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偶然在微信群看到一個紅底黑字鏈接：”崔健演唱會“。出於好奇，點開直播，唏噓不已，竟有逾5千萬人在線，1億多人點讚。出乎預料的是，聽到似曾熟悉的腔調，瞬間被震撼，粗曠而沙啞，頓生親切感。高亢、感傷、悲壯及略顯淒涼的聲嘶力竭，在強烈音樂背景下頗具衝擊力和穿透性，搏擊長空的同時，敲打著人們深處靈魂。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筆者還是中學生時，曾意外聽到過崔健的“一無所有”。限於當時認知能力、人生閱歷及知識結構，對街頭巷尾錄音機反反復複回放的這首歌似乎視而不見，甚至嗤之以鼻：此人一無所有卻又自作多情，在期待與絕望中對天歎息呐喊，難道“癩蛤蟆要吃天鵝肉”？後來，東鱗西爪，依稀道聽途說所謂“中國搖滾”。
中國搖滾（Chinese rock)一度被視為反傳統、反商業建制和反主流文化的一種形式，它以歌聲和樂器傾訴思想舒緩壓力，傳遞出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凸顯離經叛道和與主流價值觀的衝撞和偏離，亦是對物欲橫流、金錢至上、喪失自由、出賣靈魂及破環生命節律的所謂“文明”的嘲諷抨擊，以其澎湃不羈、一瀉千里之勢及時提供了超越生命的載體。
對靈魂追不上身體的強烈呼喚
中國搖滾的孕育、萌芽與誕生源於傳統文化和民俗民風，其超現實理想主義既有辛棄疾“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山河萬里如虎”印跡，亦不乏大唐帝國“開元盛世”基因。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搖滾樂在中國異軍突起是改革開放啟開了人的心智，解放了被束縛生產力，釋放了長期被抑制的靈魂，從而潛心諦聽時代脈動，綻放人性光輝，那麼此次線上演唱會則屬歷經社會高速發展，人們精神透支，對靈魂追不上身體的強烈呼籲。
歐洲藝術起源論傾向性認為藝術源於巫術。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把巫術實質視為早期人類控制自然力的行為方式，只要懂得適度操縱，就能夠因勢利導巧妙駕馭，對共同體發展及個體成長頗具啟發意義。除早期舞蹈、繪畫和遊戲，音樂被視為最高“巫術”，但本質不是愚昧，亦非早期人類以愚昧方法令自然聽從內心使喚，為降服自然呼風喚雨，而是形成原始精神氛圍，作為一種魔力，豐富生命，激發意志。
黑格爾認同音樂面對酷烈命運可解放靈魂、擺脫限制和緩解壓抑。尼采則把音樂看作生命的必須。儘管個體渺小但可投身於一種普遍的關心。關心民族命運和每一個人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激勵每個人付諸努力影響更多人。人人都希望自身強大，位高權重、刀槍不入、俯視萬物，然而，不管你擁有多少論文，多大權威以及量化了的所謂資本，均未必真正關乎生命本身。
從蘇東坡的曠達人生到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從神秘金字塔再到奇異三星堆，圍繞人生的孤寂、愛恨、生死、迷惘、欲望，乃至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等人生課題，古今中外太多哲人從不同思想體系上下求索，執著探尋。時至今日，現代人已經擁有先進文化，一旦涉及生命及人生意義，依舊心存困惑、苦苦追問，甚至以偽科學行為詆毀人性，踐踏人權，褻瀆文明，阻斷歷史。
古典音樂為人類提供了虛無主義和悲觀失望，但同時構築了依戀自然洞察世界諦聽生命節律、彰顯人性光輝龐大主題。進入21世紀，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讓每個個體對於其所處時代、所在民族有著更深入更直接體會。發掘真知、彼此努力、各司其職、對重大社會問題全面參與、集思廣益，而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逐層壓制，過路抓取，執意內耗，外行帶內行，遇事就推諉。
有網友樂於把現實中的人與社會經緯比對。眼花繚亂的統計數據，鱗次櫛比的硬件設施及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的高科技與個性發展和人文關懷，未必正向成比。冠病疫情潮起潮落，不同國家施策迥異。有者以人權民主自居漠視老弱病殘生命安危，面對駭人病亡數字無所作為，悖逆基本人倫，自視抗疫“世界第一”；有者以動態清零靜態管控為準繩，但機制缺失衍生多重次生災害和人道危機，製造無助和焦慮。基層矛盾、官員醜聞及疫苗事件順手拈來，比比皆是。
第五波疫情攻擊上海，挑戰管治階層，全面考驗人性。封控、閉環、隔離和層層加碼一度導致不少人對未知的迷茫和人生的恐懼。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鏡，映射了生命與人性演繹全過程。有大中學校為自求平安，數日不讓學生離開校園，多地出現反應遲鈍、性格異常個案但得不到應有干預，甚至網傳密接或陽性患者在天津竟無緣參與關乎前途命運的升學考試。作為精准防控標兵的“全國人民的大上海”，多輪疫情爆發後依舊未能避免重蹈武漢封城覆轍和艱難的心路歷程奇跡。
抗疫出發點是圍剿病毒保護市民，但矯枉過正就本末倒置。趁火打劫有之、落井下石有之、發國難之財有之。在全民抗疫過程中，人們對基層管理方式不理解，甚至對所謂“志願者”概念有了重新認知，對上海形象和時代楷模有了全新詮釋。超級大城市在風險預防、應急管理及統籌效率過程中的短板所造成的巨大市場混亂和人性災難令人對新時期城市治理能力竇生疑慮。
個體尊嚴比各種主義更高尚
作為超級大都市，上海以科技水平及現代化智能水準在全國獨樹一幟。但疫情下的“上海現象”如何深入解讀，至今仍撲朔迷離。學界試圖從三個維度予以透析：1）地方政策和中央精神相悖逆；2）上海在歷史上慣以引領時代為己任，疫情治理打頭陣，敢想敢試欲創新；3）上海經濟發達，文化固化，社會繁雜，以至成為人文學者筆下慣用的“崇洋媚外”和“自以為是”。網絡信息鋪天蓋地，當局一次又一次歉意，豐富了疫情文化和學術文獻的同時，儼然引發多重深層次課題。
災難面前，人類除了堅決鬥爭還需要政策的科學性、地域可行性和人文實踐性。羅素是20世紀哲學家，其思想對公共領域頗有借鑒意義。他認為權力欲屬在佔有欲、競爭欲和虛榮心之上的終極誘惑，是人類生活中最強烈最危險之動機，而且容易被操縱或濫用。人類直面重大災害需要明辨是非，不能輕易被所謂”正義“所裹挾，生命個體的尊嚴其實比各種主義更高尚，亦更值得尊重和珍視。
”我渴望一個國家、種族或主義屈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嚴與價值。沒有個體，集體何焉？人類習慣於沒完沒了的、難以實現的，乃至臆想中的目標追求而未必滿足已有事物之需並罔顧現存事實。欲望是行動的動力，可以不斷驅使一個人或地區在謬誤理論中一意孤行。和深圳，合肥相比對，上海抗疫過程中一定程度上既忽視了普通群眾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又漠視了醫務大軍中每個個體作為人的基本訴求和實際壓力。
上海疫情如今已經得到控制，官方對外公佈6月1日將有序恢復正常生活和生產秩序並總體安排複商複市，然而，遺憾的是，虹橋站每天有逾6千斷了收入，居無定所的滬飄蜂擁而至，爭先恐後，腳步匆匆，迫不及待逃離歷經磨難似乎並不屬自己的大都市。亦有網傳，飽受驚恐與煎熬的部分外企正待外遷。試問，如若資本流失及缺位蘊藏中國底色的芸芸眾生和提供服務的“小人物”，“中國的大上海”還如何運行？
音樂藝術抑或網絡文化皆為反映現實社會的表達形式和基本載體。不管是搖滾抑或自媒體，在褒揚人性美揭露假醜惡方面直觀易懂且富有審美情趣。每個人既有生物屬性又有通常意義上的社會和文化屬性，而人性的光輝則出自于人所創造的文化中的善並可以磅礴力量抑制人性中的邪惡、殘忍與自私。惟尊重人格而不傷及無辜，或可真正意義上實現以人為本的核心邏輯，成為抗疫政策從頂層設計到基層落實全過程的無他之選和科學遵循。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中國社會經濟決策（安徽）中心及希臘國家行政中心亞洲事務顧問、英國劍橋智庫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