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了“4點希望”，其中強調要提高治理水平，改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放眼全球，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如何有效引導好市場力量促進經濟發展，也能兼顧社會所需，達至雙贏，一直是公共行政學和經濟學的經常思考的老問題。
從“有效”到“高效”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功經驗，為政府和市場的協同模式提出了“中國方案”。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旗幟鮮明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習主席對香港市場的期待，由“有效”進一步提升為“高效”。筆者認為，這一方面表明了中央對於“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長期信心；也是對香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之上，提出了“效率”的期望。
香港的資源配置如何？
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一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及“監管”繼續排列首位。從港英政府時期至今，香港基本繼承新自由主義，強調高效市場的重要性來實現高效的社會服務和達至社會公義，其核心價值在於政府要確保每個人都有均等機會創造財富，而首先創造財富的資本家，也會通過創造就業和慈善事業，形成“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惠及草根。
香港發展的成功經驗，新自由主義無疑應記一功，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政府奉行小政府、私有化、市場化等概念，推行簡單低稅制、無外匯管制等政策，有效了吸引國際資本、企業進駐香港，開放型的市場環境的確帶來了香港作為“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不少公營服務，如公共運輸、能源供應、郵政、教育，也依託市場提供優質高效服務。然而，新自由主義下強調的“滴漏效應”，在資本市場急速澎脹下，創造財富的途徑不止於興辦實業，也可以通過資產總值上升而提高收入，不少高精尖行業也只需聘請少量專業勞工，難以做到就業帶動經濟，惠及草根。
毫無疑問，市場力量能有效進行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然而在累年的發展中，市場對社會分配不均問題卻是無能為力,香港堅尼系數在2016年的除稅前及福利轉移前的原住戶堅尼系數為0.539，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為0.473，兩者均創45年來新高，反映本港的貧富兩極化問題持續惡化。
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的更好結合
一是主動拓展香港多元化產業的思考路徑
受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政府在推動產業化的過程中，角色較多是以監管、扶持為主，傳統四大經濟支柱受惠於繼承下來的市場環境日益壯大，但現行政府的治理理念，政府可採取什麼手段，加大經濟誘因，推進多元化發展，“把餅做大”？
以創科為代表的新型產業為例，在缺乏政府主動引導的環境下，由於缺乏市場誘因，資金、人才、成果轉化等基本要素難以成型。單純依靠市場的資源配置，市場要素仍然湧向傳統行業，無法主動回應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中所承擔的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任務。
根據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的基礎設施排名中，香港在131個經濟體中名列第11，政府在創新科技上已累積投資超過1300億元。雖然政府在基礎研究、技術攻關這兩個初始階段投入可觀，但隔河相望的深圳市已經再往前走了一步，構建起了全過程的扶植鏈條。2021年深圳市第七次黨大會已明確提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構建起全過程創新生態鏈，發展品質躍上更高臺階，建立起‘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
同时，新加坡也早在2000年便制定了由政府主導的生物醫藥科學計劃（BMS）,政府在投入端每年直接支持15億新幣研發經費、在政策端提供企業及專門人才稅收優惠、在管理端直接參與科學園區的運營。通過二十餘年的建設，現已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醫藥研發和成果轉化中心，世界知名製藥機構均在新加坡設立研究基地。
下一步，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加大扶持產業力度出發，聯同深圳市政府鍛長板、補短板，除了在資金上加大投入科研力度，協助攻克“卡脖子”技術外，更善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創新創業基地，既協助解決香港青年“四業”問題，也在成果轉化，扶持新興企業發展壯大著手，加大力度從資源上搬出更多空間吸引高端企業和人才駐紮香港，從法規上更要適度提供稅務減免，特府也可善用商界優勢，引導香港年青創業家培育成就夢想。
二是善用市場力量，形成合力推動社經發展
在核心問題上，“有為政府”的仍然是為了保障市場“高效”。政府的角色是作為市場的參與者和促進者，其目的在於提供市場誘因、引導市場要素有效運作。“有為政府”不是也無法取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若在這個核心價值上出現偏差，則有悖於中央對於政府和市場的辯證協同思路，甚至有可能南轅北轍，令香港失去在“一國兩制”制度設計中的獨特優勢。因此，政府在市場的行為應要謹慎，避免使市場受更多不必要的限制，不應粗暴破壞市場秩序，阻礙市場運作和經濟發展。
在制度問題上，“有為政府”亟需突破既往窠臼。以土地制度為例，當前破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已成為全社會共同課題，土地政策“拆牆鬆綁”的呼籲已成為各界共識。解決土地房屋問題不能單純依靠政府興建公共房屋，政府應主動修改土地機制，為公屋建設和住宅開發同時“鬆綁”，使這些機製成為房屋建設“提速，提效，提量”的助推器，在各個置業階梯加大供給，進而實現解決房屋問題的最終目標。其二，部分機制不合時宜。現時市場過份依賴於固有制度和機制，固化地“照章辦事”，缺乏彈性，未能有效因應當前問題而造出相應改變。而在政府“不幹預”的思維定式下，機制修改舉步維艱。以土地機制為例，現時的地積比率和換地機制等亦與未能有效回應現時社會的龐大房屋需求，土地機制限制了市場上的房屋供應，反而令市場不能有效運作。
作為香港的主要競爭地區之一，未來五年，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在中央的關心愛護下，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拿出更大的膽識魄力，用科學實幹的產業規劃引領經濟發展，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書寫香港良政善治的嶄新篇章！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市青聯委員、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香港廣州青年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