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他們，出生於1997，恰逢盛世，與香港特區同歲；他們，成長於1997，經歷巨變，與時代同步伐；他們，發展於1997，怀揣理想，與祖國同心跳。二十五年過去，他們身上留下鮮明的時代印記。躬身前行，服務祖國建設是他們共同的選擇。
6月23日，2022年蘇州入梅的第一天，天氣悶熱難耐，急需一場大雨的澆灌。
晚上7點，“及時雨”如期而至，一場與“水”有關的音樂會——《江河湖海頌》，在蘇州民族管弦樂團音樂廳裡上演，由傳統民族樂器交織而成的旋律響徹音樂廳，絲竹管弦聲時而外放，掀起驚濤駭浪，時而內斂，淌出小橋流水，沁涼浸染，酣暢淋漓。
此刻，崔燦作為表演者之一，正手執一件器形討喜的樂器——中阮，同其他演奏家一起端坐在舞台中，她的指尖在品格間自在跳躍，溫潤如玉的琴聲傾斜而出。
習琴三十載，人生三次選擇，從西安出發，於香港飛速成長，如今安於蘇州，崔燦和一群更年輕的演奏家並肩，尋求傳統民族樂器的向上生長。
中阮：中國最古老的彈撥樂器之一，民族琵琶的一種，距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據傳，因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擅長此琴而得名，後來簡稱為阮。阮分為五種：低音阮、小阮、中阮、大阮、高音阮初識中阮 機緣巧合走上專業道路
崔燦與樂器的初見，發生在三十多年前西安某家商場的樂行里。二胡、小提琴、古箏、古琴......大大小小的樂器依次陳列，彼時的崔燦還是個小學生，對這些樂器充滿好奇，總喜歡輕輕觸摸它們，感受琴身發出的聲響。每一次去商場，她都直奔樂行，沉浸其中不願離去，常被父母“強行”拖走。
兒時的崔燦（左二）機緣巧合下，父母帶崔燦去表姐的音樂老師家做客，在那裡，崔燦第一次見到了中阮，也見到了自己日後的啟蒙老師。
“床上當時擺了一個琴身圓圓的樂器，我可好奇了，眼睛沒挪開過，老師告訴我這是‘阮’，我撥弄了兩下，那聲音柔和得像是兩個人在輕聲細語地聊天，我興奮得不行，跟父母說想嘗試學一學，他們也就同意了。”
打那以後，吃飯、睡覺、練琴成了崔燦每日必做的三件大事，日復一日，寒暑假的時候，練琴時間甚至可以達到每天10個小時。
兒時的崔燦（左一）“每一個琴童的童年都是枯燥和痛苦的，我也有悄悄偷懶。”回憶起自己的琴童時光，崔燦露出一絲狡黠的笑。 90年代，正值錄音機和磁帶風靡的時候，她會偷偷把錄音機搬進房間，插上父母的流行歌曲磁帶，按下錄音鍵，洗掉磁帶上原本的歌，完整錄製一遍自己的練習內容，再一遍遍按“play”鍵播放，試圖營造勤奮練習的假象，糊弄房門外的父母。
“這些小伎倆很拙劣，父母能聽出來，只是沒有戳穿。”偶爾會因為成功偷懶而竊喜，但崔燦更享受的還是練琴中一次次的自我突破。 “長達兩三個月，我都在重複彈一首曲子、幾段音節，甚至反复練習一個技巧，不過一旦突破到下一個階段，成就感巨大，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延遲滿足。”
1994年，熬過最初幾年的“痛苦”時光，崔燦即將升入中學，“當時我比較刻苦，老師覺得我也挺有天分的，不走專業路線有點可惜，所以全家商量後，支持我去考西安音樂學院附中。”
始於機緣，成於勤勉，崔燦的專業之路就此展開。
遠走香港 音樂優等生的持續進階之路
基於早年的付出，崔燦的中阮學習之路越走越順：她毫無懸念地考入西安音樂學院附中，中學畢業後進入西安音樂學院，又被公派至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以連年專業第一的成績完成學業後，回到母校西安音樂學院擔任中阮老師，直至看到香港中樂團的招聘啟事......
“香港中樂團是我們民樂圈中首屈一指的存在。在學校的時候，我各種考試都名列前茅，專業能力也是最好的，演奏的時候永遠坐在最前面。但是，一旦進入到香港中樂團這樣高手雲集的環境，我也許會突然從舞台正中間去到最角落的位置。當時我想，哪怕是坐在最後一排，我也要去看看，真正好的樂團到底是什麼樣。”
2005年 初到香港的崔燦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樂手都參與到了這場競聘中，五輪考核，不斷淘汰，難度不斷升級。崔燦憑藉爐火純青的琴技和淡定的心態，在激烈競爭中殺出一條路，爭取到了香港中樂團的一席之地。
“現在回想，非常慶幸在我精力和體力最好的時候搭上了香港中樂團這班超快的列車。”
在她的印象裡，香港中樂團效率極高，最誇張的一次，樂團在一周五天的排練時間裡排了三套音樂會，加起來30首曲目。 “這要求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識譜，同時還要和指揮、其他樂手配合，最終融合在一起完成高質量的音樂會，記得那一周當我彈完第三十首曲子，再翻開第一首曲子，陌生得彷彿從來沒彈過。”就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裡，崔燦從一開始被裹挾著向前，到主動追求高效，長此以往的慣性重塑了崔燦。
周一到周五白天排練，工作日下午四點排練結束後，崔燦馬不停蹄趕回家教學生學習中阮。到了周末，她也停不下來，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正式演出，她在香港的生活安排得滿滿噹噹。甚至在她初到蘇州的時候，依然保持著工作日在蘇州排練、周末飛回香港教學的習慣，就這樣堅持了半年之久，直到把自己在香港教授的孩子們都安頓好。
“追求效率之餘，我的中阮演奏也在不斷進階。早期，我向樂團前輩們學習的內容偏向於彈奏技巧、識譜能力、合奏能力等技術層面，後面上升到音樂處理、音樂表達能力等素養層面的學習,逐步實現了從初出茅廬的學生到職業演奏家的轉變。”崔燦將香港中樂團時期的自己比作一塊掉進海水里的海綿，拼命吸收，飛速成長。
那時，除了音樂廳正式的大型演出，崔燦和同事們還會去養老院、幼兒園，甚至會去到地鐵站裡表演。 “很多香港本地人其實非常喜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的民族音樂很感興趣。我們傳統印像中的香港，是一座現代化大都市。但身在其中，我能真切感受到它非常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
2005年來到香港，2017年離開，這是崔燦高效成長的12年。她用2年時間完全融入了這座城市，在香港成家立業，適應了這裡快節奏的生活，講了一口流利的粵語；她用5年時間實現了專業方面的穩步飛升，從舞台的角落坐到了舞台中央，並完成了自己在香港中樂團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會獨奏，收穫了很多對傳統民樂喜愛有加的香港粉絲。
一切看似塵埃落定，但喜歡跳出舒適區的她又開啟了一段新的旅程。
重回內地 攜手“後浪”共同成長
2017年，蘇州民族管弦樂團成立，並發出全球招聘啟事。
崔燦又動身了，而且這一次，她和丈夫、女兒舉家回到內地，定居蘇州，成為蘇州民族管弦樂團的一員。
為什麼會選擇來到蘇州？崔燦覺得，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喜歡跳出舒適圈的她，在經歷了12年的成長後，想要尋求更多挑戰，此為天時。
和香港一樣，蘇州也是一座開放包容的大都市。同時它又有著2500年的歷史，既古典，又現代。 “有一年梅雨季，我在拙政園的聽雨堂躲雨，堂外雨打芭蕉葉，堂內放置了一個棋盤，恍惚間，我彷佛就是這個園子的主人。後來，當我再彈奏江南絲竹這一類的樂曲，會下意識地想到園林聽雨的經歷，處理音樂的時候自然而然有了靈感。”此為地利。
同時，多位崔燦心中偶像級別的大師都相聚在蘇州民族管弦樂團中，還有一批充滿活力的青年音樂家相伴，此為人和。
種種因素的疊加，崔燦來了。
和誕生於1977年的香港中樂團相比，2017年建團的蘇州民族管弦樂團像一個小朋友，這是崔燦的形容，“我們蘇州民族管弦樂團建團之初平均年紀只有26、27歲，大家大多是剛畢業的學生，在樂團里共同成長，走進音樂廳欣賞我們樂團演出的人都能夠感覺到我們朝氣蓬勃、積極進取的狀態。”
樂團辦公地點的二樓是一排琴房，分布著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排練室。每一次聯合大排練結束之後，樂團的成員們都會去搶琴房加練，把排練中存在問題的段落細細打磨。儘管下午四點，大排練就結束了，但到了晚上八九點，琴房還常常燈火通明。
夜晚的排練廳作為彈撥聲部的聲部長，崔燦時常會留下來陪聲部的小伙伴練習，幫助年輕樂手們突破技術難題，這也是從香港中樂團來到蘇州民族管弦樂團後，崔燦感受最深的變化。
以往在香港中樂團，別人對崔燦的稱呼是“燦燦”，她是團裡最年輕的一代，而到了蘇州，她成了團裡閱歷比較豐富、年紀較長的指引者，大家都會稱呼她為“燦姐”。 “身份的轉換，給我帶來的是一種責任感，大家積極拼搏的狀態也在提醒我，不能因為年紀和閱歷的原因慢下來，我得把自己十幾年來的樂團從業經歷分享給這些‘後浪’，和他們一起帶著傳統民樂走向更好的未來。”
回首過往，崔燦到香港的第三年（2007年）就參加了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的慶典，後來她又連續參加了十五周年、二十周年的慶典演出。在此之前，她從沒想過那個原本從電視裡看著回歸直播的小女孩，也可以親身處在回歸周年慶典的現場。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日子，崔燦說：“如果我在香港，應該還會是這場盛大慶典的一份子。現在雖然身處千里之外，但我依然會和一幫志同道合的民樂人，用音樂為香港送上最好的祝福。”
來源：我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