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花開，光影風華”，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今年8月清華大學與北京電影學院聯合主辦了香港電影賞析系列活動。在近20天的活動時間內，25部優秀香港經典電影和兩地合拍片在清華大學百年大禮堂陸續展映。每場電影放映前，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孫立軍和他的學生們都會作專業生動的導賞講析，幫助觀眾在光影中更好地感受一個拼搏有活力、浪漫有溫度的香港。借此機會，我們也有幸與孫立軍教授展開了一段對話。

除任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孫立軍還是中國電影華表獎評委，國際動畫教育聯盟主席。其創作的《小兵張嘎》《快樂奔跑》《兔俠傳奇》《秋實》等電影作品曾獲中國政府華表獎、中國電影金雞獎、中美電影節金天使獎，並入圍德國柏林電影節、法國昂西電影節、倫敦萬象國際華語電影節、烏克蘭國際電影節、韓國首爾國際青年電影節等國際知名影展。除了香港電影外，我們還想聽一聽這位中國電影學界權威和中國動畫學派新一代扛鼎者對中國電影這十年以及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思考與體悟。

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

中國電影產業規模世界領先

記者：這十年來中國電影票房節節攀升，國產電影大放光彩。您如何評價中國電影在藝術和市場方面的整體表現？

孫立軍：伴隨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近十年來，中國電影在製片、市場化以及產業模式等各個方面,整體上也呈現高速增長態勢。當然有一個客觀形勢是，由於近兩年新冠肺炎疫情給整個電影市場帶來了短暫的不確定性，中國電影乃至全球電影在這一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定挫折。細數十年來中國電影的發展表現，我認為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電影市場非常活躍。我們每年取得正式公映許可證“龍標”的電影製片量差不多都保持在800至1,000部左右。作為電影大國，這樣一個製片量可以說做到了世界引領。通常一個產業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它的電影也很難談到發達，也就是說中國電影產業的發達其實標誌著中國國家整體的經濟、市場、社會、政治的穩定，只有這樣的國情才能保證如此活躍的製片量。簡單來說，如果沒錢，你拍不出電影來。

第二個特點，以北京電影學院為代表的中國高校，在電影人才培養的規模上世界領先。我從事電影教學多年，原來我們說北京電影學院是亞洲唯一，但這一紀錄在這十年間早就被突破了，我們已經世界領先。中國的電影人才教育和我們國家超高速增長的產業市場也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個特點，中國電影的國際化接軌在這十年間發展得最快。一方面，我們每年引進的電影已經不再是好萊塢電影一統天下的單一格局，而是更加豐富多元。另一方面，這十年來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力度在中國電影發展歷史上是最高的，而且中國電影的話語權目前在世界也是領先的。比如這十年來，我們陸續搭建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海南國際電影節、絲綢之路電影節等等一些具有廣泛國際性視野的電影節。這些電影節不僅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許多優秀電影作品來到中國，而且也是讓世界各地的電影人了解中國的一個很好窗口，同時也是給中國的電影人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

以上這些都是這十年來中國電影的重要發展成果。我認為，中國電影人的定位也發生了變化，大家在服務社會、服務國家、服務重大文化發展戰略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於一些有代表性的主旋律電影，我們提出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近兩年誕生了如《金剛川》、《長津湖》、《你好，李煥英》等一大批票房和口碑俱佳的中國電影。同時在這樣一個我們通常稱作“電影爆款”的過程中，還推出了中國式的明星，比如票房成績領銜的沈騰。沈騰是從話劇、小品起步轉向電影發展的一位演員，並不是傳統意義上走好萊塢式標準化路線的明星。又比如像《你好，李煥英》中賈玲、張小斐的演員形象也不再是走偶像派路線，而是非常接地氣。這些明星出現後，實際上對中國電影的文化表象有了一個更好的示範效應。

以前中國電影市場受好萊塢電影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這十年來，隨著對中國電影學派的研究以及大量優秀電影作品的出現，我們在傳承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方面實際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中國藝術電影創作並沒有慢下來

記者：我們都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中國第五代電影人在國際上聲名鵲起、風光無限，對比現在中國電影的海外影響力，您怎麼看？

孫立軍：我們要客觀地去看待這兩種不同時代背景下的電影潮流，我認為不能直接這樣類比。首先，中國第五代電影人存在於一個特殊時期，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電影人，他們的作品首先與此前計劃經濟時期的電影有著鮮明的影像差異，在題材、在造型、在電影語言方面都和當時的世界電影創作主流同頻共振。簡單說，當時全世界的觀眾對中國是充滿好奇和期待的，他們非常渴望看到中國的影像，所以這些電影拿到海外市場上的時候自然受到了廣泛關注。

其次，第五代電影大多是非商業電影，也叫藝術電影。中國以第五代為代表的藝術電影這些年來確實影響力的熱度不如當年，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述，那時候是相當於國外觀眾壓抑多年的對中國的好奇心突然爆發，但是漸漸地大家也都經歷了從感性到理性的認知過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特別是近十年，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充滿多樣性的電影市場，中國的電影市場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了。現在藝術電影如果拿到國外去，也要面臨商業化競爭，甚至會被抵觸排斥。

實際上，中國在藝術電影方面的創作並沒有慢下來。比如，我們在青海西寧創辦了FIRST青年電影展、在山西創辦了平遙國際電影展。這些影展活動就非常符合國際上對藝術片和小眾電影的審美需求，每年也都會發掘和推出一批又一批的優秀電影作品，而這些作品通常在國外也都產生了良好影響。但是由於我們近些年可能對市場、對票房看得比較重，以至於這一部分電影放到電影院可能就變成“一日遊”了。

所以我認為，當下還是要認真地思考藝術與商業的關係，藝術電影通常是推動電影大產業、大事業往前走的發動機。隨著未來幾年疫情的緩解或消除，我相信中國電影人也會繼續在藝術電影領域持續發力。

用共通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

記者：您的電影作品就在海外取得了票房與口碑雙豐收的好成績。隨著時代背景和觀眾審美的不斷變化，請您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談談中國電影怎樣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孫立軍：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中國電影人還是要自信，要懂得用共通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這是我認為一定要堅持走的道路，而不是用一種所謂世界通用的語言去講述一些外國人或者說某一部分人關注的內容。這種電影即使看起來很炫很酷，但是很難成為真正的經典。

第二個方面，我們要從電影理論、文化形態、評判標準等方面去進一步完善電影產業體系。我們現在存在著一種誤區，就是單一地把票房成績當作標準去評判一部電影的好壞。其實當我們從一個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邁進的時候，絕不能以票房論英雄。票房固然重要，但是好的電影不意味著必須有好的票房。

實際上無論從世界電影史還是中國電影史來看，都是從原創性和藝術價值方面來評價一部電影。我想我們中國電影人和電影理論研究專家們，應該更理性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特別是要給年輕電影人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即使失敗了也可以從中積攢一些經驗再繼續往前行。

第三個方面，我們要以一種全新的思路去思考如何讓中國電影更好地“走出去”。我可以簡單分享一下自己的電影創作經歷，2011年我製作完成了一部動畫院線電影《兔俠傳奇》，最初在策劃的時候瞄準的目標就是要讓這部片子“走出去”。

那麼要想“走出去”就必須思考幾個要素，一是為什麼人家要看你的這部電影呢？其實動畫劇情片與真人電影大同小異，動畫電影在國際市場上一直以美國迪斯尼和日本宮崎駿為代表。他們的電影非常強調合家歡，所以年輕人和老人孩子都喜歡看，那麼我們也可以去尊重和遵循這種創作理念。

第二個要思考的要素是他想看你什麼呢？看你的技術嗎？肯定不是，其實就是看你的文化。我們在前期創作調研的過程中發現，華語電影元素能真正在好萊塢站得住腳、讓全世界觀眾都認可的就是功夫。從李小龍到成龍到李連傑，包括李安的《臥虎藏龍》，其實都是跟武俠跟功夫有關係，甚至美國迪斯尼公司製作的《花木蘭》也引用了武俠元素。於是我們就選擇了以港台武俠片為模板，定位為功夫片這種動畫類型，並且給電影取名叫《兔俠傳奇》。電影裡的武俠文化要體現的是真正的中國功夫，而不是西方的那種拳擊術。我們強調的是中華文化，就是我們自己的功夫。

第三，還得思考這部電影的文化核心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華美德當中講究誠信為美，其實“誠信”與西方大為奉行的“契約”是共通的，於是《兔俠傳奇》就選擇把誠信為美作為一個表現主題，而不是光展示表面上的武打功夫。它故事的內核是誠信，講述了一個當面對正義與邪惡的時候，主人公寧願犧牲自我也要信守諾言，最終正義戰勝了邪惡的故事。所以當西方觀眾看到這樣的價值觀，我相信他們也是認可接受的，不會覺得電影只是在簡單地說教。

想清楚了這幾個問題後，我們以京津兩地百姓喜聞樂見的兔爺兒民俗形象為原型，又運用了全世界都看得懂的先進的動畫電影語言，來創作了一部原汁原味的武俠電影。雖然這部電影當年在中國內地並沒有取得票房大賣，但是卻成功發行至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英國《衛報》還以“中國動漫開始向好萊塢發起挑戰”為題作了報道。我想，這足以說明用世界共通的語言來講述中國故事是可以開闢一條成功道路的。

記者：中國早期的水墨動畫電影在藝術上的水平和成就很高。最近兩三年，您又重拾水墨動畫，製作了兩部短片《秋實》和《立秋》。其中2020年《秋實》成功入圍柏林電影節，這是中國水墨動畫時隔三十餘年再一次站在世界舞台。這次又帶著作品“走出去”，您有什麼感受？

孫立軍：《秋實》是全球首部8K中國水墨動畫影片，只有4分鐘左右的內容，在柏林電影節16部競賽作品中時長是最短的，它還同時創造了中國電影金雞獎入圍美術片時長最短的紀錄。為什麼《秋實》能夠得到像柏林電影節這種國際A類電影節的認可和中國最權威最學術的金雞獎的認可？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部電影對中國傳統藝術和代表性文化的挖掘。

這部電影在視覺上以及內容、故事上，講述了大家共同認可的一種生活法則。秋天本來是收獲的季節，在這部電影對昆蟲和自然界的刻畫中，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收獲背後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有時候當你覺著已經進入到了絕境，但最後又“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實際上這就是短短幾分鐘的故事表達給觀眾的一種哲理寓意，體現了中華文化中很重要的思想精髓。

習近平主席一直非常強調文化自信，我認為中國電影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根。其實我從自己的創作經歷中也體悟到，中國電影能在國際上收獲掌聲、能獲得比較高評價的時候，還是基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和中國故事。所以一路走來，我認為中國電影、中國動畫是可以有信心“走出去”的，而且能夠走得很遠。

香港電影是亞洲電影中一支獨特的花朵

記者：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您如何評價香港電影在世界影壇的水平和地位？

孫立軍：從學界來講，我們一般認為香港電影是亞洲電影中一支獨特的花朵，香港的武打片、黑幫片是幾代人的珍貴記憶。雖然香港電影發源於一個彈丸之地，但他們在中國電影史乃至世界電影史上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從製片工業的角度，香港電影可以說影響了內地近20年來的電影電視製片業，推動我們走量體裁衣式的職業化發展方向。

從獨特性角度來看，就像港式早茶作為馳名中外的中餐經典菜色，香港電影也是一道非常獨特的菜肴。香港的武俠片、功夫片，對我自己的電影創作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香港的動畫也是一樣，都有著它非常獨特的藝術美、電影美。

記者：伴隨香港電影人陸續北上發展，香港電影也遭遇了一些“水土不服”。您如何看待香港電影的未來？

孫立軍：香港電影人首先都很有敬業精神，除了大眾熟知的一些香港演員、香港導演外，香港的攝影師、剪輯師、錄音師甚至配音師，都是中國電影界舉足輕重的幕後英雄。其實這些年在一些叫好又叫座的華語片中，總會有幾位香港電影人的參與。

香港回歸以來，大量香港電影人北上發展，兩地電影業不斷融合。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水土不服”，但在我看來這都不重要。我想說的是，中國電影實際上是建立在一個大國文化體系上的行業，中國的電影市場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市場，所以那些“水土不服”的電影可以忽略掉。為什麼可以忽略掉？因為比如當你用香港獨特的早茶式影像視角，去拍一碗北方信天遊風格式的刀削面，出來的內容肯定不對味。

我希望將來香港電影人可以更多地和內地電影人交流，兩地電影界也可以更好地互相學習合作，一起把我們中國電影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2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