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尉瑋
鼓樂大師閻學敏匯通中西,既擅長中樂,又對西方敲擊樂嫺熟於心,從當時的中國中央樂團(現中國交響樂團)到香港中樂團,敲擊生涯已達60餘年;其間作育英才,為內地與香港的敲擊樂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閻學敏向記者講述他與香港和鼓樂之間的不了緣。
中學的一個暑假,成為閻學敏的人生轉捩點。
那天,他和同學打完球相約去游泳,在巴士站碰上校長,得知有中央樂團的人來學校講解招生,他和同學就去聽講。原來,樂團正招收學員班,挑選好苗子,培養成為樂團未來需要的藝術專才。後來的招生考試,全國僅報名就有3,000餘人,到了參加面試時剩下1,000人,最後卻只錄取了32人。閻學敏過關斬將,以14歲的年齡成功獲錄取進入中央樂團附屬音樂學校,專修西洋敲擊樂5年後,成為僅7名被正式錄取的樂師之一,正式加入中央樂團,擔任敲擊樂手達22年之久。
1982年,閻學敏移居香港,1984年加入香港中樂團,從此開始藝術事業的新篇章。現時他退下演出前線,擔任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常務副院長,管理樂團事務之餘亦繼續為鼓樂培養人才,在中樂界可謂是桃李滿天下。
難忘香港歷史瞬間
說起與香港的緣分,在閻學敏的講述中,個人情感重疊着時代印象,有很多難忘卻又令人忍俊不禁的瞬間。
1978年,閻學敏第一次來香港。當時文革結束,內地組建了150人的中國藝術團前往美國演出,進行文化交流,閻學敏被選中前往。「去了一個多月,大概去了5個城市,離開美國就到香港演出,然後去澳門,再回北京。」
在香港,演出安排在新光戲院,中間卻很突然地加插了一場在香港大會堂的演出。「那是一個很短的演出,大概1個鐘頭。那個時候還從沒有內地的團到香港大會堂演出,港英管治時期是不給的,內地劇團來全部是在新光戲院,不給去大會堂的。我們是首個,也很意外。而且演出時間也不是正常時間,安排在下午4、5點鐘的時候,沒有海報,也沒有售票,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下面看。」整個過程鄭重又神秘,現在想來卻也是某種里程碑式的事件。
問閻學敏當時之行對香港的印象,「沒有太多印象,」他大笑道,原來當時一行,如同現在的「閉環管理」,出了機場,就被巴士送往摩星嶺山上的住所,團員不能私自外出,親戚朋友來訪也要提前申請。演出時則直接坐大巴到新光戲院,完了之後回住處,沒有什麼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我倒是出過去一次,是因為要幫中央樂團買樂器。」於是短暫走過灣仔街頭時所看到的往來人潮,便是閻學敏眼中的香港了,若要說還有什麼奇怪的印象,那可能是鬧市中的殯儀館。「因為出了新光戲院巴士走渣華道轉彎就看到香港殯儀館,覺得好奇怪啊,這麼熱鬧的地方怎麼有殯儀館?」他笑着回憶。
1982年移居香港,練粵語,找工作,1984年加入香港中樂團發展藝術事業,閻學敏開始真正感受到這城市的煙火氣。之後的40年,他融入這城市光影中,也見證了數個歷史性時刻。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自然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個。
1997年6月30日晚,在添馬艦舉行的象徵英國對香港管治結束的「日落儀式」中,香港中樂團正是其中一個表演團體。閻學敏笑言「大場面見得多了」,當時並不覺緊張,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天氣的突變。當時他的鼓剛好立在遮棚的邊邊,誰知天降大雨,雨點不停落在鼓面上擊打出聲音,「這麼隆重的儀式,真是……」他苦笑,而他早前去歐洲演出時在西班牙買的一對新皮鞋,當晚也泡濕在水中宣告報廢。演出結束後回家,他記得從家裏騎樓望出去正是海旁,可以看到彭定康所搭乘的船緩緩開過。一個時代就此落幕。
香港中樂風格 驚艷內地
香港中樂團被譽為「香港文化大使」,閻學敏又如何看待香港中樂團與內地民樂團間的不同?他回憶第一天到香港中樂團找工作,就感覺到其不同的風格氣質,「從聲音、音準到感覺,都非常大不同。感覺是,咦,這麼好聽,聲音這麼和諧,這是第一印象。」其後他加入中樂團,對當時藝術總監吳大江的藝術風格留下深刻印象。「他要求很嚴格,卻不保守。」他說,「我們有內地傳統的曲目,也有香港本地的作品。很多香港作曲家是搞西樂出身,寫的東西介乎中西之間,那種融會的感覺,讓我耳目一新。」
事實上,香港中樂團稍後第一次到內地演出,就讓業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1987年,樂團到北京參加首屆中國藝術節,演出吸引了許多業界專業人士前來觀賞,香港中樂團現任藝術總監閻惠昌當時也在觀眾席上。閻學敏憶及,當時的演出,的確讓內地業界大開眼界,「覺得中樂還能這麼做!」甚至有評論說,香港中樂團與內地民樂團之間大概有二十年的差距。「現在,內地進步飛快,差距當然慢慢縮小。我們如何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和領先的地位,是需要不斷的努力。」
在閻學敏看來,香港這塊福地所帶來的觀念的開放性和制度的現代性,讓香港中樂團有着獨樹一幟的氣質。而回歸後,特別是2001年樂團公司化後,其對中樂的探索更趨靈活與專業。
「以前,香港中樂團有個好處,我們可以委約作品,請不同的作曲家為我們寫曲子,然後付給作曲家版權費。這在那時的內地很少有,一來沒有這樣的制度,他們大多是舊曲重新演繹;二來當時內地對版權的意識也沒有那麼清晰。我們有好的委約制度,也有預算,也願意將錢用在刀刃上,這才積累了這麼多好的作品,有些經常被我們帶到全世界演出,成為了我們的保留曲目。」除此之外,樂團面向全球廣納人才,又多年持續對樂器進行改良,在中樂的專業化上持續鑽研。
「樂團的產品是聲音,這就是我們要鑽研的。有作品,有人才,還要有『 架罉』才行,然後再要加上管理。」閻學敏說,今年香港中樂團邁入第45年,這一路走來並非風平浪靜,更覺得現代化管理的重要性。港英管治時期,香港中樂團隸屬市政局,在政府架構中限制多多。「直到2001年公司化後,雖然政府在財政方面有資助,但我們自己獨立管理,沒有以前那麼綁手綁腳,可以更加按照音樂發展的角度,用專業的方式去處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