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的香港書展,由中銀香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榮譽研究員王春新所撰寫的《捍衛居權——以新思維破解香港住房難題》一書頗吸眼球,並且引發了熱議和關注。根據王春新的介紹,此書首創了「安居負擔指數」(RBI,Residential Burden Index)這一概念即根據聯合國所提出的「國民經濟核算標準」(SNA),來計算樓價漲幅與個體收入漲幅之比例。此外,該書還總結了全球房屋發展的三大類型:第一類是以歐美日為代表的「樓價增長遠低於收入增長」模式;第二類是以新加坡為代表的「樓價增長稍低於收入增長」(以政府主導的公共房屋為主)的模式;而第三類就是香港模式即樓價增長遠高於收入的增長,而且「居民收入永遠趕不上樓價增長」,「是典型的投資/投機主導的虛擬經濟模式」。
「香港居,大不易」。香港深陷「居住貧困」、「低端房屋」的問題久矣,如今在香港社會談及「居住正義」,恐怕不少人還會以為這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笑話。2016年,香港著名文學家劉以鬯的遺作《香港居》出版,首頁便赫然寫道:「香港人口稠密,最珍貴的東西,不是愛情,而是地產,為了這個理由,建築商不得不向高空發展了。縱然如此,香港『住』的問題,始終無法獲得合理理解。新建成的徙置大廈,比比皆是;然而人口簡單的家庭,卻是無法享受的。」伴隨着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劏房、納米樓等畸形房型不斷推出,成為了社會基層不得已的被迫選擇。與此同時,2022年香港房委會的最新數字顯示,一般公屋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已增加至6.1年,創下了1998年以來的新高。而從2020年至今,估算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則進一步下降,僅有27600個單位。早在2021年的「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嚴肅地指出香港房屋問題「總要有解決的時候」。同年7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亦對香港政府提出「告別劏房」的目標。2022年的「兩會」,韓正副總理在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香港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將解決房屋問題作為重要的目標和工作任務。中央對香港的住房問題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對於督促和關切香港政府解決居住問題,更是「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可是為什麼香港社會還是能夠「容忍」「居住不正義」、「房屋低端化」乃至「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吊詭現象出現?
從表面上看,香港「居住貧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追逐利潤的極端化體現,即將民生剛需轉換為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工具。從深層次來看,香港的房屋問題本質上是港府一直以來沒有充分理解「一國之本,兩制之利」的妙處,以「無為」姿態任由市場逐利,使得住房成為了傳統資本財閥、精英階層乃至少數中上階級的投資逐利,增長個人財富的工具和手段,最終讓香港發展的紅利無法惠及到普羅大眾。更為致命的是,房屋的「稀缺」正逐漸加劇成為了回歸25年內,社會和政經矛盾的「導火索」。從歷史上來看,香港房屋供給問題在港英政府時期早已出現。回歸之後,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曾於1997年所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可惜尚未妥善安排開發新土地,而後席捲亞洲的金融海嘯更是讓香港政府在解決香港的住房難題時「有心無力」,只好任由地產財閥繼續在房地產事業「野蠻」生長,繼續維持了「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理念。此外,城市規劃的失當、新土地開發的審批機制的繁瑣拖延以及以土地財政為主導的「慣性思維」等不合理運作,都逐漸使得房屋的居住權成為了少數人的「獨食」,導致了香港雖然樓盤開發的越來越多,但買不起房、住不起樓的人也越來越多的怪象和亂象。從現行政策的運作來看,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不能只靠以往的「修修補補」的思路,要運用「新思維」,從根源上解決房屋供給不對稱的難題。王春新總結道,「解決房屋難題,重在分配而非生產。政府需要有調整房屋政策的大氣魄和執行力,還要在利益高度分化情況下盡可能凝聚最廣泛的社會共識。」換而言之,如何讓弱勢群體有房可居、如何讓青年人看到買房的希望,如何讓房屋市場的供給關係趨於合理,如何克服作為剛需的房屋生產和作為投資的房產資源之間的矛盾,這才是現行政府在解決房屋困境的突破口。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5年,如今治港精英們面臨的更大挑戰則是如何實現民心的回歸。在習近平主席的七一重要講話中,他對新一屆的香港政府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中就涉及到希望新一屆的政府可以提高治理水平,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的囑託。所謂的「有為政府」就是會科學「干預」,能有效「干預」,一方面是需要繼續鞏固有效高效的市場,另一方面更是要讓香港市民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和福利,實現有福民生,讓「有為政府」一手抓「有效市場」,另一手抓「民生有福」,「兩手一起抓,兩手都要硬」,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優化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機制,摒棄唯資本運行的「小政府」邏輯,這樣才能實現民心回歸,促進社會發展的機能。要讓民生有福,住房問題必須攻克,使得市民能夠安居,整個社會才能安全穩定、社會才能得到均衡和諧發展,年輕人才看得到上升的空間,全體市民才會有樂業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普羅大眾是香港社會最大的基礎,也是整個香港社會構成的基石,是牽涉面最廣的成分。而有效市場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器,是精英階層的主場。但在有效市場和有福民生之間,還需要有為的政府承擔主體責任,積極調節干預,認清和理順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與社會矛盾改革之間的關係,將民生之所需與市場之所利相結合。
7月6日,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其首次立法會答問會上指出,現任政府已經成立了由司級官員督導的四個工作小組,主要針對「跨代貧窮、土地供應、公營房屋及地區事務四個重大民生問題。」顯而易見的是,讓民有所居,才能有安居樂業、和諧發展的可能。房屋問題既是香港矛盾糾結和社會撕裂的「源點」之一,也是發展香港轉型香港的關鍵「節點」之一。政府有為,才有民生有福;民生有福,才能讓市場發展更為有效和充滿潛能,三者缺一不可,而唯有將三者合一,才能充分讓「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中的優越性得以展現。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