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木 木 I 國家機關高級研究員
 

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為什麼難讀，歷史錯綜複雜，文化多元交融，社會關係盤根錯節，這些都是原因。並且，改革開放40多年來，香港實際上充當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交流溝通的橋樑，也是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較量的前沿陣地，各種力量相互作用，魚龍混雜，牽一髮而動全身。如何看待和對待香港，有認知方面的差異，更有立場上的考量。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以唯物史觀的恢弘視野和嚴謹邏輯，揭示了中華民族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滄桑巨變，也為解讀香港提供了指南。

《決議》第四部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從13個方面深刻闡述了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其中，第12方面講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約2/3篇幅集中論述港澳問題。這部分內容雖然只有8句565字，但信息量巨大，可以說無一字無出處，全面回答了對香港局勢應當怎麼看，香港工作怎麼幹，近些年幹了什麼、成效如何等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的緊迫問題。
 

事非經過不知難！站在新的轉折點上，學習歷史決議，解讀香港問題，我們更能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治國理政重大課題的不懈探索，感受到中央在落實對香港全面管治權過程中展現出來的非凡勇氣和智慧，感受到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的偉大歷史擔當。
 

一、怎麼看：「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決議》開宗明義地指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同時，一個時期，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這一科學論斷，應當成為我們看待香港局勢的根本立場，是著眼點，也是立足點。
 

香港回歸祖國25年，同時是「一國兩制」實踐25年。不可否認，從25年來香港行政立法司法實踐看，雖然回歸了，治權並沒有完全回歸，人心回歸更是任重道遠。香港政治生活中一度出現三大反常現象：中央探索用香港行得通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投鼠忌器，對港工作陷入被動；反對派食髓知味，裹挾民意，把香港變成遊行之都；特區政府管治權威每況愈下，行政主導形同虛設。特別是「修例風波」發生後，面對撲朔迷離的香港局勢，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用今天形勢丈量昨天現實的「事後諸葛亮」苗頭，似乎過去20多年一無是處。《決議》高屋建瓴，一錘定音，明確肯定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給人以撥雲見日的強烈感覺。判斷「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成效，既要看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否得以保持，更要看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否得到維護。之所以說「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把一個經歷了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地區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界局勢早已今非昔比，我們的國體和政體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共產黨成為惟一合法執政黨。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範圍覆蓋全國，回歸後的香港理所當然包含在內；另一方面，鑒於香港的特殊情況，黨在香港需要採取不同於內地的執政方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即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轉變為對外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黨的執政方式又面臨一個新的轉變，即從單一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轉向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和小塊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並存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這是黨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沒有先例可循。25年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總方針下，黨對香港的具體執政方式一直處於探索過程中。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實際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回歸初期，比較強調不干預，徐圖之；2003年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立後，兼顧不干預，有所為；十八大以來，逐步落實全面管治權。每一階段的探索，都為我們尋求恰當的治港模式，把香港有效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進一步把握「一國兩制」規律，積累了寶貴經驗。總體上講，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實行了管治，與之相應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和體制得以確立，而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法律基本不變。
 

其次，香港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香港以其所處的獨特地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利用擁有歐美市場配額等優勢，為內地帶來大量出口訂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80%以上的製造業轉移到珠三角等地，促進內地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迅速發展，助推內地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經由香港引入的資金，佔我國引進外資總額的一半以上。香港還是內地企業境外融資和對外投資的窗口平台，很多內地企業正是通過香港逐漸熟悉和適應了國際市場，融入了國際體系。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佔香港上市公司總數50%左右，市值接近70%。隨著產業和資金的引入，技術、人才、管理也大規模流入，重塑了中國的商業文化和市場經濟秩序。改革開放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毋庸諱言，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有港澳這個不可替代的窗口和橋樑作用。與此同時，國家40多年高速發展釋放出空前強勁的生產力和市場需求，使香港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腹地，中西合璧，更具活力。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自身特色和優勢得以保持，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鞏固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繼續被眾多國際機構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
 

樹欲靜而風不止。反中亂港勢力不願意看到香港與內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交流合作越來越深化，兩地同胞共享祖國日益強大帶來的尊嚴和榮耀，一刻也沒有停止搗亂破壞分裂活動。從2003年大遊行到2012年「反國教」，從2014年非法「佔中」到2019年「黑暴」，每隔七八年，就要發生一場大的風波。但這些不是「一國兩制」實踐的主流，即使像「修例風波」那樣的港版顏色革命，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也只是「一個時期」的非常現象。對此，要保持清醒頭腦。要增強風險意識，充分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始終是香港的首要問題，無論當年23條立法受挫，還是香港國安法讓香港重回正軌，都表明了這一點。同時，要堅定信心，堅信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已經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這一進程。事實上，每場大風波後，香港都會迎來新的局面，站上新的台階，實現更大發展。
 

二、怎麼幹：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五十年不變」的中期，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老情況老問題也發生了新變化。特別是近幾年來，在國際大環境和香港小氣候的共同作用下，香港工作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從左和右兩面都出現了一些質疑「一國兩制」的聲音。此時此刻，《決議》旗幟鮮明地指出：「必須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這是政治原則，也是工作方法，是處理香港問題、做好香港工作的根本依循。
 

一是要始終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香港回歸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治港之策千條萬條，「一國兩制」是最根本的一條。任何思路、舉措、辦法，都不能突破「一國兩制」的天花板。當然，下好「一國兩制」這盤大棋，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中央一再重申，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要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也要全面準確，「不變形、不走樣」。具體而言，要把堅持「一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結合起來，把發揮中央在重大問題上的主導作用與強化特區政府的主體責任結合起來。兩個方面要成為有機整體，不能互相消耗，也不能顧此失彼。在兩者對立統一的關係中，中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中央要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同時要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權行使監督權。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的使命，是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建設好。
 

二是要加強制度建設，堅持依法治港。香港問題的實質是管治權之爭。把管治權落到實處，一靠完善制度和法律，依法治港，二靠愛國愛港力量牢牢掌握管治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總結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其中之一就是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是由一整套完備的法律制度構成的，包括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以及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一系列具體制度安排。從「一國兩制」實踐過程看，這些法律制度有的需要堅持，有的需要激活，有的需要完善。同反中亂港勢力的較量，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面臨長期複雜嚴峻的政治鬥爭，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政治問題法治解決，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反「佔中」以禁制令清場，反「黑暴」以香港國安法立威，都是法治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成功範例。
 

三是要確保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同樣，管治香港的大政方針和制度體系確定之後，管治者就是決定的因素。依法治港，終究要落實到愛國者治港上。要求治港者愛國，是在香港從政的基本政治倫理，或者說是職業道德。首先，它無關乎意識形態。正如鄧小平指出：「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是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他們可能不贊成內地的社會主義，但會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其次，它不是對普通市民的要求。不愛國的人，包括外國人，只要不違反法律，還是可以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只是不能參與管治。那些與外部勢力勾結，主張「港獨」、「攬炒」以及挑戰國家根本制度的人，不但不是愛國者，要堅決排除在管治架構之外，一旦觸犯法律，還必須依法嚴肅處理。
 

三、幹了什麼：四大舉措，標本兼治
 

面對香港局勢一度出現的嚴峻局面，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標本兼治的措施。《決議》明確指出：「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的重大決策，推動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支持特別行政區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設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全面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短短四句話，精闢概括了近年來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對港工作新思路的四方面重大舉措。
 

第一，制度建設。針對香港實際，堅持問題導向，制度建設主要在三個領域取得突破：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修改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完善特區公職人員宣誓制度。三項制度及其執行機制深入人心，實施效果十分明顯，在此不贅述。總的看，它們以霹靂手段驅散香港政治陰霾和種種習非成是的怪現象，以菩薩心腸喚醒港人的國家意識、政權意識和政治人物操守意識，定下了香港政治活動的合法渠道和遊戲規則，確保政治生態健康發展。去年下半年以來，新選舉制度下一系列重要選舉的成功舉行，表明這一制度設計對於推動形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齊心協力建設香港的良好局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機構建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中央層面成立國安公署，特區層面成立國安委，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突破口，切實行使全面管治權。這是回歸25年來，理順中央與香港關係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有了機構，才有抓手，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憲制權力才能在香港落地生根。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之下，中聯辦、國安公署、外交公署、駐港部隊四足鼎立，定於一尊，確保香港牢牢根植於國家治理體系之中。
 

第三，政權建設。長期以來，愛國愛港力量同反對派及其背後外部勢力的鬥爭處於一種纏鬥狀態，他們一直企圖通過削弱和癱瘓特區政權力量，煽惑民意，把香港變成獨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乃至反華反共的橋頭堡。由於種種原因，特區政府長期處於弱勢，行政主導未能真正落實。2019年「修例風波」中，反中亂港勢力無所不用其極，特區政府幾乎陷於癱瘓。中央及時出手，通過依法止暴制亂，支持特區政府有效施政，遏制外部勢力，打擊破壞活動，多管齊下，大力加強政權建設，牢牢掌握特區管治權，穩定了香港大局。
 

第四，融合發展。2019年2月，中央印發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綱要》在「修例風波」前夕出台，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為由亂轉治後的香港指明了發展方向。香港的未來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主要舞台在大灣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切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斷增強港人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是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以上四個方面，是中央堅持當務之急與從長計議並重，立足國家總體安全的戰略高度解決香港亂象的重大舉措。這些舉措環環相扣，取得顯著成效。《決議》深刻指出：「這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理解這句話有兩個關鍵詞：一是重大轉折，二是堅實基礎。
 

《決議》是系統總結我們黨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經典文獻，文中還有兩處講到「轉折」。一處是遵義會議，表述為「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另一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表述為「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用「生死攸關的轉折」講遵義會議，用「偉大轉折」講十一屆三中全會，講香港變局則用「重大轉折」，反映了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以及事件的不同重要程度，但同樣指出了其撥亂反正的意義。撥正航向，才能揚帆遠航，未來可期。不過也要看到，轉折不等於大功告成。正如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還要經歷千難萬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還會波瀾起伏，香港的穩定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決議》把這次重大轉折定位於「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並把這句話作為集中論述港澳問題的結束語，可謂意味深長。「基礎」是根本，也是起點。它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對香港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有著清醒認識，對做好新時代香港工作擁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堅定決心。
 

四、前路漫漫：讓歷史之光照亮未來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國內矛盾交織，香港穩定局面來之不易。我們要倍加珍惜，接續奮鬥，行穩致遠。真正有效的治理，恢復秩序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心回歸，以及如何更好發揮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是更需要破解的難題。發展才是硬道理，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競選政綱中72次提及「發展」二字，殷殷之情，可見一斑。
 

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香港從來沒有缺席。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香港被割讓，是中國夢的歷史起點。從此，一代代中華兒女前赴後繼，為中華民族重新崛起不懈努力。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香港作為軍事指揮中心和經費物資籌措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工人階級走上歷史舞台，香港海員罷工、省港大罷工具有標誌性意義；中國共產黨開闢華南敵後抗日戰場，香港是一個重要支點；1949年前後，大批民主人士經由香港北上，參與建國大業。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對香港採取「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爭取了巨大的戰略主動：英國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西方國家，有利於打破歐美對我國的外交封鎖；抗美援朝戰爭中，香港愛國商人冒著危險，將一批批戰略物資運往前線；中蘇關係交惡後，香港幾乎成為中國惟一出海口。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香港更是以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獨特地位，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起到了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名言「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無疑是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國家關係的真實寫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國家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事業也進入了新時代。中國以日益增長的實力參與世界秩序重構，已經從追趕時代發展到了與時代同步，並在某些方面開始引領時代。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一個以國內國際雙循環、「一帶一路」倡議等為引領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整個20世紀，中國對外聯繫的總體態勢，是落後對先進，不發達對發達。香港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人，工業化、市場化起步較早，長期形成了一種對內地的優越感。新世紀以來，這一態勢逐漸改變，香港的相對實力下降，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傳統功能被其他城市分解，自身一些深層次矛盾也日益暴露出來。40多年風風雨雨，香港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但由於回歸前香港就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各方面體制機制趨於成熟，這些變化看起來沒有內地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產生以不變應萬變的傾向，抱殘守缺，把「五十年不變」作了簡單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其實，鄧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指出：「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當今世界處於大變革之際，變革會催生新的機遇，但變革過程往往充滿風險挑戰。內地在快速發展，香港沒有及時調整發展思路，卻因產業空心化、地產金融高度壟斷、經濟轉型困難，發展空間愈益狹小。深圳、廣州等周邊城市在人才、資本、生活方式等方面對香港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港人在與內地交往中的話語權有所減弱，難免產生失落感和沮喪情緒，有的發展到怨恨和偏激。
 

香港在新時代的發展定位，深深蘊含於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進程中。幾十年來，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但隨著中國全方位開放格局逐漸形成和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突出，香港的角色要相應改變。同時，中央逐步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美西方越來越無力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的基地，香港受到的制裁、打壓將愈發頻密和嚴厲，過去從美西方獲得的「特殊優惠」和「發展機遇」將不斷被剝奪。香港必須適應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在中國參與大國博弈中實現自身角色的提升。顯然，不能再滿足於傳統的橋樑作用，要從國家對外開放的「橋樑」變成全方位開放的「橋頭堡」。橋樑只是通道，橋頭堡自身擁有戰鬥力。
 

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是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應有之義，也是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需要。怎麼融入，從哪裡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最好的切入點和最現實的舞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黨中央立足全局和長遠作出的重大謀劃，也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建設大灣區，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進一步提升灣區城市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的支撐引領作用，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大灣區集中體現了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國策的交會互動。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世界上其他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條件下建設的，這應被視為多元融合發展的潛力和優勢，而不應成為不作為的借口。
 

建設好大灣區，關鍵在創新。要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框架內，結合粵港澳三地實際，創新體制機制，促進要素流通。香港作為傳統的創新創意之都，大有可為。首先要練好內功，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同時要打開視野和心胸，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如果說改革開放曾經是香港發展的最大舞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則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做大灣區建設的積極持份者，理應作為香港新時代發展的核心定位，也是香港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
 

從地理位置看，「香港—深圳—廣州」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主軸，將對其他城市產生廣泛輻射作用；從產業合作看，香港的科研創新能力，深圳的新技術研發能力，整個珠三角地區的製造能力和廣闊市場，將形成龐大網絡，迸發出空前活力。可以預見，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內外循環的交匯樞紐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將充當國家尺度與全球尺度的轉換器，推動改革銜接、開放協同、發展聯動，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搭建起一個對話、交流、合作平台。那時候的大灣區，既是嶺南歷史文化的地標，更是現代都市文明的窗口，科技創新的樣板，金融服務的富礦，高水平人才聚集地。這是大灣區的前途，也是香港的前途。要知道，不管香港存在多少深層次矛盾，在1,000平方公里、700萬人口的狹小範圍內解不開的結，在60,000平方公里、7,000萬人口的廣闊空間內騰挪，就不是什麼問題了。香港正處於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在大灣區建設中要更加積極主動融入，有志當領頭羊，不做陪跑者。
 

香港的真正價值，不體現在經濟數據的簡單比拼，而體現在以國際化的規則和文化為內核的軟實力。一方面，香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單獨關稅區，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維持簡單稅制及低稅率，擁有充分的公平競爭環境。香港可以發揮自己國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高校資源豐富等優勢，與內地的廣闊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結合起來，內聯外引，優勢互補，積極參與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新一輪高水平開放。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多元文化共存、中西文化匯聚的國際性城市，有著不同於內地任何城市的獨特魅力。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發展空間，保持自己的特色，香港自有不可取代的存在價值。香港就是香港，不要變成深圳，也不可能成為新加坡。中國正在迅速崛起，全方位與世界磨合互動。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香港在金融創新、專業服務、社會治理、城市管理等諸多方面，可以發揮借鑒作用、探索作用以及緩衝作用。香港如果變成了深圳，對國家的意義就失去了充分的國際性；如果按新加坡模式運作，則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並且，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包括獨特的話語體系，更有助於傳播中華文化，講好當代中國故事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故事，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民心相通。人心回歸，不是自說自話，終歸要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實現。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機緣。想當年，改革開放大潮初起，沿海各地推出種種招商引資優惠措施，使香港本地製造業面臨巨大衝擊。那一代香港人沒有停留在抱怨上，而是抓住機遇，挖掘潛力，或跨過深圳河北上，或留在香港發展，創出一代輝煌。今天，肩負新時代新使命，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更要保持開闊的胸襟，進取的精神，切忌敝帚自珍，故步自封。國家發展快，兩地差距縮小，不應被看作香港出現問題的原因，而恰是增強自身活力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機遇；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共建粵港澳大灣區，不應糾結於香港「被規劃」的疑慮，而恰是發揮獨特優勢的舞台；中國努力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不應冷眼旁觀，而恰是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用武之地。
 

我們欣慰地看到，在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深圳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雙區迭加」，前海深港合作區空前大擴容，口岸經濟帶開發方興未艾，香港政府也破天荒地提出「北部都會區」計劃。這是新形勢下的雙城故事，也是新時代的灣區故事、中國故事。香港的前途，將始終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頻共振，不斷創造新的輝煌。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7-8月號第7-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