段。長期受到「殖民地」管治者的反共反中教誨熏陶的公務員固然難擔重任，而事實上長期以來不少負責教育工作的公務員對推行國民教育諸多抗拒。社會上的學者、教師、媒體、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意見領袖又多屬反對派甚至是反中亂港人士，難以指望他們會積極支持和推行與「人心回歸」相關的任務。就算他們迫於無奈執行命令，恐怕他們只會明裡暗裡另搞一套，並乘機宣揚和灌輸一套對「人心回歸」不利的思想和認知。
 

糟糕的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在香港回歸後積極推進「人心回歸」的工作，但內外敵對勢力卻不遺餘力去佔領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陣地，尤其是學校和媒體這兩個對年輕人影響巨大的領域。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缺位，而反對勢力在思想範疇「唯我獨尊」的情況下，反共反中的論述、傳播和推廣無日無之，形成星火燎原之勢。他們大力推銷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把中央與特區關係界定為對立關係的——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的歪理。他們否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任何中央依法行使權力的行為都受到譴責，並被指控為中央背信棄義、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的舉措。更為惡劣的，是反對勢力肆意歪曲「香港歷史」、把「香港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刻意曲解歷史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蓄意虛構一個有別於中華民族的「香港民族」、宣揚「香港民族」備受「中國人」的迫害、惡毒抹黑貶損排斥內地同胞、刻意建構一個與「中國人」特別是內地中國人水火不容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並以那些論述和「理論」為依據鼓吹各種包括「港獨」在內的各種本土分離主義主張，竭力挑撥香港人與中央、特區政府、「新移民」和愛國人士的關係。在思想領域為反對勢力所主導和操控的情勢下，不但「人心回歸」成為鏡花水月，「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踐難以實現，就連國家安全、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特區的有效管治也無法維護。尤其讓中央憂心如焚的，是作為香港未來主人翁的年輕人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蠱惑和毒害，他們狂妄地以香港的「拯救者」姿態積極參與各種反共反中反政府的暴亂。長遠而言，隨着世代更迭，不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愈趨渺茫，香港甚至很有可能成為國家民族的禍患和外部勢力可資利用的、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顛覆、滲透、情報和破壞基地。

二、推進「人心回歸」成為
中央對港政策重點

大概在十多年前開始，面對越來越惡劣的香港人思想的變化，中央猛然醒覺「人心回歸」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越來越多國家領導人和中央官員認識到必須扭轉香港人尤其年輕人對國家和民族離心離德、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敵意漸濃的趨勢的不斷發展。「人心回歸」作為概念和目標的提出和越來越受到重視便是順理成章和避免不了的事。只有當「人心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踐、國家安全、和洽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香港的繁榮穩定和良政善治才有堅實的思想保證。因此，近年來，中央對在香港推行國民、國情、憲法、基本法、歷史等思想方面的教育愈趨重視，並督促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積極和加强推動相關的工作。然而，在香港的政治局面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中央又基本上執行「不干預」、「不管就是管好」或「不干預但有所作為」方針，對特區政府沒有提出明確要求、監督、支持和問責，從而是較為被動的對港政策的大環境下，「人心回歸」的工程在特區政府的半心半意、投入不足、目標模糊和認識有誤的情況下踟躕前行，很多工作流於形式、虛應故事、濫竽充數，不少時候虎頭蛇尾，根本沒有顯著具體成效可言。尤其令人沮喪的，是不少特區官員對愛國力量有鄙視抵觸情緒，所以不會願意積極在「人心回歸」工作上與愛國力量形成「合力」。
 

近年來，推進「人心回歸」迅速成為中央對港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2014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特別鄭重指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2019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更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求：「加强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對此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圍繞上述的教育「完善相關的教育制度和體制機制，不斷增强全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特別是要正視長期以來香港在國民教育存在的缺失，切實加强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引導、支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平心而論，由於中央已經把「人心回歸」視為重要戰略任務，最近兩三年特區政府在學校內推動中國歷史教育、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方面較以往積極，但力度和成效則遠遠不足。特區政府在公務員的培訓中也開始添加了一些提高對國家和「一國兩制」認識的課程，而投考公務員職位的人也需要具備對基本法的基本認識，算是聊勝於無。畢竟，在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因為要應對香港的暴亂和新冠肺炎疫情而疲於奔命、焦頭爛額，「人心回歸」工作不會是特區政府的當前急務，更何況中央對「人心回歸」的重視不可能迅速得到那些負責教育和宣傳政策的官員和公務員的認同。
 

毫無疑問，中央將「人心回歸」視作迫切的戰略任務，並保證會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的工作，帶來了特區政府的問責壓力，有利於促使特區官員把工作做好。中央對「人心回歸」的重視，也會提升愛國力量的積極性，讓民間力量為「人心回歸」多出點力。中央的立場和決心既然已經清晰宣告，則過去反對和抗拒各種與改變思想有關的工作的勢力也會知所收斂，從而稍微減少「人心回歸」工程的障礙。
 

同樣重要的，是隨着過去幾年中央在香港大力實行「撥亂反正」政策和措施迅速取得成效，而香港面對的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一系列對「人心回歸」工程開展有利的因素陸續出現，因此可以對「人心回歸」的最終實現作較為樂觀的預期。

三、在思想教育領域大力推進
「人心回歸」工程

在香港國家安全法和經徹底改革後的選舉制度橫空出世後，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管治架構內和社會上已經無立錐之地，也難以採取激烈抗爭行動來阻撓「人心回歸」工程的推進。香港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强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强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第十條亦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雖然說這兩項條文重點針對國家安全的維護，但卻與廣義的「人心回歸」工作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人心回歸」工作已經得到强有力的法律支撐，為其日後推進掃除不少障礙和阻力。
 

長期以來，思想教育領域為內外敵對勢力盤踞，但隨着香港國家安全法和其他相關的本地法律被「激活」，不少反共反中反政府的教師、政客、新聞工作者、文化藝術界人士、意見領袖和宗教領袖已經紛紛移民外地、畏罪潛逃、身陷囹圄、偃旗息鼓或者轉為運用效用低得多的「軟對抗」手段來延續「鬥爭」。黎智英被捕、《蘋果日報》倒閉、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結束和支聯會解散、剩餘個別新聞界和文化藝術界人士仍在「含沙射影」負隅頑抗等現象都表明極端敵對勢力在思想教育領域幾乎已被清空。無疑，反共反中反政府人士在思想教育領域的人數和影響力仍然不可小覷，但他們卻怯於可能的法律制裁，以及家長與公衆的「監察」和責難，因此大多採取「明哲保身」和隱蔽游擊的方式來規避風險，再也不能明目張膽宣揚反動言論，「作惡」的能力也大為減少。未來，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將可以在思想教育領域大展宏圖，滌蕩餘毒，積極大力推進「人心回歸」工程。
 

與「人心回歸」工作密不可分的「去殖民地化」的思想教育工作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可以大步展開。過去，礙於「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政治上的種種顧慮、不希望引起那些曾經為英國人效勞的公務員的擔憂，以及對一些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典章制度的「器重」，在思想教育的「去殖民地化」工作從未真正推行，導致香港出現不少「以古諷今」「緬懷殖民地時期的風光」「美化殖民管治」「奉殖民管治時期的制度和政策為不可拂逆的金科玉律或祖宗遺訓」「要求英國政府對它在香港的子民負起道義責任」「香港特區的人權自由法治管治不如『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英國應該再度管治香港」等蠱惑人心的奇談怪論充斥泛濫，對特區的穩定、改革和發展顯然不利，對年輕人的毒害尤深。今後，客觀、中肯和帶有一定批判性的重新研究和梳理香港的「殖民地」過去很有必要，特別是要重新認識內地和中央政策的支持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香港華人對香港發展成就所作出的貢獻，中國近代史與香港歷史的有機聯繫，「鴉片戰爭」的不義、醜惡和殘酷，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背後的充滿屈辱和悲憤的中國近代史，殖民管治的自私、貪婪、種族歧視和分化，不公平的制度和法律，政策的短視和不當等情況應該是較為迫切的研究課題。這會有助於提振民族自豪感、提升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減少對「殖民地」過去的「依戀」和「膜拜」，以及讓香港有機會擺脫過去的發展方式和政策的羈絆，從而可以「輕裝上陣」擘畫香港未來的發展藍圖。

四、有利「人心回歸」
的因素越來越多

香港回歸以後，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危機，較為矚目的是赤鱲角新機場開通不順、禽流感、亞洲金融危機、「港元聯繫匯率被衝擊」、非典疫情、基本法第23條立法所觸發的大型游行示威、全球金融海嘯、「反國教」事件、「佔領中環」、「旺角暴動」、「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在不同程度和範圍，這些危機都對香港的管治效能、政治穩定、民生福祉和經濟發展造成了傷害。在所有這些危機中，特別是如「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這類香港無法獨自化解的危機，中央和內地都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讓香港減少損失、渡過難關。當然，不是中央和內地的所有支持和舉措都得到大部分香港人的認可，有些人甚至認為中央的惠港政策損害自己的利益或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內外敵對勢力甚至乘機挑撥離間香港人與中央和內地同胞的關係，但總的來說，雖然不一定會說出口，但大部分香港人對中央和內地對香港的關愛還是心存感激的，並相信即使香港在一些方面為國家添煩添亂，但中央和內地同胞仍然把香港人當作自己的家人看待和照顧。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多香港人會感受到中央和內地同胞對香港人的關愛和支持，從而香港人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也會逐漸提升。
 

在「撥亂反正」後，香港局勢走向平穩，維護國家安全得到制度性保障。在中央的敦促和支持下，特區政府的主要工作是要儘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香港經濟持續增長，拓寬香港的產業基礎，破解香港深刻的社會民生深層次矛盾，讓更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讓香港的貧窮問題得以紓緩，讓社會上長久積累的不滿和怨氣得以下降。在多方面的努力下，這些經濟社會民生工作理應取得一定成效，越來越多香港人會覺得中央不是偏重大財團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福祉，而是為民衆謀幸福，他們對中央和國家的態度也因此會越來越正面。
 

過去十多年，一個我稱之為「脫西入東」，或者更準確一些——「脫西入中」的歷史趨勢已經開始形成並迅猛發展。簡單地說，「脫西入東」表現在香港與西方的關係越來越疏離，但與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則日益密切。其中的比較重要和明顯的原因是：西方列强無所不用其極遏制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態度和行動越來越不友善；香港人越來越清楚西方試圖攪亂香港和利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西方國家經濟低迷而且保護主義抬頭、能夠提供給香港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少；西方國家的政治不穩、管治失效、民主人權狀況變壞、對發展中國家的欺壓侵略掠奪；「雙重標準」價值觀以及在俄羅斯烏克蘭衝突中美國和西方所展露的自私、凶殘、貪婪和無恥嘴臉，都令不少香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瞠目結舌、握腕嘆息，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價值觀對香港人的吸引力；世界經濟重心向東亞地區轉移，香港的發展機遇肯定愈多是來自國家和亞洲地區；香港越來越依靠通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中央的惠港政策來獲取自身的發展機遇；國家的「發展奇跡」會讓香港人越來越認識和欣賞內地的成就、優勢、制度、政策和運作方式，承認和慨嘆香港的短板和不足，從而減少他們對內地的越來越站不住脚的「優越感」；香港人越來越明白國家和民族正在受到來自美國和其盟友的威脅和遏制，香港難以置身事外。凡此種種，都會讓香港人逐步擺脫過去長期以來那種「崇洋媚外」、「抑中揚西」的對西方頂禮膜拜的自卑感和提升他們對國家和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對西方媒體和政客蓄意抹黑國家的報道和評論增加「免疫力」。
 

然而，必須清楚認識到，有利於「人心回歸」的因素縱然越來越多，而推動「人心回歸」工程的力度和幅度也會不斷加强，但思想心態的改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有一點必須特別留意的是，鑒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生活在香港的中國公民與內地的中國公民在制度、法律、權利、義務、管治方式、公共政策和生活方式上有着明顯的差別，比如香港無需向國家納稅、香港人不用服兵役、香港有自己的貨幣和護照、香港享有終審權、香港人在生育上不受限制等，因此如何在承認香港人與內地同胞作為中國公民的實際差異的同時，又可以提升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責任感便十分關鍵。近年來，越來越多香港人進入內地尤其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他們會明顯感受到他們在內地的待遇與內地居民的差距不少，即便近年來中央已經增加了給予在內地工作、就業、就學和生活的香港人的「國民待遇」。質言之，在推動香港人「人心回歸」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那些差異的存在，不能讓那些差異造成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隔膜。

五、「人心回歸」工程
依循三階段推進

本文初步認為，考慮到香港的歷史背景、香港人的政治傾向的複雜性、內外敵對勢力過去和將來的干擾和「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在推動「人心回歸」的工程時，可以按部就班、有頂層設計和在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同心合力下進行。
 

從政策的角度看，香港人的「人心回歸」應該是依循三個階段向前推進。這三個階段依次為「基本責任擔當」階段、「利益共同體」階段和「命運共同體」階段。伴隨着這幾個階段的發展應該是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知不斷提升，進而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日增，而最後則產生越來越強烈的、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責任感。不言而喻，這裡所指的中國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反共反中分子經常掛在口中的「歷史中國」、「民族中國」、「文化中國」或「地理中國」。誠然，目前有些香港人已經進入了第二和第三階段，但更多人恐怕連第一階段也沒有進入，所以儘快促使大多數人踏入第一個階段乃當前急務。
 

在第一階段，香港人必須對「一國兩制」的初心、核心原則和主要內容有正確和全面的認識，從而明白在頗長時間內保留他們與內地同胞的政治經濟社會的一些差異的理由。長期以來內外敵對勢力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所造成的禍害需要儘快肅清。香港人要明確知道，儘管他們與內地同胞在一些權利和義務上有不同，但他們作為「一國兩制」下的中國公民仍要承擔相關的責任和義務，特別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準確實踐、尊重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認同「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了解和反擊妄圖攪亂和危害香港的內外敵對勢力和堅決反對任何把香港問題「國際化」的圖謀等方面。他們也要清楚知道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內地同胞對抗的話，自己、香港和國家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在這個階段，全力在學校內和社會上推廣憲法、基本法、國民、國情和國家安全教育非常重要。
 

在「利益共同體」建設上，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必須明白，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對中國和香港都不懷好意，如果國家安全和發展受到威脅和破壞，則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其帶來的繁榮穩定發展也失去了保障。香港人對世界局勢、國際形勢和外部勢力的險惡圖謀必須有深切的認識，不能盲目受到西方政客、反共反中媒體和學者、「台獨」分子和西方在香港的代理人的蠱惑，更不能對西方和台灣作為香港的「守護者」有任何幻想。香港人必須明白香港往後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民生改善、長治久安等都與一個蒸蒸日上、繁榮昌盛和穩定和諧的國家息息相關。「國家好、香港才能好」這一基本原則必須是廣大香港人的共識和信條。中央的衆多惠港政策和舉措、香港人在內地所能得到的發展和生活機會、中央政策和內地企業與人才對香港發展的貢獻、香港可以在「一國兩制」下對國家發展的貢獻等事實必須廣為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對殖民管治年代香港的支持和愛護，以及它們與香港「經濟奇跡」的密切關係有需要讓廣大香港人洞悉。在建構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的「利益共同體」的同時，必須大力揭露美國和西方在利益上與香港的矛盾和它們長遠對國家和香港利益的威脅。
 

在「命運共同體」階段，香港人應該相信他們的命運已經與內地同胞的命運連在一起、難以分割。在這個階段，香港人對國家和內地同胞應該有着「血濃於水」「血脈相連」「患難與共」的濃烈感情聯繫，對內地同胞懷抱敬意和關顧。即便在同一個中國下彼此的權利和義務不盡相同，但他們都願意一起扛起作為中國公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在這個階段，香港人對國家不但有深切的認知，更抱有濃濃的情意、歸屬感、同理心和愛心。為了達到這個境界，無論在學校內或社會上的思想教育都要讓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產生强大的認同感、關愛感、光榮感、信任度，對內地同胞了解、尊重、關懷和友好，與內地同胞在國家民族大義問題上衷誠合作，和對國家民族的前景充滿樂觀和期盼。在這個階段，可以大力宣揚民族情懷、愛國主義、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道德責任，香港人與內地同胞共享偉大民族復興的榮光，徹底把香港人的認同、歸屬和效忠對象從所有「抽象」的中國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去。
 

當然，鑒於不少香港人在思想上已被荼毒甚久，要達到「命運共同體」的階段絕對不是一件容易和一帆風順的事，內外敵對勢力仍然會不遺餘力干擾、阻撓和破壞「人心回歸」的工程。不過，在中央、內地、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分工合作、共同努力下，在徹底把內外敵對勢力驅逐出思想教育領域後，在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大趨勢下、在國家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下，在西方不斷走向衰敗的歷史過程中，經歷過一個半世紀殖民管治的香港人應該會最終幡然醒悟，明白到他們自己的利益、前途、感情和命運已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緊緊相扣，不能切割。届時，「人心回歸」便大功告成，而「一國兩制」也必然可以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5-6月號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