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就指出，“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香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在2022年7月1日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上再次強調：“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既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意義如此重大，那麼，我們有必要認真梳理“融入”的歷史背景，準確把握“融入”的含義。

一、“融入”的歷史背景

港澳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不是新生事物。改革開放40年來，港澳與內地就形成了融合發展的態勢。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港澳的資金、技術、設備和人員就紛紛“北上”，投身火熱的改革開放大潮。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尤其是深圳、珠海、東莞這些改革先行城市，“來料加工”“三來一補”“合資企業”“合作制”“股份制”等等，如雨後春筍，生機盎然。港澳企業在這片熱土上投資興業，“前店後廠”，融入內地，結成了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

就深圳來說，1979年－1999年，港商在深圳投資項目到達20388個，協議投資211多億美元，實際投資近127美元，分別佔深圳外資投資項目、協議額、實際額的87.48%，77.68%，64.49%，實際上，香港投資佔深圳吸引外資的2/3（見賴明明、陳能軍等：《深港合作4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81頁）。即使香港回歸後，內地吸引的境外投資，60%還是來自香港。如果說改革開放就是中國發展的關鍵一招，那麼這個“關鍵一招”，當然關聯著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澳門參與“國家發展大局”、貢獻“國家發展大局”，是與改革開放40多年的輝煌歷程緊密相連的。毫無疑問，香港、澳門融入我國的改革開放大局，對國家發展、中國崛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作為一種市場行為，進入內地的港澳資本和企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經濟回報。所有數據都表明，在內地投資的港資澳資，大都獲得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超額回報。不少投資項目，尤其是公路、橋樑、港口、碼頭、地產等投資，至今還在回報投資者。

我們談當下的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須站在新的起點和高度，放在新時代這個大背景來思考。“新的起點”，就是在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時代。當下的港澳發展，必須聯繫“新時代”這個新的歷史方位來思考，才能看清自身發展的新階段、新定位和新目標。“更高要求”，就是要在經濟融合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在非經濟領域的協同發展。這裡所指的“非經濟領域”包括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城市治理、公共服務、生態保育等等。這些領域的協同、協調，目標就是為了保障和服務於香港新經濟發展。

那麼，港澳全面深入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會不會掏空“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呢？答案肯定是“不會”。理由很簡單，港澳保持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內地保持的是社會主義。只要這個根本制度不變，誰也不會改變或動搖“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框架下，我們談合作、談融入、談融合，才有前提和意義。

二、“融入” 的準確含義

深刻理解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講的“應有之義、時代要求和客觀要求”，把握“融入”的正確含義，必須認識“一國兩制”的初心和宗旨。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初心，就是為了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最大限度地維護港澳台同胞的根本利益。說白了，就是不要像歷史出現過的那樣，中央大動干戈解決地方分裂問題。對於港澳來說，和平統一、平穩過渡、穩定繁榮、同胞幸福，就是中央的最大心願。黨的十八大以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為治港治澳方針的重要內容，其初心和宗旨，最終還是著眼於港澳的整體利益，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提高幾百萬港澳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國民身份的榮譽感。舍此還有什麼呢？

2011年，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首次將港澳列為單章納入規劃。2019年，國家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把香港、澳門整體納入國家戰略。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升為國家的戰略部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應該是主動的、自覺的、全面的、深入的。融入戰略帶給港澳居民的好處，也將是長遠的、普惠的、可及的。

然而，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存在不少模糊、片面地認識。主要有三：一是方向單一，以為“融入”就是“北上”，就是離開香港，就是“背井離鄉”，使得港人對這樣的“融入”有抗拒心理。二是功能單一，以為“融入”就是“創業”或“就業”，尤其只強調青創、科創、文創，強調進入內地的機關、單位、企業就業發展，而香港的普通居民是難於參與這樣的“融入”的。三是政策單一。香港方面政策的特點是“推”，主要是把香港青年向北推進“大灣區”（指大灣區內地城市），出台的政策不外乎就是“政策資助”，補齊赴內地就業青年的薪酬缺口。內地的政策就是“拉”，各地出台一系列優惠政策或辦法吸引香港青年來本地創業、就業和置業等等。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單向度的“融入”不僅成效不大，反而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筆者認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個概念，應該把握如下三個方面的含義：

第一，觀念融入。即港澳居民要主動自覺地認識、理解、接受和支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常言道，觀念是行動的導向，“心動才會行動”，“心心相念”才會“心心相惜”。這對於剛剛經受過2019年“黑暴”摧殘的香港來說，尤其重要。從大的說，香港要有一次新的思想啟蒙或觀念覺醒。要認清香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香港和澳門發展的外部環境都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回歸後的香港和澳門，最終能幫到你的就是祖國，而不是英國，更不是美國、葡萄牙。國家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實行新選制，確立愛國者治港的標準，針對的只是那些“倒香港米”的極少數壞人，保護的是絕大多數的平凡好人。這些平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匯聚起來就是社會，就是民生。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通過自己的勤勞雙手，依托祖國的強大後盾，創造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

第二，雙向融入。我們說融入是雙向的，是“北上融入”和“在地融入”的有機結合。一方面，港澳經濟社會要素“北上”，這既是一種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也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自覺行動，值得肯定和鼓勵。另一方面，在香港和澳門本地，實施國家發展規劃，落實國家發展戰略，也是融入的實際行動。筆者把這種融入，稱之為“在地融入”，是更應該受到支持和鼓勵的。

“在地融入”的主體是多元的。一是內地港資澳資的回流。三四十年前，港澳資本北上，看中的就是內地勞動力成本的低廉，港澳企業在充分享受內地人口紅利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了。當內地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並逐步接近港澳水平的情況下，內地港澳企業有回流的動力。二是內地企業將產業鏈向港澳尤其是香港延伸。現代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產業鏈條長，國際化程度高，融資需求大。與內地營商環境相比，香港的最大優勢是融資成本低，營商環境好，科技人才聚集度高，十分契合內地高科技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方向。香港也非常需要內地製造業的反哺，助力香港再工業化。三是跨國公司以香港為亞太總部，發展總部經濟，輻射中國市場。

就香港來說，“在地融入”對建設“北部都會區”、促進香港再工業化、夯實香港實體經濟、增加本港就業數量、優化就業結構、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和承載能力、改善民生水平以致提振港人士氣，都具有顯而易見的促進作用。可以說，在香港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依靠全體香港市民的力量，把香港建設好、發展好、治理好，就是最好的“融入”。

第三，助力國家“雙循壞”戰略的實施。面對美西方不斷遏制中國崛起，強行“硬脫鉤”，中央採取“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調整，形成新發展格局。因此，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地位將再一次凸顯，那就是成為“雙循環”戰略的重要樞紐和關鍵節點。港澳既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講解人”，也是“聯絡員”，還是重要的參與者。香港既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中轉站”，也是國際企業進入中國內地的“先遣站”。在美國全方位圍堵中國的艱難時刻，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和作用顯得尤其寶貴和重要。香港證券市場，除了提供內地企業成熟的國際融資渠道，內地企業和股民，也能夠通過滬港通、深港通等機制，參加境外金融市場，從而打破美西方對我們的圍堵和封鎖。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