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蕊

諶旭彬對歷史的深入研究既談不上興趣，也不是愛好，更多的是困惑。「越流行、越習以為常的結論越不敢輕易相信。」對於諶旭彬而言，研究歷史的意義就在此——重構歷史事件的邏輯鏈條，可以讓人體會到一種掙脫灌輸與桎梏的自由。因此，當互聯網上，有人視朱元璋為「我家重八」時，諶旭彬無法與這樣的帝王們共情，「我自己是一個老百姓，我更關注底層老百姓在他們治下過着怎樣的生活，以及為什麼會過着這樣的生活。」於是，與底層百姓共情的新書《活在洪武時代》就這樣誕生了。

諶旭彬，男，青年作家，湖南人，原為騰訊歷史頻道主編，對歷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頗有心得，在多家媒體上發表過歷史類文章。主要作品有《秦制兩千年》《短史記》《中國1864—1911》《漢朝——被掩蓋的真相》《權力臉譜》等。

他的新書《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於今年7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將洪武帝朱元璋在《大誥》中寫到的12個案件抽絲剝繭，詳盡地闡述了在這些毫無法理、常識和邏輯的案件背後的來龍去脈。從明初的軍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梳理涉案人員的行為動機，解讀洪武帝審案和判決的依據及目的，從而勾勒出洪武時代各色人物的荒誕命運以及可怖的生存狀態，再現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本來面目。

重新檢視「最冷門IP」

學者楊早將一些知名度高的古典作品，稱為古典IP，比如《西遊記》，改編重寫的作品無數，經常被人說成是中國最大的IP。最近熱播的《夢華錄》，因為故事脫胎於關漢卿的劇作《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也被稱為古典IP的重寫。而在他看來，《大誥》是古典IP中最冷門的。

《大誥》是朱元璋用了兩年時間親自寫定的「重大刑事罪案啟示錄」，用意在於警示官民，重典在前，不要重蹈覆轍。史書上定義《大誥》為「刑典」，但它跟《大明律》不同，不是成文法，而是判例匯編。在洪武時代，《大誥》每家必須有一本，有者犯罪減刑，無者加刑甚至流放海外永不令歸。

諶旭彬為何選了最冷門的IP來研究呢？他在「雲」做客天一文化講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這些年讀到過一些論文與專著，發現它們常直接引用《大誥》的內容，不假思索地接受朱元璋的敘述，然後以之來說明、分析洪武時代的種種現象。我覺得這種做法有點問題。畢竟，《大誥》究其實質乃是一種宣傳品。第二，這些年也讀到過一些通俗明史讀物，有些還相當流行。這些讀物大多有個共同點，就是熱衷於講述朱元璋這樣的帝王如何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在這種敘事模式的影響下，對四編《大誥》的認知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許多人覺得《大誥》裏那個嫉官如仇、嫉吏如仇、嫉富如仇的朱元璋是真實的，值得頌揚和尊敬。」

諶旭彬認為，被帝王的宣傳話語帶跑，與帝王的雄圖霸業共情，這是歷史寫作的歧路。所以就有了這本以四編《大誥》中的小人物為主角的《活在洪武時代》。「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跳出朱元璋的宣傳話語，勾勒出洪武百姓遭遇悲慘命運的真實邏輯。」

書寫小人物 還原案件本來面貌

諶旭彬強調，新書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編《大誥》筆下的那些「洪武愚頑」。所以，書裏沒有帝王將相們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統治者們的輾轉騰挪。

「愚頑」和它的同義詞「頑愚」、「頑民」與「姦頑」等，是四編《大誥》裏極常見的詞彙。在朱元璋的語境裏，「洪武愚頑」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時代、既愚蠢又頑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統治者」。他們遍布在洪武時代的各個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員、胥吏與兵卒，也可以是農夫、商賈、工匠與讀書人，甚至還包括僧侶與道士。

然而，《大誥》中的許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實判斷」之外，已很難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畢竟，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層百姓，本就不屬於舊式史學的記錄對象。諶旭彬為了對案件「重審」，選擇了從補足時代背景的角度入手。

「為了維持謊言，就不得不撒更多的謊。這是所有政治宣傳品無法迴避的通病，《大誥》自然也不例外。」諶旭彬反覆通讀四編《大誥》，「只要反覆通讀，就很容易發現朱元璋的敘述經常發生矛盾，無法自圓其說。要針對約兩百樁案子將謊言說得天衣無縫，再如何天縱英才，也是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

而且，儘管《大誥》裏提及的許多小人物在別處完全找不到蹤跡，儘管他們的名字和遭遇被朱元璋記錄下來純屬偶然，但這些小人物所陷入的困境，在洪武時代往往不是個案，而是現象。「是現象，就可以通過補充其他相關材料來補足歷史背景，重構邏輯鏈條。」

唯一「迎合受眾」的是寫作力求通俗

諶旭彬對歷史的研究與角度的選擇從來不是因為個人喜好，「我不鍾情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我思考與寫作的慣性是『反思』。」在他看來，總結歷史與傳統中有多少好東西的研究和通俗寫作已經很多，這類研究與寫作造就了許多「朝代粉」「帝王粉」。在互聯網上，有人擁護李唐，有人歌頌趙宋，也有人迷戀朱明；有人喊秦始皇「政哥哥」，有人呼唐太宗為「民民」，也有人視朱元璋為「我家重八」。

而諶旭彬直言自己不喜歡這類東西，無法與這些帝王們共情，也無法與他們的朝代共情。「我更關注底層百姓在他們治下過着怎樣的生活，以及為什麼會過着這樣的生活。」

他甚至自嘲道，自己在「迎合受眾」這件事情上，大概是完全失敗的，「各路朝代粉、帝王粉、傳統文化粉皆對我們不滿。甚至於『明粉』前一天剛剛罵完我們是『清粉』；後一天『清粉』又跑來罵我們是『明粉』。」

諶旭彬說，唯一值得提的「迎合受眾」之舉，是他對寫作的要求是盡力保證通俗，盡力確保讀者即便沒有多少歷史常識方面的積累，也可以無障礙地讀懂文章。

「臧往以知來」 回歸歷史常識

對於各種平台上不時出現的關於某些歷史人物或者事件的「情緒化」表達，諶旭彬並不認可，他一直主張要回歸歷史常識。

諶旭彬說他一直很信服前輩史家呂思勉先生的一段話。呂先生說：「研究歷史，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便是根據現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根據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這麼一來，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得了這種原則公例，就好拿來應用，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所謂『臧往以知來』。歷史的用處，就在這裏。倘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譬如後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卻有禪讓的堯、舜……那就人的性質，無從捉摸；歷史上的事實，再無公例可求；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這段話當中，讓諶旭彬感觸最深的，是「根據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一句。這是呂先生基於對史料的揣摩、對現實的認知和對人性的體察，而得出的經驗之論。「我覺得是回歸常識的關鍵。其實，呂先生是在鼓勵人們自現實中更深刻地理解歷史，在歷史中更深刻地理解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