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昕

「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8月4日晚，七夕夜，根據莫言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江蘇大劇院原創話劇《紅高粱家族》在大劇院拉開首演大幕。

盡管《紅高粱家族》這部小說有過電影、電視劇，有過舞劇和地方戲曲，但這是它第一次被改編成話劇，也讓莫言本人「非常期待」。當晚，作家莫言來到江蘇大劇院觀看首演。他一走進戲劇廳，全場立即歡呼了起來。

演出全長120分鐘，無中場休息。它聚焦原著中「高密東北鄉」的編年史結構，從1920年代延綿至1940年代，講述了一個有關「家族、種族、民族」「不屈、不悔、不息」的故事。演出結束後，莫言上臺，開口有些哽咽：「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我的心情很激動，剛才在看這個劇的過程當中，流了很多的眼淚，盡管我是原著作者，盡管我知道幾乎所有的臺詞和所有的情節，但是還是被演員們的這種再創造，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靈。」 8月4日晚，作家莫言來到江蘇大劇院觀看話劇《紅高粱家族》首演。

這一天，南京許多作家、批評家、出版人也來到了大劇院。作家蘇童感慨：「莫言的小說特別適合改編成舞劇、音樂劇，但改成話劇非常難。這部話劇是用超強的感染力和張力打動我們，我們都被打動了。」 《紅高粱家族》劇照。

這一場「紅高粱」，有「家族」了

1985年，30歲的莫言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時完成了《紅高粱家族》的第一章《紅高粱》。小說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學》頭條發表，引起巨大轟動。接下來，莫言又一鼓作氣完成了《高粱酒》《高粱殯》《狗道》《奇死》，五章組成《紅高粱家族》，成就了莫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87年，《紅高粱家族》正式出版，至今已有35年。

在圖書出版的第二年，改編自小說的電影《紅高粱》也誕生了。1988年，那是一個足以載入中國電影史的年份，《紅高粱》獲得了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的第一個大獎，也讓張藝謀一舉成名。從此，九兒、余占鰲、羅漢大叔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一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廣為流傳，不絕於耳，就是深夜走在大馬路上也能聽到有人在唱。

但值得一提的是，電影《紅高粱》在內容呈現上集中於《紅高粱家族》的前兩章，也就是《紅高粱》和《高粱酒》。由於時間的問題或者表現的難度，小說本身還有許多豐富的人物與意象沒能在之前的影視作品或戲曲舞臺中得以呈現。正因如此，話劇版《紅高粱家族》的第一場敘事「擡棺」就讓原著黨頗為驚喜，那是《高粱殯》裏的一幕，交代的是「我爺爺」余占鰲的前史。

接下來，話劇按編年順序一一呈現了「顛轎」「野合」「認爹」「釀酒」等故事情節，除了觀眾熟悉的九兒、余占鰲、羅漢大叔、豆官，「二奶奶」戀兒、「三奶奶」劉氏、「我母親」倩兒也悉數登場。此前極少被演繹出來的小說精華在話劇裏得以呈現，比如《紅高粱》裏九兒死時的獨白、《高粱酒》裏余占鰲的「七點梅花槍」復仇、《高粱殯》裏余占鰲和黑眼的決鬥、《奇死》裏戀兒的受辱與發狂、《狗道》裏人與狗之間的搏鬥……話劇最後以《狗道》中悲喜交加的一幕「留種」收尾，自此《紅高粱家族》裏的五個篇章皆有呈現，也難怪有觀眾說：「這是真正的『紅高粱家族』，不只有『紅高粱』，還有『家族』。」

莫言特別說道：「這次話劇把《狗道》這部分很好地演繹出來，對我來講是很震撼的。盡管我筆下的狗要比舞臺上的狗多得多，起碼有幾百條，但舞臺上這三條狗具有了超現實的象征意義，通過演員的演繹和製作團隊的匠心表達出來。我想它們也會給劇評家帶來很多新的話題。」

高粱地裏的精魂：大地雄心和不屈

莫言不止一次透露過，《紅高粱家族》源自一個發生在他所住村莊的鄰村的真實故事：先是遊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兵一個小隊，燒毀了三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利。過了幾天，日本軍隊回來報復，把那個村莊的老百姓殺了一百多口，村子裏的房屋全部燒毀。

在寫第一章《紅高粱》時，他還是個剛剛30歲的年輕人，遙想當年種種畫面——祖先們為了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在外敵入侵時拋頭顱灑熱血，以巨大的犧牲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莫言激情澎湃，很快就把《紅高粱》寫了出來。

小說面世後，不少批評家將它視為戰爭小說，但莫言在寫作中並無意於戰爭敘事，而是想記錄下長輩們告訴他的這件往事。他最想寫的，其實是亂世之下人類命運的變化、感情的變化、人性的變化。

也因此，話劇版《紅高粱家族》尤為難得的一點是盡可能演繹出了小說中人在命運流變下的復雜性和多面性——比如花脖子、余大牙、黑眼這些高密東北鄉的漢子，他們既「混蛋」，又「有種」，他們死有余辜，卻也有著震撼人心的英雄氣概——這本身也是莫言小說的一個特點，筆下人物有欲，有愛，有惡，有善，從沒有誰是絕對的好人，也沒有誰是絕對的壞人，所有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在突然來臨的命運面前，像高粱一般隨風搖曳，十足卑微又十足堅韌。

我們完全可以說，高粱是莫言小說裏不屈的精魂。面對外界與內心的動蕩，不屈的人們堅持著，反抗著。話劇版《紅高粱家族》總敘事、編劇、導演牟森表示，這一版《紅高粱家族》是有層次變化的，它先是一個人的故事，講余占整從二十歲到四十多歲不斷的被擊潰、被毀滅，以及不屈服;它又是一家人的故事，有關余占整與他生命中的三個女人，有關他們的後代;它還是一群人的故事，面對異族入侵者，高粱地上的男人和女人殊死反抗，流血犧牲;它更是一個地方的故事，高密東北鄉，愛情自由，勞動茁壯，四季輪回，萬物生長。

「通過多次圍讀，我們發現原著小說還有很多未被之前改編窮盡的部分。」牟森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如果說電影版是詩和散文，電視劇版是傳奇，話劇版則是史詩——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和堅韌不拔的人類圖景。他從原著中發現了可以說是話劇唯一的開頭和唯一的結尾：《高粱殯》中的「擡棺」和《狗道》中的「留種」，由此確定了全劇的編年史結構和精神靈魂：大地雄心和不屈。

用頌歌、贊歌、挽歌，呈現這片土地上的一切

在某種意義上，顏色也是人們理解《紅高粱家族》的一把鑰匙。

莫言曾評價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特別註重色彩，把色彩當作很重要的元素融入電影，而紅色在原小說裏也作為非常重要的形象出現：「我當年寫小說的時候，實際上是把高粱當成了一個人物寫的，紅高粱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且是一種象征。小說中濃烈的紅色，實際上也是在表達一種理念的東西。如果僅僅叫『高粱』，肯定沒有那麽大的感染力。叫『紅高粱』，用了那麽多筆墨描述紅色，寫了各種各樣的紅色，營造了特別強烈的氛圍。」

到了話劇版《紅高粱家族》，配合著光線，紅色、綠色、白色、黑色在舞臺中爆發出強大的力量。僅以「紅色」而言，釀高粱酒時的「紅」、羅漢大叔被剝皮時的「紅」、槍林彈雨中的「紅」，它們紅得各種各樣，紅得觸目驚心，紅得讓人不得不驚嘆於生命的濃烈與悲壯。

「從服裝到道具、燈光、人物設定，顏色背後都別有意味。」牟森向澎湃新聞記者透露，「比如余占鰲，我們給他設定了兩口吐血。一口在他二十出頭，拼勁擡棺，那時他戰勝了自己;一口在他人到中年，抵抗敵人，那時他身處被擊潰的邊緣。這兩口鮮紅的血構成了一個人的一生。」

而在人物處境與人物關系的呈現上，不同的顏色也有著不同的隱喻。以「我爺爺」余占鰲的三次親密關系來說，一次和「我奶奶」九兒，一次和「二奶奶」戀兒，一次和「三奶奶」劉氏，它們在話劇中分別以「綠」「紅」「白」得以呈現：綠，是高粱地的愛和美;紅，是酒坊裏的欲和樂;白，則是「死」的世界裏「生」的印證。

「顏色裏有我們的敘事結構。」牟森說，「綠色象征頌歌，紅色象征贊歌，白色象征挽歌，我們希望用頌歌、贊歌、挽歌的方式，來呈現這片土地上的一切。」

好的文學經典改編，精神高度貼合，還有新的發現

在話劇版《紅高粱家族》之前，牟森與製片人李東已合作了改編自劉震雲同名小說的話劇《一句頂一萬句》。李東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文學經典作品的改編一直在業內有相當占比，一是經典已被時間證明，二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土壤，能為新的闡釋與演繹提供豐富的可能性，「問題在於，如果你選擇經典，你從一個樣式轉到另一個樣式，大家會做比較。」

李東認為，改編成功的核心是和原著的精神高度貼合，原著作者最能感受到這一點。「這次創作《紅高粱家族》，我們一直要求自己理解原著，就是你可以對具體的情節、人物關系做出改變，但原著的精神內核和氣質一定要緊緊貼住。我們當時講完方案，莫言老師就說他很期待這部話劇，他今天來看首演其實有點像是為一個自己熟悉的東西『揭秘』，他會有一種『陌生的熟悉』和『熟悉的陌生』，這個過程是非常奇妙的。」

在莫言看來，話劇版《紅高粱家族》在思想和內容上也有了新的發現，並進而凸顯出來：比如人民史詩，大地雄心，現實與歷史、想象與真實、正義與邪惡，人與獸……各種矛盾的沖突糾結，最後顯示出人性的光輝，正義必將戰勝邪惡，最終也顯示出我們中華民族能夠歷盡艱辛而生生不息這樣一種強大的生命力。

他再三表示，話劇版《紅高粱家族》是劇組集體智慧的結晶，他對此非常感謝。「一部舞臺劇要做到完美無缺，這是不可能的。但正因為舞臺劇可以在演出過程中不斷修改，完善，它具有了一種獨特的魅力。過去講『十年磨一戲』，我想它並不僅僅是劇本創作的過程，也是劇在不斷的演出當中反復錘煉，最後變成精品，變成經典。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的話劇版《紅高粱家族》還有提升的空間，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爭取把它變成一個能夠演許多場，許多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