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著名記者，原社黨組副書記、副社長兼總編輯馮健同志2022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馮健同志1925年3月11日出生，河南人。 194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長期奮戰在新聞宣傳一線，多次擔綱重大報道，為黨的新聞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與穆青、周原合作采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全國掀起了向焦裕祿學習的熱潮。他信念堅定、工作深入、作風正派、嚴於律己、忠誠擔當，始終保持“新聞兵”本色，在工作中以“嚴”和“細”著稱。

馮健同志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嘔心瀝血、用情至深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奉獻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的文章恰如其人，充溢著一個黨的新聞工作者對國家、民族、人民的責任感。

馮健同志筆耕不輟，其新聞作品（含與他人合作）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有：《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人民呼喚焦裕祿》《中南海的春天》《管得寬》等；著作有：《馮健通訊選》、時事評論文選《管窺集》《一斑集》、散文《暮年隨筆》（一、二、三卷）等。曾在《中國記者》發表多篇文章。直到2016年，91歲高齡時仍在《中國記者》發表口述文章《“焦裕祿是我一輩子學習的榜樣”》。

在此重溫《中國記者》2016年第11期刊發的一篇記馮老的文章，一起緬懷和學習新聞前輩的優良作風。

“嚴”“細”相宜 情系新聞

——記新華社著名記者馮健

萬京華

馮健是新華社著名記者，曾任新華社副社長兼總編輯，他與穆青、周原合作采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至今仍被人們奉為新聞作品的典範之作。他在工作中以“嚴”和“細”著稱，讀他的文章，會被他深邃而入微的觀察力所折服，而他做編輯和審稿工作時亦非常嚴謹細緻，組織和簽發了很多重大報道。

一、初涉新聞工作

馮健，原名樊煦義，1925年3月11日生於河南省新野縣樊營村。馮健是1948年在國立中央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地下組織使用的名字。

19歲時，馮健從河南省南陽中學（現名南陽一中）高中畢業後，長途跋涉，徒步穿越鄂西山區，到重慶考入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習，於1948年夏畢業。抗戰勝利後，1946年中央大學遷回南京，馮健後兩年的大學生活在南京度過。

在大學裡，馮健受到中共地下黨的影響、教育，積極投身民主進步學生運動，參與由南京中共地下組織領導、在全國大中學校發行的鉛印學生報紙《中大新聞》和不定期油印的《中大新聞稿》的工作，並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社。 1948年5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大學畢業後，通過社會關係介紹他到離南京約50公里外的安徽省當塗縣采石磯鎮中學教書，同時開展黨的工作。但是因為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南京政府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進行大逮捕，馮健被列入了中央社向全國公開發布的通緝“匪諜”名單，他不得不連夜離開採石磯鎮，經河南開封輾轉到了豫西解放區。

當時，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如疾風掃落葉一般，一些重要城市相繼解放。馮健在新解放區創建的中原大學學習了一個多月。 1948年10月開封解放，他被調到剛剛成立的開封日報社和新華社開封分社擔任廣播編輯。那時，開封日報社和新華社開封分社對外掛兩塊牌子，對內是一個機關，分社是報社的採訪通訊部。當時全國各解放區的報社和分社都是這樣一種體制。

1949年4月中旬，馮健被抽調同東北南下的一批新聞幹部一起，沿津浦路乘火車奔赴南京，又轉往江西，參與籌建《江西日報》和新華社江西分社，繼續從事編輯和記者工作。

二、多次擔綱重大報道

1951年初，馮健被調到位於湖北武漢的新華社中南總分社，主要從事財經報道。當時，中國正處於國民經濟從恢復時期到開始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時期，馮健分工採訪長江大橋建設和武漢鋼鐵公司建設等工程。在中南總分社工作期間，他參加了1954年長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的防汛報道。他和分社其他記者一起，日夜奔波在百里防洪堤上。他采寫的通訊《英勇搏鬥一百天》，記錄了武漢人民防汛鬥爭艱苦卓絕的動人場面。當年，他被評為武漢市防汛抗洪二等功臣。

1958年秋，馮健從武漢被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在國內部從事工業報道。 1964年，他參加了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首都新聞單位組成的記者團前往大慶油田採訪。記者團共20多人，由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王揖任團長，馮健任黨支部書記。大慶油田先後為記者團組織了20多次座談會，並組織他們到生產第一線採訪了鑽井工人、採油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指揮人員，記者們採集了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馮健采寫了《永不捲刃的尖刀——記大慶油田1202鑽井隊》《在崗位上》等新聞通訊。這次採訪是大慶油田開採5年之後首次向國內外公開報道，記者團所采寫的關於大慶的一系列報道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和極大關注。

1965年冬，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到河南分社視察工作，馮健奉命隨行。在分社聽取記者匯報時，他們了解到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病領導全縣人民，與自然災害作鬥爭，最後獻出寶貴生命的事蹟。穆青認為，這樣的典型在全國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於是，穆青帶領馮健、周原（時任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一起到豫東老災區開封、杞縣、睢縣、寧陵、民權，最後到蘭考縣采訪，合作寫出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篇文章於1966年2月由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 《人民日報》當時正在開展“縣委領導班子革命化”的討論，當天配合發表了社論，之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又連續發表了七篇社論，從不同方面論述學習焦裕祿精神。之後，全國掀起了向焦裕祿學習的熱潮。焦裕祿的故事感動了千千萬萬人，很多人流著眼淚閱讀報紙刊載的這篇文稿，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著名播音員齊越動人心弦的關於這篇通訊的播音報道。

“文化大革命”期間，馮健和一些同志無端受到停職審查，被中止了採訪工作。 1970年春節第二天，他和新華社一批工作人員，包括新華社社長朱穆之等領導幹部，被集體送進一節火車，到山西永濟“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1972年國慶節前，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朱穆之等新華社領導同志，回到北京，恢復領導工作。馮健也從“幹校”回到了新華社。粉碎“四人幫”後，馮健擔任了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 1982年，馮健被任命為新華社黨組副書記、副社長兼總編輯。

1981年初，新華社黨組決定並經中央批准創辦政治時事性雜誌《瞭望》，決定在《瞭望》創刊號上發表一篇特稿，報道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為實現我國第六個五年計劃，日理萬機、卓有成效地工作的實踐。當時，離《瞭望》創刊只有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社領導指定馮健和曾建徽合作采寫這篇報道。他們選擇以剛成立一周年的中央書記處為契機，報道中央領導日日夜夜為國為民操勞的情景。

通過10天左右的緊張採訪，他們蒐集、記錄了十幾萬字的資料、素材，其中有許多生動感人的事例。最後，社黨組決定，在《瞭望》雜誌上開闢一個“中南海紀事”專欄，以記者所見所聞的形式寫出連續報道，並確定稿件在《瞭望》雜誌發表的同時，由新華社轉發全國。這一專欄的設置，專門寫了報告，請示鄧小平同志，在報告送出的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圈閱並批复“可以”。

“中南海紀事”專欄的開篇報道，就是《瞭望》創刊號上發表的馮健和曾建徽采寫的《中南海的春天》。稿件播發後引起了很大反響，《瞭望》編輯部收到大批讀者來信；國內外很多媒體紛紛轉發了這篇通訊的內容。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首次公開報道引起了世界矚目。

三、嚴而細的工作作風

馮健工作的嚴和細在新華社是有名的。這不僅表現在他編輯工作中的一絲不苟，還表現在他的為文和為人上。他在新華社當過編輯、記者直至副社長兼總編輯，無論在哪一個工作崗位上，他都嚴格要求自己，秉承新華社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從新華社國內部到總編室，馮健的工作從局部到全局，肩上的擔子重了。總編室的工作，主要包括：研討和提出一個時期的報道思想，組織指揮一個時期的重大報道，簽發各類稿件，協調各方面、各部門之間的工作等。馮健在總編室工作期間，每天上午和晚上開兩次各編輯部門的情況匯報會；還訂立了每兩個星期開一次情況介紹會的製度，會上比較系統地介紹一個時期國內外的重大情況。參加情況介紹會的，都是各編輯部門負責簽發稿件的同志，由新華社的領導同志和專家，以及參加國內和國際一些重要會議的同志，傳達文件或中央有關精神，專題介紹情況等。

由於年輕時生活條件艱苦，馮健落下了胃病。 1959年經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十二指腸潰瘍”。因為工作比較忙，一直沒有徹底治療。 1984年底，連續夜班使他又一次發病，半夜時因胃部大出血昏倒在家裡。這一次情況很危急，被送進醫院後，急診醫生決定立即給他做切除手術，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十二指腸也被切除了。經過這次徹底的治療和其後的休養恢復，折磨他多年的頑症總算是消除了，但身體也因此受到很大損傷。經過很長時間的康復治療和鍛煉，身體才慢慢恢復過來。

1986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乾部新老交替的精神和指示，同時也因為身體的原因，馮健卸去了新華社黨的和行政的領導職務，但同時又被任命為《瞭望》周刊社編委會主任委員，此後還擔任了《中國證券報》高級顧問、中國新聞學院教授等。 1988年，他正式辦理了離休手續。

離休後，馮健繼續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與新聞工作有關的工作。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重提學習焦裕祿精神，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1990年春天，穆青、馮健、周原三人重返蘭考進行採訪。這次到蘭考，他們看到當年風沙、內澇、鹽鹼“三害”橫行的大地，已經是泡桐成林，麥浪滾滾。

當年焦裕祿倡導群眾種植的泡桐，已成為蘭考的一門新興產業。蘭考人民的日子越來越好，他們也越發懷念焦裕祿。每年清明節前後，焦裕祿的墓前，都有絡繹不絕前來憑弔的農民。回來後，三位記者一起寫了通訊《人民呼喚焦裕祿》，反映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民群眾對焦裕祿這樣的優秀幹部、對黨的優良傳統的熱切呼喚。稿件經新華社播發後引起廣泛關注。

1991年，電影《焦裕祿》公映，全國再一次掀起學習焦裕祿的高潮，他們三人又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專稿《焦裕祿的魅力》。

（本文作者現為新華社研究院新聞史研究室主任）

來源：中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