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陳曉林 I（香港）紫荊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紅利。大灣區建設既為香港經濟尋找新機遇，促進經濟產業多元發展，又為香港居民提供生活和發展新空間。本文嘗試對香港融入大灣區作回顧和展望，並從硬件、軟件、產業鏈和人才等角度作闡述、尋對策。

一、融入才更有競爭力

（一）回顧：「前店後廠」合作模式的成就與挑戰

香港與珠三角之間地域相連、文化同源，自古以來聯繫密切，形成具有特定空間關係格局的經濟地理區域。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內地市場的改革開放，開啟了粵港澳區域合作的進程。大量港資企業通過直接投資將製造業和工廠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香港與珠三角之間形成了香港接單、管理、融資、出口和珠三角製造的「前店後廠」式垂直產業分工體系，共同構建了全球生產網絡中不可分割的加工貿易鏈條。

「前店後廠」模式既帶動了廣東經濟起飛，也令香港從低成本的製造業中心轉變成為服務業樞紐，對兩地經濟發展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香港並沒有世界級的服務業企業，難以與國際上的大型企業競爭。珠三角作為「世界工廠」對服務業的強大需求，刺激香港的服務業迅速增長，培育了世界級的銀行、地產公司、電訊公司、航空公司等等，有能力進軍國際市場。香港成功實現經濟轉型，成為舉世聞名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可謂貢獻良多。

然而，隨著原有的互補性格局及其形成和存在的環境逐步發生變化，「前店後廠」傳統模式面臨一定局限性。

一方面，粵港之間的互補性格局已發生明顯轉變。隨著珠三角經濟的迅速發展、產業升級以及要素成本的上升，粵港之間的比較優勢格局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前店後廠」模式開始逐漸衰落。珠三角和內地其他城市生產性服務業迅速發展，廣州、深圳和香港在生產服務領域已經形成競爭。香港必須不斷發展更高質素的服務，才能維持其服務樞紐的地位。

另一方面，世界政經環境也發生了巨變。其一，由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金融市場動蕩不穩，全球產業格局再次重組，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重塑製造業競爭新優勢，一些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承接產業及資本轉移；其二，各國紛紛加強對新市場、新技術、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的重視，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引領製造方式變革，重塑產業價值鏈體系，製造業的智能化、服務化趨勢明顯，綠色低碳、節能環保成為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面對這樣的發展環境，以低成本支撐的出口主導型經濟模式難以為繼，需要通過合作模式提升、在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中建立新的競爭優勢。

（二）轉型：從「加強聯繫」到「融入灣區」

香港回歸後，通過強化區域合作以促進香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全面繁榮，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

梳理歷年政策，不難發現一條不斷深化合作模式的脈絡：第一階段，是回歸初期「前店後廠」模式仍屬主流的情況下，有關區域合作政策尚處於「加強聯繫」層面。比如，1997年施政報告稱「加強與鄰近省市的經濟合作關係，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極其重要」。第二階段，是從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簽署開始，「深化合作」愈發受到重視。比如，2008年施政報告稱「香港在經濟上與內地融合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而在整合過程中則有兩個重要的工作層次」，其一是配合中央擬定「十二五」規劃，其二是「與深圳、廣東省及泛珠三角省市的合作」。第三階段，是自2017年7月1日粵港澳三地政府與國家發改委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開始，邁入深度合作的新階段。從此，參與大灣區建設成為重要的施政綱領。比如，2021年施政報告以「經濟新動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為經濟篇的標題，提出「雙城三圈」的空間格局概念，建議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等等。

香港融入灣區，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紅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的機遇主要有兩方面：第一，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促進經濟產業多元發展。第二，為香港居民提供更廣闊的生活和發展空間。只要香港把握機遇，乘勢而上，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必將逐步得到解決，「一國兩制」實踐必將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三）展望：在「一國兩制」2.0版下更好發揮競爭優勢

「一國兩制」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制度創新和開創性事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調適和完善。如果將1997年香港回歸比作「一國兩制」1.0版，那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一國兩制」2.0版。大灣區建設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給「一國兩制」注入了更為豐富的內涵，終結了一個「割據」與「隔離」性的舊時代，而開創了一個互動融合的新時代。在「一國」主導下，「兩制」不再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而是相向而行、協同發展的集合體。粵港澳三地可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擴充規則創新權力，拓展制度創新空間，創新合作機制和協調模式，突破區隔、跨越壁壘，實現市場高水平的互聯互通，各類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從而為協同發展注入新動能。

在「一國兩制」2.0版下，香港作為大灣區的特殊成員，應當打造和開發什麼新競爭優勢？這個關鍵問題，涉及戰略性資源重新優化配置的重大進程，而資源重新配置必須建基於難以替代、不易轉移的本土核心資產，也就是特殊的制度基礎設施和「軟實力」。

第一，香港應在大灣區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確立「標杆」功能。香港過去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引領者，目前中國內地的對外開放，雖然在某些領域實現了領跑，但與高水平開放經濟體相比，整體仍處於跟跑、並跑階段。破解高水平開放的關鍵，主要在於內部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與世界接軌，實施內外市場統一的制度性開放，這也是國家設立自由貿易區的戰略考慮。

香港在涉及競爭力、營商環境、聯通性等多項國際評估中長期名列世界前茅，是大灣區城市群中唯一具有全球開放水平、與國際市場接軌，且在商品、服務、技術等領域全面實施國際標準的城市。在新一輪的中國對外高質量開放中，香港在大灣區仍處於領跑地位，是引領大灣區建立全面開放經濟新體系的制度高地。為此，香港應積極參與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平台建設，將對外開放的市場制度，以及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規則引進平台，不僅為大灣區的「外循環」作貢獻，更要推動大灣區內部市場與國際市場一體化，形成內外循環的良性發展新格局。

第二，香港應在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過程中強化「門戶」功能。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是《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是國際自由港，「一帶一路」建設將大幅拓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規模，為香港帶來大量業務機會。例如，香港具有強大的金融、法律、風險評估等專業機構，以及利於國際交往的公共服務環境所結成的社會基礎網絡，可以為大灣區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專業的管理和服務支持，也可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來港融資和設立地區總部。

東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中之重區域，而香港位於中國—東盟的地理中心，又與東盟主要國家間有著密切的經濟和人文聯繫，因而香港在中國—東盟合作中具有重要的節點功能。一方面，香港是大灣區中與東盟投資和服務交易最大的城市，也是東盟大型企業進入最多的城市；另一方面，跨國企業駐港地區總部和代表處從事東盟業務的數量和分布，充分表明香港是東盟進入中國內地、中國內地進入東盟的最重要城市。隨著珠三角加工貿易企業向東盟遷移，雖然香港與東盟之間貨物貿易有所減少，但有關企業往往會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將市場銷售、品牌推廣、融資等功能置於香港，這極大強化了香港在大灣區中面向東盟的門戶功能。香港在支持大灣區企業開展東盟業務、支持東盟公司進入大灣區過程中，必將為經濟發展帶來源源不絕的動力。

二、設施連且通

（一）硬件之「連」：基礎設施四通八達

香港和廣東、澳門關係密切，往來交通運輸網絡發達，構成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的有力保證。近年來，一系列重大基礎設施在香港建設落地，大幅縮短香港往來深圳、廣州、珠海等珠三角地區各城市的時間，不斷鞏固香港作為大灣區內區域交通樞紐的地位。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開通，標誌著香港進入「高鐵時代」，實現了香港與全國高鐵網的互聯互通。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填補了香港與珠三角西部陸路連接的「短板」，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物流「大動脈」。

（二）軟件之「通」：通關方式創新突破

「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之不同於其他灣區的最大特色。在「兩制」下，粵港澳三地均可自主制定各自的出入境及關稅政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陸路口岸包括羅湖、落馬洲支線、紅磡、深圳灣、落馬洲(皇崗)、沙頭角、文錦渡、高鐵西九龍站、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蓮塘/香園圍等10個口岸，近年來出入境人流、貨流節節上升。要實現真正的互聯互通，在作為「硬件」的跨境交通設施，還必須要有「軟件」的支撐，也就是高效省時的通關程序。

回歸以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與內地攜手並進，使通關方式取得了重大創新突破。

第一次突破，是深圳灣口岸率先實現內地境內的「一地兩檢」。在香港與內地之間實行「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下的全新探索，必須解決本地法律在對方境內適用的複雜法律問題。深圳灣口岸地理上位於深圳蛇口，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的部分區域實施管轄，不能由香港單方面決定，必須由中央對香港進行額外授權。基本法第20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該條為授權提供了充足的憲制依據。

第二次突破，是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現香港境內的「一地兩檢」。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是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有關部門為了維護香港發展利益、便利香港市民的需要，共同努力作出的一項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一地兩檢」的成功實施，使廣大香港市民從親身體驗中增強了對該模式的認同，也成為香港融入大灣區交通網的「潤滑劑」和「加速器」。

當前，深港兩地最為繁忙的陸路口岸之一——皇崗/落馬洲口岸正在重建。深港兩地政府已達成共識，將在新皇崗口岸參考深圳灣模式繼續實行「一地兩檢」，以配合兩地日益頻繁的人員交流。

展望未來，如何在「一地兩檢」之上迎來第三次突破？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藍圖下，跨境流動必將持續增長，通關模式的持續創新勢屬必然。

粵澳之間已採用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或許可以帶來一定啟發。這種模式屬全國首創，2013年在粵澳新通道籌建期間設計出第一張圖紙，經過從法律、業務、技術等多方面論證，經歷數十萬次調試後，現已在港珠澳大橋公路口岸、橫琴口岸和青茂口岸實施。與「一地兩檢」模式仍需經過兩道關口、接受兩次檢查不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只需「在一個大廳、排一次隊、集中接受一次檢查」，即可完成雙方出入境手續，從而將人均通關時間壓縮到30秒左右，實現「秒級通關」。

三、產業鏈「通」

（一）優勢：香港在大灣區「補鏈」中的關鍵作用

在知識經濟時代，打造創新鏈與產業鏈閉環生態成為決定科技競爭成敗的關鍵。與世界其他著名灣區相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應用研究和面向市場的開發研究創新發展速度驚人。在《2020年全球創新報告》中，由「深圳-香港-廣州」組成的科技集群，已經連續三年僅次於「東京-橫濱」，遠超北京、上海，名列全球第二位。但是，科技集群的全球排名，是以專利、科學出版物的絕對數量為計算標準的；而以人均計量（每10萬人的人均數）的科技活躍度區域中，「東京-橫濱」排名僅為26位，「深圳-香港-廣州」則降至57位。

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雖然科技產出的數量較大，但總體仍然停留在模仿複製階段。創新產出主要表現為數量的絕對值增長，而不是高質量的發展。

首先，最能代表基礎研究的高水平論文發表數量，粵港澳大灣區處於低水平。2008年至2017年，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2.6倍和7.5倍。

其次，在PCT專利申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專利水平的技術含量不高，核心專利仍然依賴他人。從發明專利的專利施引數與佔發明專利數的比值中發現，除粵港澳大灣區（0.90）外，其餘三個灣區的比值均大於1（東京1.21、紐約2.20、舊金山4.35）。

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市場開放型研究的科技產業鏈中，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研究嚴重「缺位」「斷鏈」。要想推動產業鏈邁上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擁有國際頂尖地位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是「補鏈」的關鍵環節。各國科技集群和科技活躍地區的形成、發展的經驗表明：在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和科技密集區中，大學屬於最核心的一層，承擔知識創造與傳授、人才培育的責任；企業則是創新活動的執行主體，以主導型大學為核心的「中心-輻輪」式模式，是所有科技創新區域形成、成長的主要特征。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是唯一具有躋身世界前列的大學，掌控著決定科技自主創新原動力的基礎研究這一優勢的城市。在QS全球大學2021年排名前50中，中國共有8所大學上榜，其中香港就佔了4所，密集度超過北京（2所）和上海（2所）。在泰晤士2021年全球化大學排名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更佔據第一、三位置，中國內地大學無一上榜前100，這充分說明香港擁有國際標準的科技研究、教學水平，和聚集全球頂級科技資源的能力。

香港在基礎研究方面取得如此成就，與國際化的科研環境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和法治環境密切相關，更離不開特區政府長年累月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使廣大科研工作者「衣食無憂」地開展工作。與廣東省相比，香港雖然對基礎研究的R&D開支總量及其占GDP之比有很大差距，但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強度則高出許多。

建設大灣區的人才，可以通過引進海外優秀科技人才，但是長期依靠引進並非解決問題之道。建設大灣區的專利，也可以依靠區外的技術專利，但是如果有一天區外「斷供」了，該怎麼辦？所以最重要的，還是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大學的培養，依靠自己科研機構的積累，依靠廣大科研工作者長期的努力。而香港在解決大灣區「補鏈」問題上擁有核心優勢，大有可為。

（二）機遇：重塑香港在大灣區中的產業鏈價值

製造業中的服務，即生產性服務業，是全產業價值鏈的高端增值環節。美國製造中的服務製造比重佔60-70%，而中國製造僅有不到10%為服務製造，絕大多數為單純的加工環節，這就是中國製造被定為在中、低端鏈條的原因所在。隨著珠三角大力推進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為生產型服務業集聚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市場機遇。

近年來，香港生產性服務業進入珠三角製造的最大突破，發生在香港與深圳的科技合作，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始把科研成果在深圳進行落地，這或許可以稱為香港對大灣區製造業供應鏈的「補鏈」。

截至2019年底，已經有6所香港高校在深圳建立了72家科研機構，承擔1,128項國家、省、市級科研項目，轉化2,692項科技成果，注冊企業79家。來自香港高校的基礎研究突破已經在深圳孕育了大疆無人機、商湯科技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企業，處於大灣區全球供應鏈的下遊銷售鏈條地位。香港作為基礎研究的上游鏈條，深圳等珠三角地區則作為產業鏈的下游，二者形成了科技創新的強大組合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大灣區的科技集群擴散，形成「廣州-東莞-深圳-香港」科技走廊，香港的基礎研究成果也逐步向大灣區其他城市延伸，例如香港科技大學在東莞松山湖設立的機器人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在深圳建立的現代中藥研究所成為全國首間專門研究中藥藥劑與藥理學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科技大學校友創業的雲舟無人船項目在珠海成功落地等等。香港的基礎研發將與珠三角實體產業協同發展，重塑香港在大灣區製造中的高端產業鏈價值。

（三）互動：借助大灣區完善香港創新科技產業鏈

香港本土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難以在本土落地，形成科技產業鏈的「短板」。香港科技發展與內地市場、內地消費存在一定的空間隔離、心理距離，這或許是香港科技創新無法落地本土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因為科技創新需要技術與市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交流與回饋，只有使香港市場與內地市場空間直接連接，成為一個統一市場，將香港市場定位為大灣區科技創新產品與新產品的市場前端，即科技產品市場開發、預測市場需求的「天線」市場；內地市場則為大灣區的批量消費市場，可以說是香港科技創新與新興產業落地本土的一個求解方案。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為徹底打破香港市場與內地市場的障礙提供了黃金機遇，更為香港科創產業發展和經濟轉型提供了堅實基礎。

科技創新產業鏈通常包括三個階段：原始創新（「從0到1」）、科技成果轉化（「從1到10」）和科技成果產業化（「從10到100」）。對香港而言，一個前景無限的方向是，通過從香港高校與科研機構實現「從0到1」的突破，由應用研究、創業企業在本土實現「從1到10」的轉化，再進入大灣區內地市場實現「從10到100」的規模化、產業化迭代，最終培育出在香港初創並成長，在大灣區市場發展壯大，再進入中國內地和國際市場的大型科技企業。

四、人才暢「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實施這一重大戰略必須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確保人才暢通，方能在全球灣區競爭中取得比較優勢，為香港與內地協同發展創造基礎。

（一）「引進來」：持續吸引高技術人才來港發展

為吸引外來高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及定居，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推行多項人才入境計劃，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和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

2018年5月，特區政府宣布以先導形式推行「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期3年。該計劃旨在透過快速處理安排，供合資格公司申請輸入非本地科技人才到香港從事研發工作，成功申請的公司會獲發配額，以輸入相關人才從事研發工作，推動香港創科產業快速發展。該計劃簡化了申請程序，將審批時間由4周縮短至2周。計劃首個年度輸入1,000人，截至2019年9月底，創新科技署共接納了291宗配額申請，並批出86個相關的工作簽證。2020年1月，特區政府進一步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將適用於計劃的科技範疇由7個增至13個。包含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網絡安全、金融科技等當下最具發展前景的創科產業，並將計劃適用範圍擴至全港所有進行有關科技範疇研發活動的公司。在「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已發出的入境簽證中，超過七成為碩士及以上學歷的高精尖專才優才，為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發展持續注入活力。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還計劃聯手本地高校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吸引傑出的科創學者及團隊落戶香港，初步名額為100名，資助將涵蓋赴港學者的薪金津貼、設立實驗室及其營運開支等。

為配合引進外來人才政策，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並鼓勵他們畢業後留港工作。特區政府為此多管齊下，推出多項便利措施，以發展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樞紐。主要的政策有三項：一是針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招生政策，提高校內副學士、學士學位和研究生院修讀課程取錄非本地學生的限額（在2005-2006年，錄取非本地生的限額由課程的核准學額指標的4%增至10%，並從2008年進一步增加至20%，相關限額至今維持20%不變）。二是撤銷教資會資助院校錄取非本地生入讀研究生院研究課程的限額。三是在2008年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容許非本地學生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資歷以後，可留港12個月以便申請工作。

雖然近兩年受社會動蕩及疫情等影響，香港社會一度出現「人才流失」的擔憂，但香港作為開放經濟體和自由的國際都市，人才流動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有益的。香港人跳槽時有一句俗語，即「魚唔過塘唔肥」，這與內地同胞所講的「樹挪死，人挪活」意思大概一致。特區政府也在提高吸引高層次學術人才的競爭力方面積極作為，特別是2021年6月推出重量級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吸引海外重量級學術人才。截至2022年2月，該計劃已經成功吸引60多名國際知名創科學者以及其團隊來香港參與教研工作。他們的到來既增強香港創新科技研究的實力，也無疑是對香港科研學術環境的認可。

（二）「走出去」：鼓勵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創業

在各項外部人才引進計劃穩步推進的同時，特區政府還將目光投向粵港澳大灣區，通過深化城市間合作創造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以吸引更多青年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新創業。香港狹小的地理空間和本地市場規模的限制，導致青年向上流動空間狹小，而大灣區幅員遼闊、商機無限為香港市民突破城市邊界提供了更多可能，使其能夠選擇更美好更多樣的生活及工作環境。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是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公布的重要措施。特區政府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業務的企業，聘請及派駐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為有意願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開創事業的港青提供機會，讓港青在大灣區尋求突破、發揮所長，學成回港成為各行業的精英人才。該計劃名額2,000個，當中約700個專為創科職位而設。參與計劃的企業須在香港按照香港法例及以不低於月薪18,000港元聘請目標畢業生，並派駐他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政府會按企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發給企業每人每月10,000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自計劃推出以來，得到商會和企業的積極支持。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有377間企業提供2,887個職位空缺，求職人士經網站提出9,013個求職申請，據推算整體求職數目超過18,000個。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和「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是青年發展委員會2019年3月在「青年發展基金」 下推出的兩項新計劃，以協助香港青年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各界對兩項計劃的反應踴躍，共接獲40多間非政府機構的申請。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為每個獲資助的香港非政府機構提供最多每年100萬港元的資助，支持他們為香港青年創業者提供更深、更廣、更具針對性及更具持續性的創業支持及孵化服務，包括協助他們落戶位於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雙創基地；第二部分則為創業青年提供配對資金。每個獲資助機構最多可獲450萬港元的政府資助，配以機構提供的150萬港元，作為青年創業團隊的種子資金，進一步回應他們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初期的資本需要。每個創業團隊最多可獲60萬港元種子資金，包括45萬港元政府資助及15萬港元機構提供的配對資金。截至2022年3月22日，特區政府已批出1.3億港元，資助16個非政府機構推展青年創業的項目，預計為230家青年初創企業（涉及超過800名香港創業青年）提供資助，以及向約4,000名青年提供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

「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鼓勵香港創業者到內地創業基地進行體驗，加強有意創業的香港青年對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青年雙創基地的認識，並更好地了解內地相關雙創政策和配套措施。每個體驗項目資助上限為70萬港元，獲資助機構可舉辦不同體驗活動，如介紹當地創業環境和政策、考察創業基地或有關創業活動、在創業團隊進行短期實習等，幫助打算在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作好准備。截至2021年底，已批出約500萬港元予15個非政府機構，預計受惠青年約700名。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還將聯手深圳市人民政府，全力推動位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建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港深創科園將與深圳科創園區將發揮港深兩地優勢互補功能，精準聚焦香港青年就業創業需求，共同組成具有對應聚集力和協同效應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以吸引更多人才、企業到此發展。

（ 本文係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重點課題部分內容）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7-8月號第65-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