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亞光

人類對摩天大樓有一種特殊的偏愛。對於一座沒有去過的城市來說，它能給我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莫過於留在各種影像裏的天際線。高聳入雲的大樓不僅有著極高的辨識度，更是毫無遮掩地彰顯了人類的技術能力：畢竟，在建築上不斷突破高度的極限是一個相當晚近的趨勢，它需要建築材料、結構工程、電梯運輸等全方位的技術基礎作為支撐。追求建造更多的高樓，也因此似乎成為一座希望融入世界現代化大潮的城市必須積極投身的事業。

在過去二十年間的中國，與經濟一同飛速發展的還有樓層的高度。根據世界高層建築與都市人居學會（CTBUH）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現在擁有世界40%的超高層建築，150米、200米、300米以上的建築數量都位居全球第一。不過，今年7月12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指出，要嚴格限製新建250米以上建築，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築。據《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報道，業內專家人士表示，這一政策變動，可能讓中國的摩天大樓時代終結。而在此之前，自2020年開始，我國已經多次頒布「限高」的政策。

除了安全隱患、成本因素之外，曠日持久的疫情同樣也帶動了全球範圍內對摩天大樓建築思路的反思。很多人認為，疫情帶來的頻繁居家辦公，可能讓原本就空蕩蕩的摩天大樓的閑置空間進一步增加。甚至有媒體刊發的文章，直接以「疫情之後，摩天大樓時代終結？」為題。

不過，在著名建築評論家迪耶·薩迪奇看來，這些唱衰摩天大樓的論調可能都不靠譜。在他今年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新著《權力與建築》中，薩迪奇以一貫詼諧、辛辣而又精準的筆調，調侃了人類對高樓大廈的迷戀。而縱觀歷史，這種「幼稚」的迷戀恐怕並不容易消散。薩迪奇寫道，世上一大荒謬就在於，「那些最自詡理性、冷靜、謹慎的商人，卻總是一頭紮進高樓大廈裏，想要造出一座比之前那座更高的大樓」，「他們想建造高樓的不理性沖動，很多時候就只是為了要當世界最高的那一個」。

不過，呼應這本書的標題，這種摩天樓迷戀並非全然是簡單的非理性，其背後有著薩迪奇一直很關註的權力問題。而他的這個著眼點，其實也得到了不少其他作者的呼應。人們出於什麽原因追捧摩天大樓？這種追捧背後體現出哪些權力意誌？未來，這種追捧會改變嗎？本期讀刊，我們從薩迪奇的這本新書出發，給大家分享有關這一話題的有趣觀點。

高樓綜合征：

為何摩天大樓特別適合展示權力？

薩迪奇在《權力與建築》中寫了不少有意思的軼事，比如，希特勒的建築師施佩爾修建的「榮譽廣場」，用其潔白反光的墻面和四處環巡的探照燈營造出了一種奇特的空間壓迫感，讓前來談判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國總統哈查面露菜色，也將國土拱手讓給了納粹。再比如，美國的小布什總統幾乎全盤照搬了前功勛總統傑弗遜的總統圖書館設計風格，希望借助前輩的光輝一掃連任失敗的恥辱。

秉持這種解構權力的姿態，薩迪奇將人類對高樓的追逐描述為一種「高樓綜合征」——養寵物的人們可能會以為這是那個用來形容貓咪的癥狀。據說貓的「高樓綜合征」指的是貓由於專註於鳥和其他動物而失去平衡，從高樓上掉下的狀態。不過，對人來說，這種綜合征首先體現在遭遇高樓時的那種「震撼」感。薩迪奇舉了曾經世界上最著名的摩天大樓美國世貿中心雙子塔的例子，「當你穿過雙子塔之間的廣場時，會覺得高樓的重量直接『壓』了過來，所以你會需要一定的決心才能走過這個廣場...雙子塔似乎把廣場的空氣壓縮了，逼迫你用血肉之軀與之對抗」。

這段描寫形象地點出了不少人面對摩天大樓時產生的那種敬畏又窒息的感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雙子塔的設計師、大名鼎鼎的山崎實（Minoru Yamazaki）曾說，即便他常常站在高樓之上，還是有很嚴重的「恐高癥」。薩迪奇覺得，這就像一位米其林大廚說他食鹽過敏一樣給人以矛盾感，但卻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摩天樓這種人造物如何反過來讓人所臣服的——它持續給人造成控製感。

即便回溯到摩天大樓最早期的歷史，這種「令人仰望」的效果已經是建築師們的追求。丹·克魯克香克在《摩天大樓》一書中詳細地爬梳了公認的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樓——芝加哥瑞萊斯大廈（Reliance Building）的建造過程。這座在當時風格超前的建築不僅通過外層玻璃和白釉陶板的設計給予路過的人們極大的視覺沖擊力，還將用於分隔玻璃窗戶的窄條型陶板豎框數量不斷增加，進一步強化大廈的高度「令人仰望」的效果。

當人們檢視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樓時，常常發現它們存在一些「虛高」：在實際的建築物高度外，開發商會在這些大樓的頂部放置尖頂或者塔樓，讓其高度大幅增加的情況下，還付出了較少的成本。這也就是建築界常稱的「虛榮高度」（vanity height）。比如著名的迪拜哈利法塔，從塔底到塔頂高828米，但最高的占用樓層只到585米。當然，這個摩天大樓的頂部區域也不一定都是「虛高」，比如一些超高樓會在這個「虛榮高度」的區域安裝用於保持樓梯穩定的阻尼器。

如果僅僅是說「建築是某種權力意誌的外化」，那麽似乎人們可以說，能外化權力意誌的事物有很多，建築有什麽值得特別一提的呢？薩迪奇認為，對於追求權力——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的人們來說，建築有著表達意誌的獨特能力。許多研究都表明，人的控製欲會明顯體現在對空間的掌控中。此外，建築是我們生活裏最常見到的、最宏大的文化形式，人們在建築中生活和交往，仿佛控製了建築空間就能對他人真正地施加影響。從地基開始目睹一座屬於自己的摩天大樓崛起，似乎宣示著它的陰影覆蓋之處，即自己占有之地。

「世界是垂直的」：

摩天大樓的權力隱喻

雖然在古代，人們也熱衷於建造更高的建築，但這種熱情無疑和現代社會最流行的一些觀念更相契合。正如瑞萊斯大廈成為後續諸多未來主義建築的靈感來源，摩天大樓象征著發展的速度和進步的願景，被人們認為是指向未來的。用學者史蒂芬·格拉漢姆（Steven Graham）的話來說，大部分用來形容地位、品質、力量、成就的字眼，都和一種「垂直」的觀念相關。比如「supreme」（最高的）一詞，源於拉丁文的「supremus」，是「superus」的最高級形式，而後者的意思即是「在上方者」——這似乎從一個刁鉆的角度解釋了人們通過建築來彰顯自己權力欲望的動機。

格蘭漢姆寫過一本專著叫《世界是垂直的》，讀者們看到這個書名可能會會心一笑。在某種程度上，它可能指向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托馬斯·弗裏德曼的那本《世界是平的》，因為格拉漢姆在書中討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即是當下學界對「垂直權力」的忽視。尤其是人文地理學，在研究權力問題時很大程度上被一種「水平透視的地理空間觀念」主導（比如研究殖民擴張的問題），而忽視了對縱向空間中權力問題的考察。一個例證是，批判都市研究中極具影響力的《布萊克威爾城市指南》（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City）從未提及「垂直」（Vertical）一詞。可以說，探尋摩天大樓背後的權力問題，是一個亟待關註的課題。

在這本書中，格拉漢姆還提出了不少有關摩天大樓的精妙洞見，這些洞見也相當符合我們的日常經驗。比如，摩天大樓在現代社會基本上是一種最典型的「權力階梯」隱喻，它物質化了大企業最普遍的垂直階層結構，用他引用的意大利記者馬克·達拉莫（Marco d』Eramo）的話來說，人們在攀爬摩天大樓的時候只會向上凝視，一定程度上，這種建築形式讓你只尊重那些在你上面的人。

格拉漢姆還介紹了兩位學者的觀點。人類學家王愛華（Aihwa Ong）認為，奇觀式的垂直巨型建築的建造經常被視為亞洲與中東國家及相關精英人士傾註心血之地。如吉隆坡石油雙塔等奇觀式建築的建造，能以杠桿的方式操作房地產的價值，同時為本地人民製造樂觀的未來願景。現代城市偏愛打造摩天大樓「林立」的景觀，仿佛本國和其他國家的比較也因此可被樓層的高度指標化，這適應了現代社會追求「競爭」的氛圍。

此外，地理學者瑪利亞·凱卡（Maria Kaika）的觀點也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她認為全球範圍內摩天大樓的不斷「增生」也反映出日益集中的財富與權力。摩天大樓成為最能代表一個城市的地標式建築，恰恰反映了這些城市之於全球精英們已不再重要。他們能夠「不將身份和財富與任何一個單一特定的城市形成聯結」，他們就像這些凝結著資本、金融產業的摩天大樓中的「跨國房客」，可以在這些標誌性建築構築的全球網絡中自由地流動。在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圖網絡中，只有摩天大樓這種標誌性之物是重要的——而顯然，它們隔絕於普通的民眾。凱卡認為，城市核心區外的居民也就因此得面對一種「傲慢」的、無法接近的權力地景。

這種來自「無法接近」摩天大樓的民眾們的批評，曾經出現在雙子塔剛於紐約落成時，也曾出現在吉隆坡和安哥拉。薩迪奇在《權力與建築》中就寫道，世貿中心起初在人們眼中就是一塊「孤立而令人生畏」的飛地，周圍的一切都遭遇它的擠壓。吉隆坡則是為了打造石油雙塔，急忙拆除了市中心的一個賽馬場。從各種意義上，摩天大樓製造的敬畏感代表著一種權力的威壓，讓原本的城市區域感覺到不適，而這可能正是權力生效的結果。

也正是因此，城市理論家克裏斯托弗·亞歷山大曾經不無調侃地說：「大量證據都表明，高層建築讓人發瘋」。不過，盡管摩天大樓彰顯的權力會令人不適，但事情可能還沒到最壞的地步。建築理論家凱基·瓦納利（Kazys Varnelis）提到一個有趣的說法：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裏，「可見性」並非美德。換而言之，我們如果還能將「特朗普大廈」這樣的大樓當作某種政治經濟的象征進行反思和批判，說明我們依然能夠有效地識別出權力的野心。然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傾向於讓這些權力變得更為隱蔽，以至於接受其控製卻不自知。

疫情之後，「摩天大樓熱」

會就此終結嗎？

隨著全球疫情的持續，居家辦公依然會是人們常常需要面對的境況。不斷增高的空置率使得人們對興建新的摩天大樓似乎望而卻步。衛報2021年的一篇《摩天大樓的時代終結了嗎？》就指出，倫敦近年來的高層建築規劃申請銳減。除了可能的高空置率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人們對親近自然的需求。疫情中生發出的一種「新都市主義」思維使得更多的低層建築湧現，它們布置在公園、綠地邊，它們代表著綠色和開放，與摩天大樓代表的那種封閉式、一體化、自給自足的空間迥然異趣。

不過，這篇文章也提到，歷史上對摩天大樓終結的預測並不少見。比如上世紀70年代時，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就質疑過超高層建築的未來。他在《第三次浪潮》中預測，未來隨著人們工作形態的變化和通信技術的進步，辦公大樓將不復存在，家庭將成為工作的中心單元。他或許難以想象，經歷了八九十年代的摩天大樓建設熱潮，自己在當時看似逆發展潮流而作的預言卻可能被疫情後的世界應驗。不過，很多城市理論家也認為，人們對面對面交往的熱情將會驅動他們在建築中聚集，這使得摩天大樓這樣能容納大量多樣化人群的空間永遠都有存在的必要。

學者理查德·史密斯在2021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也指出，疫情之後，摩天大樓依然會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商業摩天大樓是一種「全球化特定回路的固化」，它們凝結著那些對全球化發展極為重要的產業，比如金融服務業，地方經濟依賴它們與世界經濟發生連接。同時，摩天大樓也常常成為城市中縱向聯系不同產業的地帶。高級服務業並不依賴與所服務者的接近度，但很依賴於與其他關鍵行業的連接，這些在摩天大樓中常常能實現。所以，史密斯認為，盡管大流行會使得我們的工作日趨數字化。人們前往城市核心從事知識經濟工作的頻率會下降，但知識經濟的這種對連接性的需求，使得摩天大樓依然保有自身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