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將召開中共二十大。回望十年前，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採訪十八大的中外記者見面時，清晰地告訴全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十年，中國沿著這一目標堅定前行，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際社會是如何看待這十年裡的中國？本刊開設“中國這十年”專欄，邀約國際知名專家學者撰文或接受專訪，以海外視野講述他們對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取得的發展和進步的感受與理解。

記者兼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被視為對中國最有研究的外國人之一。他是全球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落》的作者，該書於2009年首次出版。他是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客座教授，也曾是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的高級研究員。今年將召開中共二十大，本刊特別專訪馬丁．雅克（原文為英文），與讀者分享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過去十年中取得成就的分析與看法。

2012年起中國在很多方面蓬勃發展

我認為對中國來說這是相當複雜的十年。這段時期始於2008年西方國家金融危機後，中國的異軍突起——相較於美國等地，這段時期中國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發展，並且對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形成了更加清晰和廣泛的認識。我認為從2012年開始，隨著習近平成為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在很多方面有了蓬勃發展。

首先是經濟的增長。中國經濟發展日趨成熟，越來越重視技術的重要性，並且隨著微信（指騰訊公司—— 編者注）、阿里巴巴和華為等公司的發展而蓬勃發展。因此，中國向世界宣告，通過提升自身能力，包括創新能力等，在速度和質量上都是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中國也發展雙循環，有觀點認為中國在減少對出口佔GDP比重的依賴，更多地依賴國內市場及其增長。在過去10年間，這已經是一個穩定的過程。

其次，我認為中國不再相對沉默和謹慎，而是更願意在世界上發揮更廣泛的角色，不僅是規則的接受者，更是規則的制定者。而我認為最重要的兩個表現形式是“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但如果要強調哪個最重要，我認為“一帶一路”顯然是最好的例子，因為這是一個極具創新性的想法，在歐亞大陸的樞紐與中國建立一套新的國際關係，從其近鄰到中亞到中東，再到歐洲。我認為這已經激發全世界許多人的想像力，並產生了奇異的效果。中國外交政策的這一點始終是正確的，最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在此期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進展順利。

第三，對中國來說，這也是相當複雜的時期，因為有兩個非常大的變化，其中一個也許能預見，另一個顯然完全無法預見。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敵意，或者說對中國的消極態度。我們在特朗普當選之前看到了點點滴滴，隨著特朗普當選而看到全貌。因此，中國必須在這一時期找到應對辦法，應對充滿敵意和侵略性的環境，還包括解決其自身經濟發展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兩個大國之間長期緊張關係的開始。這種緊張關係不會消失。我們已經應對了5年多，至少還有15年。很遺憾，這很可能是實際情況。所以，中國現在確實不得不從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角度重新考慮其發展，這與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6年之間的情況大不相同，儘管在2016年之前對此已有所了解。

不可預見的顯然是新冠肺炎疫情。這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巨大的衝擊，是百年不遇的。當然，我們曾經歷過SARS和MERS，但這次是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的疫情，與西班牙流感以來的任何疫情都完全不同。中國實際上對此反應出色，並且非常成功地將自身死亡數字降低至4,500人左右，相較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尤其是除新西蘭之外的西方世界，中國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而新西蘭實際上在關鍵方面與中國採取的方法相似。當然，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並沒有解決。正如我們今天在上海看到的問題，顯然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認為中國可能需要調整其做法以適應新的形勢。但這種調整會是什麼，還有待觀察。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而非簡單的問題。西方人則認為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對中國來說非常複雜。

應該反思我們現在的處境和未來

在我們回顧過去10年時，我們也應該反思現在所處的階段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從2016年開始，中國面臨的問題與1978年到2016年間的問題截然不同。中國面臨的全球環境與早期大不相同，我們姑且稱那段時間為“鄧（小平）時期”。那時國際環境對中國發展十分有利。中國（在國際關係上）既沒有表現出領導力，也在小心翼翼行事，如果願意的話，就尋求成為國際秩序一部分——鄧小平的這個策略非常成功。因為中美之間相對良性的關係，最終讓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那個時期顯然給中國帶來了發展空間。後來中國雖然被孤立冷落，但確實設法走出來了，以各種形式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默許。儘管仍有負面和敵意，中國還是設法贏得了支持。

下一個時期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這個時期始於特朗普。這是很不一樣的時期——中國面臨一個日益分裂的世界，這個世界非常不穩定，也不可預測，在某種程度上還很混亂。為什麼現在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美國的衰落。自1945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霸主，是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和領導者，但是現在越來越無法行使這種領導權，因為美國正在衰落。雖然不會馬上倒下，但已衰弱很多。全世界都能看到這一點。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以單邊或多邊的方式，為自己的利益行事。美國不再擁有同樣的控制權。全球秩序正在支離破碎，缺乏以前存在的一種權威和紀律。

我認為這是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但並非唯一原因。這就是中國在實際中面臨的情況。這意味著什麼？

首先，我認為全球經濟增長無法保證。在早期，全球經濟總體上以合理的速度增長。現在，我認為我們完全不能依賴於此。我們正面臨非常不確定的全球經濟形勢——西方對這一點已經熟悉一段時間了。2008年以來，特別是歐洲，經濟幾乎沒有增長。那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有15年之久。按照經濟史標準，這是一種新的發展。我認為，現在這種不確定的全球經濟環境將變得更加不確定、更加消極。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完全有可能在某個時候出現一場重大的全球經濟危機。回望1918年至1939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當時英國是全球霸主，而不是美國，但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非常衰弱，無法再發揮領導力。這是一個被低估的主要原因——英國無法再行使之前擁有的各種領導力，而隨著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世界最終分裂成不同的貨幣區，然後出現巨大的不穩定、大量失業、法西斯主義興起，最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事情並不是現在都會發生——我不認為會發生——但在未來的新環境中，發生的趨勢很強。

關鍵因素：中國贏得全球支持的能力

現在中國將不得不應對這種情況，在這種區隔中發展和繁榮，這種區隔將變得更加複雜，在國際化的治國之道上具有比以往更多的挑戰性。我認為，這是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在某種程度上，鄧時期很簡單——提出一個好主意，很容易就成功了，基本上是安安靜靜、埋頭苦幹——效果非常好。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實際上，中國對這類問題比較陌生，直到2012年才真正開始實施更為廣泛的外交政策。雖然很多事情做對了，但我認為在這個時期，中國在應對敵對環境時也會做錯一些事情——因為天然地，中國對這一環境非常陌生。通常來說，這不一定是中國的錯。但中國仍然必須應對來自美國的情況，也可能是澳大利亞，可能是英國，可能是歐洲等，這加劇了對中國的敵意。

所以，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將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時期，包括在經濟上，因為全球環境更加困難，這勢必影響中國的增長。其次，在這個更加艱難和敵對的國際環境中，這一問題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我認為會持續很長時間，不會只持續五年然後消失——冷戰都持續了40多年……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松見面後，中美友好關係再次持續了40多年。所以這一時期——並不是說會持續40年——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儘管美國正在變得衰弱，但在世界上仍然保持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從長遠來看，關鍵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兩國可以結成新的關係？目前還遠未達到這種情況。我們看到特朗普、拜登並沒有區別，對中國的立場基本相同。縱觀美國政壇，兩個政黨都反對中國。因此，我們距離兩國建立任何新的和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認為這個時期至關重要，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能夠贏得全球支持，贏得對其立場的感同身受。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中，中國必須以高超的技能行事。我首先要強調“一帶一路”的重要性，所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致力於讓“一帶一路”取得成功，創造這些新的紐帶和關係，而中國在過去一段時期做得非常成功。那將是我的出發點，這方面顯然（不僅有）歐亞大陸，還有非洲和拉丁美洲。

最後一個問題是歐洲。現時的歐中關係是有問題的關係——我認為關係沒有凍結，而是卡住了。歐洲目前在地緣政治上飄忽不定，在冷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歐洲非常緩慢且不均衡地遠離美國。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完全改變了這一點，歐洲現在再次感受到大西洋聯盟以及與美國關係的拉動，比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強烈。我認為這不會輕易改變，但我認為對於中國來說，在與美國的關係變得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歐洲非常重要。中國需要找到與歐洲建立建設性和創造性關係的方法。

我最後的想法是，當今世界的特點是一種退卻——退到舊時代，退到過去。中國被西方用冷戰標籤化，他們用冷戰的術語這樣說中國：“中國和蘇聯有什麼區別？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是一樣的。”這完全是胡說八道。這是一場巨大的智力侵略。

當非常強大的勢力——在這個例子中，是西方勢力——這樣做的時候，世界，包括中國，很難不受到影響，因為不得不對此作出應對。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絕不應忽視創造力的重要性，以及想像力的重要性，不應忽視尋找新方法，以及做出令人驚歎之事的重要性。不一定要堅持以往做過什麼，而要找到一種做事的方法，去聯繫人們，讓他們驚歎。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在經濟、政治和知識危機日益嚴重的背景下，人們既恐懼又害怕。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也更開放，因為舊秩序正在瓦解，他們正在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我認為這個時期的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發展實際上就是這樣的。當然，自2012年以來，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有很多有趣的想法。現在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時代，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即使不比從前重要，也仍然是個重要的時代。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