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俄烏衝突便持續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除在軍事戰場外，各方在輿論戰這一平行戰場的角力也從未停止。俄烏衝突是有史以來社交媒體參與最廣泛最深入的一場軍事衝突，烏克蘭利用社交媒體提振本國國民鬥志並尋求國際支持，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其社交媒體大肆抹黑攻擊俄羅斯並屏蔽俄羅斯的反駁，俄羅斯則在被西方“鎖舌”“封喉”的被動情況下艱難發聲，各方給全球民眾帶來了不一樣的衝突敘事。可見，社交媒體不僅實時在線直播戰事進展，更延伸了現代戰爭的邊界，凸顯了國家之間的全新博弈方式，運用社交媒體爭奪國際話語權已成為擺在越來越多國家面前的一個重大且現實的課題。

文｜北京 孫敬鑫 王丹

社交媒體意外成為“新型戰場”

《2022年全球數字概覽》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月，全球社交媒體用戶超過46.2億，相當於全球總人口的58.4%。在過去一年，有4.24億新用戶加入社交媒體，相當於平均每天新增100多萬個。根據Statista數據庫最新發布的《數字經濟指南》，2021年全球互聯網用戶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體平台的時間為142分鐘。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目前烏克蘭超過70%人口是智能手機用戶，而超過80%手機用戶使用高速互聯網。另有數據顯示，俄羅斯網民平均每天花不少於2個小時使用社交媒體。依託於高度發達的社交媒體，此次俄烏衝突以無數“第一視角”向全球直播。

社交媒體成為俄烏及各自支持者打輿論戰的戰場，衝突雙方積極利用社交平台發布各自的信息。平台的信息、數據和服務等不僅是在記錄和傳播戰爭，更是嵌入成為戰爭的一部分，甚至有英美媒體稱這是一次“社交媒體之戰”。烏克蘭政府機構和政要在推特（Twitter）等國際社交平台上密集發聲，尋求借此獲得輿論支持，佔據輿論高點；烏克蘭民眾則隨手拍攝戰爭現場，上傳到互聯網上發動輿論攻勢，博得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同情；美歐等國、北約等組織官方推特賬號保持活躍，希望引導國際輿論走向；西方主流社交媒體則紛紛限制俄羅斯媒體的權限。烏克蘭副總理兼數字轉型部部長米哈伊洛·費多羅夫3月12日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採訪時說：“我甚至可以說，這是我們的主場。當戰爭爆發時，我們又回到‘電報’（指即時通信軟件Telegram），想起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所以我們的運作相當成功。”

更有甚者，3月14日，世界首富馬斯克在推特上以俄文向俄羅斯總統普京下戰帖，稱要與後者決鬥，賭注是烏克蘭的命運。4月4日，推特發布公告稱，馬斯克已購買9.2%的推特股份成為最大股東。5月13日，馬斯克在推特宣布，收購推特交易因需確認數據而暫時擱置，未來仍致力於收購推特。

西方社交媒體盡顯“雙重標準”

俄烏衝突發生以來，西方國家宣布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嚴厲制裁，一些網絡巨頭也緊隨其後，谷歌、“元宇宙”等西方科技公司毫不掩飾地介入俄烏之間的信息戰。一方面，它們封禁俄羅斯官方媒體，系統性地阻斷俄羅斯政府官方賬號及其主流媒體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的發聲渠道；另一方面，它們又修改平台運營規則，大肆傳播“反俄挺烏”的信息，構建單向度的信息流動場域。谷歌2月底宣布禁止俄羅斯官方媒體在旗下優兔（Youtube）等平台上投放宣傳廣告；3月3日宣布暫停所有在俄廣告業務，並聲稱“不希望有人借烏克蘭危機發財”；3月12日宣布在全球範圍內屏蔽俄羅斯官方媒體頻道；4月9日，俄媒發現在谷歌翻譯輸入“親愛的俄羅斯人”的英文，系統會建議將其替換為“死去的俄羅斯人”。3月12日，優兔宣布立即在全球範圍內阻止用戶訪問俄羅斯官方媒體頻道。4月5日，推特宣布對300多個俄羅斯政府機構的賬號實施限流措施，俄總統普京的賬號也未能幸免。

更令人震驚的是，據路透社報道，“元宇宙”的內部電子郵件顯示，該公司“臨時調整”了臉書（Facebook）平台的仇恨言論管控政策，允許部分國家用戶發表針對俄羅斯的仇恨言論。輿論場上只有一方聲音的失衡局面，導致虛假信息和謠言滿天飛。《華盛頓郵報》3月底還披露，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谷歌、臉書和推特等平台上發布招募間諜的廣告，且通過地理定位精準投放到俄羅斯駐美大使館及其附近人員的手機上，目的是招募“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且會說俄語的人。

當然，這些社交媒體的背後，都少不了美國官方的影子。實際上，美西方圍繞社交媒體政治化、軍事化已經進行了多年探索。俄烏衝突爆發伊始，美國多家社交媒體運營商就收到聯邦參議員馬克·沃納的信件，敦促它們遏制俄羅斯的“影響力攻勢”。3月10日，白宮召集大約30名在美國社交媒體平台頗具影響力的博主開會，這些“頭部網紅”“網絡大V”通過視頻會議接收來自白宮的“最高指示”——“正確”介紹俄烏局勢和美國、北約的對俄政策。

俄羅斯在社交平台上“落於下風”

憑藉在全球信息流動中的非對稱影響力，在現實地緣博弈中實質性處於劣勢的烏克蘭獲得了某種非對稱的優勢。儘管在地面戰鬥中處於劣勢，但在某種程度上烏克蘭迄今為止贏得了“人心爭奪戰”。

演員出身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充分利用了美西方國家為壓制俄羅斯而塑造的全球輿論平台，將其自身轉化成為在西方受眾中擁有巨大政治動員價值的政治符號。他幾乎每天都在其擁有100多萬粉絲的“電報”賬戶上發布視頻，及時反駁有關他的謠言。烏克蘭副總理費奧多羅夫在互聯網上呼籲世界各地的網絡活動家和黑客對抗俄羅斯。烏克蘭國家公路管理局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烏克蘭人取下路標，以迷惑俄羅斯軍隊。烏克蘭內政部則通過在社交媒體賬戶上發布戰死或被俘俄羅斯士兵的照片，呼籲他們的家人要求普京叫停其“非法和卑鄙的命令”。

俄羅斯新聞和社交媒體則主要是告訴俄羅斯人，他們的軍隊正在取得勝利，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在國際上得到迅速傳播，除非是抨擊俄的宣傳或者關於俄的負面信息，這與烏克蘭抵抗者發出的信息形成了鮮明對比。總體而言，西方國家利用信息平台優勢，通過引導輿論、煽動黑客攻擊等方式向俄羅斯施加戰場外的巨大壓力，俄羅斯在社交媒體的輿論戰場上已落於下風。國際輿論場上的“鎖舌”“封喉”對俄羅斯造成的損害不亞於經濟制裁。正如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所提到的，烏克蘭在社交媒體上贏得了與俄羅斯的“罵戰”。

當然，俄羅斯也對西方社交媒體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他們一方面積極作戰，搶奪戰爭敘事權，另一方面則大力管控信息，消除戰場雜音。3月21日，俄羅斯法院裁定臉書和照片牆（Instagram）為“極端組織”，因為它們縱容用戶發布仇俄言論及煽動對俄軍使用暴力，縱容“俄羅斯恐懼症”（Russophobia）。5月1日，因 “多次拒絕刪除俄羅斯禁止的內容”，俄羅斯聯邦法警局宣布對谷歌立案並強制執行72億盧布的罰款。

社交媒體的弊端不容忽視

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信息流動更加去中心化，每個人既是信息源，也是媒介和受眾。公眾通過互聯網獲得大量及時且“不加過濾”的新聞。“不加過濾”的結果是第一時間且第一手，但代價是魚龍混雜、真假難辨。專門研究和打擊假新聞現象的美國民間智庫統計，在美國，90％以上的信息收集和傳播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實現的，但只有不到1％的用戶會在閱讀新聞時進行事實核查，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卻認為自己非常擅長識別假新聞。

此次俄烏衝突中，社交媒體上的謊言和對集體想象力的操縱顯然得到了加強，導致大量信息失去控制，假新聞盛行。美國掀起的這場信息風暴並非以傳播事實和真相為己任，而是淪為政治操弄、黨同伐異的“饕餮盛宴”。謊言是武器，而真理則是最大犧牲品。不少學者認為，社交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圍觀與參與的方式，也正在重新定義政治與戰爭的意涵，我們越來越多地走向現實與虛擬並舉的“混合戰爭”。技術巨頭的介入讓我們審視過往有關“技術中立論”的迷思，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信息安全、技術倫理、全球化規則等問題。

各界對於社交媒體影響外交政策的態度一直十分複雜。2020年，推特等社交平台成為了政治極化的最大推手。英國《衛報》在2020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由於推特可以讓人們衝動地分享直率、無中介的信息，因此比傳統媒介更容易傳播虛假信息和擴大誤解，政府官員的推文可能有助於塑造美國的公眾敘事並為美國的決策提供更深入的見解，但它們也可能造成混亂，顛覆外交溝通，加劇全球緊張局勢。因此，“確保推文不會使危機升級的最佳方法是美國官員在緊張局勢加劇時不要發推文”。由是觀之，在信息流動迅速、用戶終端分散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何管控風險、重塑底線，使深陷民粹主義困擾的外交重回秩序和專業的軌道，仍是各國政府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5月9日發表該報駐美國記者愛德華·盧斯採訪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一篇文章，基辛格認為，全球地緣政治形勢將在烏克蘭戰爭結束後發生重大變化，“我們正處在完全嶄新的時代”。俄烏衝突再次凸顯世界的敘事方式被改變了，社交媒體深度介入戰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左右著戰爭和政治的進程。更不能忽視的是，美西方國家日常就控制著全世界的話語霸權，這次俄烏衝突中，更是系統性地展示了他們如何運用社交媒體優勢，在全球輿論場進行信息操控與認知塑造。俄烏衝突為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動且深刻的輿論戰課，讓各國更加明白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因為在社交媒體時代，放棄了輿論平台的自主權，無異於在沙灘上建堡壘。

（孫敬鑫係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特聘教授，王丹係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