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中央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了把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高質量發展典範等目標，並明確“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在《綱要》近期規劃的收官之年、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就任、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回顧大灣區建設成就、港澳獨特貢獻並展望灣區發展前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文｜北京 林東曉

大灣區建設呈現三大亮點

三年來，《綱要》提出的階段性目標高標準實現，大灣區建設對比2017年實質性啟動時取得長足進步，多項指標躍升至全球灣區前列，呈現三大亮點。

大灣區經濟體量越來越大。一是本地生產總值（GDP）將領跑四大灣區。2021年，大灣區GDP達12.6萬億元人民幣，五年來增長了四分之一。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預計，2022年有望達到14.76萬億元人民幣，取代東京灣區成為全球第一。二是大灣區常住人口增長到8,631萬，已是緊隨其後的東京灣區的2倍。三是競爭力持續加強，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增至25家，擁有50多家“獨角獸”企業、1,000多個產業孵化器和近1.5萬家投資機構。與國內對比，大灣區以僅佔國土面積0.6%的彈丸之地、佔全國6%的人口，創造了全國11%的GDP。與國際對比，對照世界銀行2021年6月公布的數據，大灣區經濟體量相當於韓國的1.2倍、俄羅斯的1.3倍，緊追全球第八的意大利。

科技創新實力越來越強。初步形成以“廣-深-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廊為主幹架構的區域創新格局。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東京-橫濱”。據《廣州日報》統計，大灣區2016-2020年發明專利公開量149.84萬件，遠超其他三大灣區；2020年發明專利公開量36.59萬件，為東京灣區的2.39倍，舊金山灣區的5.73倍，紐約灣區的7.85倍。目前，大灣區已布局國家實驗室2個（全國共9個），廣東省實驗室10個，國家重點實驗室30個，與香港、澳門聯合的實驗室20個。“十四五”時期規劃建設5個重大的科技基礎設施，數量居全國首位；大灣區被確定為國家級工程“東數西算”8個國家算力樞紐節點之一。三年來，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6家高校落戶灣區內地城市。

吸引力得到國際公認。前海累計培育高新技術企業6萬家，比2017年增加2萬多家。粵港、粵澳30多個科技合作資助項目啟動。香港工業總會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港資廠商已在灣區內地城市設廠並發展內銷業務，其中83%有意在未來兩年進一步擴充內銷業務。香港貿易投資推廣署指出，2021年赴港投資外企之中，58%是因為看好灣區發展前景而選擇香港。在港的美、英、奧地利、馬來西亞商會認同香港是外企的理想營商地。其中，英國商會會長彼得．伯內特、意大利商會主席伊萬諾·波馬等看好大灣區前景，認為大灣區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區域、是香港發展的重要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項沒有先例的創舉，更是在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背景下戰勝一系列風險挑戰換來的，成績來之不易。這些風險挑戰包括香港特區政府所指出的，“黑暴”動亂對香港營商環境及投資前景造成嚴重損害、美國遏華戰略對香港造成嚴重干擾，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活動的嚴重衝擊。

大灣區“五通”成績斐然

大灣區建設最早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組成部分提出，也率先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目標取得突破，堪稱“一帶一路”建設模範生。

政策溝通：中央政府給予有力政策支撐，頂層設計不斷豐富、政策紅利持續疊加。《綱要》出台以來，2021年3月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明確大灣區中長期發展要求，賦予香港由4個傳統中心和4個新興領域組成的“八大中心”新定位。同年9月前海、橫琴兩個深度合作區方案出台，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實現“8倍擴區”，面積擴展至120.6平方公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所未有地授權澳門參與管理面積是其3倍的橫琴島。

設施聯通：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成型。一是建成跨江達海的通道群。在長期受伶仃洋所隔、形成發展水平明顯差異的珠江口東西岸之間，已建成包括港珠澳大橋在內的4條公路跨江通道，目前在建獅子洋通道、深中通道等4條通道。交通大動脈向灣區周邊延伸，全長31公里的黃茅海跨海通道將於2024年建成，成為灣區和粵西沿海地區的新通道。二是形成綿密交通網絡。據《中國報道》雜誌指出，大灣區已形成4條高鐵、5座機場、6座大橋交織成線的交通網絡，區內鐵路營運里程將近2,500公里，包括高鐵1,430公里。

“軟聯通”建設同步推進，架起“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橋樑。包括港澳居民到灣區內地城市的稅務優惠、購房便利、青年創業支持、專業服務開放等方面。專業資格互認進展迅速。在醫師、教師、導遊等8個領域，已有3,000多名港澳專業人士取得內地注冊執業資格。“科研資金不過深圳河”歷史被終結。第一筆“過河經費”由廣東省實驗室撥付給香港科技大學，三年來已累計撥付人民幣1.19億元。2015年橫琴自貿片區掛牌成立以來，也已累計形成622項改革創新經驗。

貿易暢通：強強聯合併船出海。大灣區已形成世界級的機場群和港口群，其中機場旅客吞吐能力超過2億人次，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超過8,000萬標準箱。2021年，香港貨物貿易總額位列全球第六位；香港國際機場連續10年蟬聯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在大灣區牽引下，2020年廣東國際貿易進出口7.08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國五分之一、連續35年居全國首位。跨境電商進出口方面，大灣區佔全國40%以上。

資金融通：渠道增加、成效初顯。“深港通”、債券“南向通”、“跨境理財通”等相繼實施。六成左右國際投資者分別經過香港“債券通”、“股票通”買賣內地債券和股票。2021年9月，首個為個人投資者設計的金融開放措施——“理財通”啟動，實現灣區內跨境投資銀行理財產品。已有24家合資格香港銀行與內地夥伴銀行開展“理財通”業務，參與跨境理財通的個人投資者超過2.4萬人，跨境匯劃金額6.7億元人民幣；港澳門居民通過代理開立內地銀行個人賬戶18萬戶。

民心相通：港澳居民融入內地發展提速。港澳和內地來往更加便利。至2021年6月底，廣東省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分別壓縮至8.73小時、0.98小時，分別較2017年勁減79.7%和91.7%。隨著港深蓮塘/香園圍口岸、珠澳新橫琴口岸、青茂口岸相繼開通，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等便利通關模式下，三分之二出入境人士通過自助方式通關、排隊不超過30分鐘。至2021年底，港澳居民在粵參加保險人次達27.5萬，社保持卡人數達到19.54萬人。在廣東省辦理就業登記的港澳居民達8.51萬人，大灣區內地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累計超過1,000人次的港澳居民報考，首批考取者已到崗。廣東累計孵化港澳青年創新項目2,394個、吸納港澳青年就業3,455人。畢馬威一項跟蹤4年的研究顯示，願意移居灣區內地城市的香港專才比例逐年遞增，三年來已從52%增加到72%。

港澳將持續發揮不可替代作用

港澳始終是大灣區建設持份者、主人翁，而非“被規劃”者。

港澳是大灣區建設頂層設計的貢獻者。為統籌大灣區建設，中央成立第一個邀請香港、澳門特首參加的議事協調機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兩位特首作為領導小組成員，在國家層面反映市民和企業對大灣區發展機遇的期盼。《綱要》實施以來，領導小組共推出24項政策措施，其中絕大部分已經落實。

港澳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機制。2021年，香港和深圳“一把手”共同主持的合作機制成形，並成立19個工作專班；澳門和廣東實現特首和廣東省長共同擔任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委會主任的機制。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成立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統籌協調機構，並將相關工作納入特首《施政報告》及發展規劃。

“港澳所長”為滿足“灣區所需”發揮了重要作用。前海累計注冊港資企業達1.18萬家，實際利用外資中港資佔93.2%。2021年，前海港資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56%。港澳專業人士積極貢獻所長，協助在大灣區構建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營商規則。香港法律界和建造界人士已積極爭取在灣區內地城市執業。今年初啟用的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已有開展司法、仲裁、調解等業務70多家機構入駐。

展望未來，港澳需要對照《綱要》描繪的2035年遠景目標，一張藍圖繪到底；進一步細化下階段目標，用好用足中央政府賦予的更多政策紅利，乘風破浪持續推進大灣區建設。港澳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成效，完全可以作為“愛國者治港治澳”根本原則是否貫徹到位的重要指標。

一是加快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按照中央要求，進一步強化“硬聯通”和“軟聯通”，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把因“兩制”而生的融合降到最低。大力提倡新時代的“北進精神”，鼓勵港澳同胞為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發揮作用，以久久為功的愛國教育推動灣區民心相通。香港行政部門主動更新觀念、提升行政效率，加快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等規劃設想。

二是凸顯開放特色。大灣區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高起點上啟程的，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需要發揮好國際國內“雙循環”連接點、“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的關鍵作用。港澳需要結合國家發展戰略和自身特色優勢，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特別是，儘快克服疫情不利影響，加速推動港澳與兩地恢復通關，推動內地和港澳企業“併船出海”。港澳人士可以發揮國際聯繫緊密的優勢，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

三是不斷豐富“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在於可以創造性地解決複雜問題——從和平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到解決新歸故土的治理問題，再到不同社會制度的特別行政區融入並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的問題。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指出，發展起來的廣州和繁榮起來的中國，必將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紅利，這將百倍於香港作為中國退化、貧窮時代的唯一海港所得到的紅利。在“一國兩制”下，中山先生的設想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有理由期待，港澳和灣區內地城市強強聯合，必然相得益彰，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新境界。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港澳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