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黃晶榕  I 香港創知中學校長、華南師範大學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博士

林金丹  I 香港珠海學院碩士研究生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1999年提出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下稱「普教中」）作為遠端目標。本文分析回歸以來香港「普教中」的發展歷史和現狀以及面臨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出路。

一、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歷史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港人使用普通話的機會增加，特區政府推出「兩文（中文與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的語文政策，並要求「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以保證與提升香港人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優勢。為此，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1999年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更提出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下稱「普教中」）作為遠端目標。

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下稱「語常會」）發表的《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亦表示「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但由於香港剛結束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歷史，主要的教學語言仍是英語與粵語，普通話尚未深入課堂教學，所以並未即時實施「一刀切」的教學語言政策，以防止急促的變革出現負面影響。語常會在《報告》中指出：在制訂明確的「普教中」政策和推行的時間表之前，政府應進一步了解學校成功轉用教學語言所需的條件。鑒於此，語常會在2004至2006年間進行了「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研究，並以此研究結果為基礎，在2008/09學年開始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下稱「普教中支援計劃」）。與此同時，語常會也就「普教中支援計劃」的推行，委託香港教育大學研究團隊進行了「探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研究」（以下簡稱「縱向研究」），而研究團隊在2015年9月底向語常會提交終期研究報告定稿，報告中表明，在整體上，「普教中」班的中文科成績較「廣教中」班優勝；但因為兩類學生起步點並非完全相同，不能就此推論「普教中」優於「廣教中」，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沒有負面影響。因為「縱向研究」是就四所參加「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個案學校作為研究對象，所以其研究結果具有局限性，未必能以此推論至香港其他學校的情況。

由於對「普教中」的教學成效未有明確的結論，故香港教育局曾於網頁上發表言論稱：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對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在2016年7月2日，在反對派議員的推動下，香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取消普教中為長遠目標的無約束力議案，當年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隨即表示應將是否使用「普教中」的主導權交予學校。其後，對於學校是否應該進行「普教中」，學術界眾說紛紜，無一定論，討論聲並沒有因為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建議取消「普教中」為長遠目標而消失。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名譽總監謝錫金教授認為：「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學習普通話，但並非用作授課語言，否則時間都放在『正音』上，閱讀理解能力便會低。」而剛退任的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於2018年則表示：「在港而言說廣東話有其優勢，因朗讀古詩詞歌賦才有韻味，但綜觀世界各地，中文發展均以普通話為主，認為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否失去優勢，要交專家研究。」如此可見，「是否進行普教中」的話題依舊是專家學者們熱衷探討的焦點，而教育局的態度則顯得左搖右擺、模稜兩可。

2021年6月2日，國家教育部發布《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報告提出在法律上明確普通話與簡體字的地位，宜將普通話教育適度融入考評體系的建議，並表明粵港澳三地還需進一步做好語言政策規劃，加強語言與國家認同。由此可見，在香港全面實行「普教中」是必然的趨勢，這也得到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於2022年中表態支持。

二、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現狀

香港在1998年便實行「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但即便政策實施了24年，香港本地居民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正式場合上，都依舊習慣用粵語與英語進行交流，普通話處於一個可有可無的尷尬局面。香港並無地方明令規定必須使用普通話，加之港人無意識地避開使用普通話進行日常溝通，所以有如港大謝錫金教授所言，「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學習普通話」的方法是很難讓學生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甚至會讓本就在「三語」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普通話變得更加次要。

2003年，語常會在《提升本港語文水準的行動方案》中提到：「議會推薦採納校本方針，由學校本身情況決定是否採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但學校何種情況適合推行「普教中」，何種情況不適合推行「普教中」，官方並無明確說明。由於「普教中」的成效受教師運用普通話授課能力、學生語言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是否採用「普教中」由學校內部自行根據學生的不同需要做彈性靈活的規劃，故而在香港中、小學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普教中」現象：有全面「普教中」、全面「廣教中」和部分「普教中/廣教中」。在2015/16學年，語常會為更全面地了解香港中小學推行「普教中」的情況，進行了「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調查資料顯示香港中、小學進行全面「普教中」、部分「普教中/廣教中」與全面「廣教中」的比例如下：

由上表可知，香港中、小學明顯缺乏推行「普教中」的積極性，中學尤甚。個中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從香港語常會對1995-2015年間的香港教育資金運用的報告中顯示，英語教育佔總教育資金的58.25%，中文教育佔總教育資金的15.77%，其中推廣普通話只佔3.17%。中、英文的教育基金並不對等，「普教中」的推行並無得到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即便是在推行「普教中支援計劃」期間，普通話的教育資金也僅佔總英語教育資金的18%，由此可見，在「三語」中普通話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對「普教中」的贊助資金少，即便學校有心推廣「普教中」，也無力落實。

其次，近十年的社會動盪也對「普教中」的推廣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從2012年的「國民教育風波」、2014年的「佔領行動」、2016年的「旺角暴動」，這些政治社會事件無不是在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阻礙普通話在港的推廣。在2019年的「修例風波」中，更是出現示威者對說普通話的民眾進行欺辱謾駡的現象，使得本無習慣說普通話的港人對普通話產生更加消極抵抗的情緒。一系列的政治社會事件讓港人談「政」色變，而隨著普通話在香港的政治性質不斷上升，加之香港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普教中」走進課堂變得益加困難。

近年香港社會事件的參與者以處於是非觀念不清晰但易衝動行事的青年居多，這些青年往往缺乏國家認同的意識與存在身份認同的困惑。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在於香港回歸20多年以來國民教育的缺陷。港英政府極權統治期間，香港推行了150多年的「無民族」、「無政治」的「疏離式子民教育」，刻意迴避「中國元素」，嚴防反殖民情緒和民族主義思想，致使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和國情教育出現斷層，國家觀念逐漸淡化，回歸後，特區政府更跌入教育不談政治的陷阱。而在香港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之下，普通話作為單純的語言教育也被冠以「政治化」之名，普通話被賦予了不可承受之重任。國家觀念的淡化讓部分港人的意識形態產生偏差，對說普通話產生排斥心理與歧視心態，這讓普通話使用的空間不斷被壓縮。但事實上，隨著內地與香港兩地人口遷移數量的增加，港人對普通話的需求量呈現上升趨勢，惟因缺乏系統性學習與合適的語言環境，大部分以粵語為母語的港人僅能用普通話做簡單的基礎交流，無法最大化地體現「兩文三語」政策實施的意義。

三、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挑戰

「普教中」不可能在實行一段時間後便立竿見影有成效，教育本就是在摸索中前行，在實踐中完善的。雖然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已出台24年，但「普教中」的推廣仍舊處於起步階段。系統性的機制尚未成形、資源供應也並非充足，這都是推廣「普教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立足於當下，並根據前人研究的「普教中」報告，可將「普教中」的挑戰分為四點：香港語言環境、教師運用普通話教學的能力、學生對待普通話的心態、配套教材的供應。

1.欠缺學習普通話的語境

普通話對於土生土長的港人而言如同外語，即便學校有開設普通話教程，但學生長期置身於非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中，無處實踐所學，使得普通話學習事倍功半。有機構發現近年小學生普通話整體考試成績退步，至於中學生的整體成績持平。GAPSK語文推廣委員會認為，小學生欠缺學習普通話的語境，而中學生較多到內地交流，可以活學活用。人們對生活用語的選擇主要取決於習慣，根據美國堪薩斯大學游伯龍教授的習慣領域理論，「每個人大腦所編碼儲存的概念、思想、發放、經驗、技術以及各種資訊等，經過相當時間後，如果沒有重大的事件刺激，沒有全部資訊的進入，這個編碼和存儲的總體，將處於相對的穩定狀態」。換言之，推廣「普教中」可能會打破香港學生的「相對穩定狀態」，讓他們走出粵語的舒適圈。而因為教學用語與生活用語的出入，使得港生跳出「粵語舒適圈」並適應「普通話挑戰圈」的過程變得難上加難。因此，如何讓普通話深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給學生營造說普通話的語境？這是「普教中」推廣過程中不得不面臨的一大難題。

2.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消極心態

「普教中」班的學生因語言障礙，課堂表現不如「廣教中」班的學生積極踴躍。有報導稱：普通話班的討論氣氛，明顯受語言影響，大不如旁邊的廣東話班學生」；也有研究指出：「普教中」的課堂，學生在課堂答問和造句上往往採取迴避策略，課堂互動不如「廣教中」班有效。」在聆聽並非熟悉的語言時，學生會更容易感到沉悶乏味，且自幼講粵語而形成穩定狀態的發音口型與舌位變化，使得港生在講普通話時感到彆扭與不適，所以在與「廣教中」的對比之下，學生多少會對吃力的「普教中」產生抵觸心理。加之香港獨特的歷史和教育背景，學生對國家概念並不十分清晰，對國民身份的認知也存在模糊性，讓部分學生產生沒必要學習普通話的錯誤認知。

3.教師運用普通話教學的能力有限

許多教師指出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最大的難點是粵普之間語言轉譯問題，教師授課時會有未能以恰當貼切的普通話表達意思的情況，造成課堂傳意的障礙 。「普教中」十分考驗教師在課堂上表情達意與靈活應變的能力，授課教師的語言轉譯能力是一節「普教中」課堂成功的重要條件，但不是決定因素。香港中文大學林建平教授稱：「推行要有規劃，教學要有策略，學習要有方法，PMI（Putonghua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即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授課語言）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成效。」轉譯問題的困擾打擊了香港教師用普通話教學的信心與積極性；又因過渡擔憂語言轉譯問題，教師可能會忽視其他方面的教學能力的培養，而學生對「普教中」的情緒是與教師的教學方式直接關聯的。這一環扣一環，從而影響了普通話的推廣品質和效果。

4.高質量的配套教材供應不足

「普教中」作為一項推廣多年惟尚未普及的教育目標，缺乏高質素的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教材也許是導致此情況的原因之一。教材作為學生在校獲取系統知識的主要材料，應符合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與知識的內在邏輯，應具備科學性與權威性。但由於香港各學科的教材都是由民間出版社編寫，再加上香港實行寬鬆的校本管理制度，教育部門在課程設置、教材審查、課堂教學等方面主權下放，致使某些教材、教學資源，甚至某些學科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內容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一些偏離原則性的問題。不少學校自行設計的校本教材（包括語文科和普通話科），可能更符合本校學生情況，但也因此增大了教材的隱患性。在無法有效監管與審核教育資源時，編者的意識形態通過教材傳輸給學生，影響學生價值觀念的塑造；教師的編寫能力也直接影響學生對知識的理解。編者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性、統籌教材能力的未知性，都使得非統編教材的內容品質無法得到根本保證。所以，在師資、教材等可控因素不完備的情況之下，加之社會語言環境、學生情緒等不可控因素的阻攔之下，「普教中」的研究結果怎會有明顯的成效？

四、推廣「普教中」

對香港教育的意義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在政綱提到：「充實國民教育體系，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而要實現「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的治港理念，必當積極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推廣「普教中」課程。普通話作為中國各民族的共同語，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減少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之間的隔閡，它不僅僅是一種溝通語言，更是代表中華民族的重要標誌。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全球掀起了「漢語熱」的浪潮，國家教育部田立新教授表示：「截至2021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旅遊組織等10個聯合國下屬專門機構將中文作為官方語言，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育，76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漢語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普通話作為漢語的標準語，自然成為非母語者學習漢語的第一選擇。有本地學者擔憂普通話的推廣會撼動粵語在香港的地位，香港教育大學施仲謀教授認為：「廣東話作為香港人的母語必須予以保留，惟普通話通用於內地、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因此具備『經濟價值』，兩者不能取代。」粵語在香港的歷史是源遠流長的，普通話的經濟價值是不容小覷的，而粵語與普通話同屬漢語體系中，是可以並存的。為了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面貌，必定要重視普通話，推廣「普教中」，充分運用普通話的價值。

與此同時，推廣普通話也是在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民俗文化。作為我國各民族的通用語言，普通話擁有更多機會與渠道接觸不同的文化藝術，從而更好地了解傳統文化。

在港推行普通話不僅是關注到普通話的工具性與人文性，更是考慮到其中參雜的政治意義，如香港嶺南大學郭康健教授所說：「現時在香港急於推動母語教學，與香港回歸中國的政治形勢配合，其作用不但是強化母語作為學習及溝通工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母語強化香港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使香港人與中國的疏離關係可以拉近，從而彼此接受及融為一體。」換言之，學習普通話有助於增強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有利於凝聚香港民眾的人心，提高人們的民族意識，促進華夏民族團結。

普通話相對粵語，最大的特點便是「言文一致」，這是贊成推廣普通話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師運用粵語講解中文課程，會出現口頭語與書面教材脫節的現象，而若運用口頭語與書寫語相對接近的普通話進行授課則會避免此類問題的發生，同時可以讓學生做到「我手寫我心」，從而降低學生書寫中文的錯誤率。其實普通話的這一優勢早在1985年呂叔湘教授便提出，他明確指出：語文課的任務應當以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體，即普通話和白話文的統一體為教學對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有利於提高學生的語感，讓學生長時間處於普通話的環境中，可以增強學生對普通話的感受能力，並獲得「學以致用」的機會。

普通話具備工具性、人文性、政治性以及教育性等特點，而歷來反對者都僅著眼於「普教中」的部分功能，過度焦慮「普教中」帶來的負面影響。「普教中」的反對者若全面客觀地看待「普教中」，便能理解贊成者為什麼在面對重重難關時仍舊堅持推廣「普教中」的原因。前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稱：「我相信大灣區發展會令我們與大灣區城市交接，及日常溝通越來越多，所以充分掌握普通話及簡體字，對學生未來發展百利而無一害。」 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也認為：「香港的青年一代需要抓住國家發展和大灣區建設等機會，不會說普通話會很吃虧。學校教育需要讓他們更好地掌握普通話，這是最基本的。」

五、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出路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交流也不斷擴展和增多，而普通話作為我國的官方語言，成為了不少外國人爭相學習的熱門語言。展望未來，香港特區與內地的聯繫愈加緊密，普通話在香港的應用範圍也因兩地的經濟交流變得更加廣泛。時任特區政府教育局副局長、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曾在「紫荊文化杯」首屆香港中、小學中國文化普通話比賽的頒獎典禮上表示：「普通話是全國通用語言，呼籲香港年輕人要學好普通話，以融入國家發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考慮學生的長遠利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欲屹立於全球化時代，普通話學習不可輕視，「普教中」的推廣更是不可懈怠。故而筆者認為在如此情形下，推廣「普教中」可以採取以下措施：

1.實行「兩條腿走路」：在推廣「普教中」的同時，堅持普通話課的開拓與發展，從而夯實學生的普通話基礎。「普教中」中的普通話與普通話科並不能完全等同，普通話科的學習包含聆聽、說話、閱讀、拼寫，其中閱讀範疇指的是朗讀，而非閱讀理解；拼寫範疇指的是中文拼音能力，而非寫作能力。雖然「普教中」也包含聽、說、讀、寫的內容，但失去普通話科的支撐，「普教中」對於學生的難度會相應地增大；有普通話科的輔助，學生也能更快速地適應「普教中」的課程。

2.採取「兼收並蓄」的教學方式：教師自身認為「普教中」最大的障礙便是轉譯問題，所以在「普教中」課上，為防止轉譯失誤而影響課程，教師可以採取以普通話為主導的「粵普夾雜」策略。粵語在課堂上充當補充說明的角色，以增強教師對「普教中」的自信心，同時也降低學生從「粵語圈」過渡到「普通話圈」的不適感。教學語言的選擇採取寬鬆相容的態度，對於學生當下與未來的發展皆是有利的。

3.培訓骨幹，加強「普教中」的師資力量：「普教中」的推廣需要一批高素質教師隊伍的帶領，故教育當局應增加「普教中」 教師培訓，以增強教師運用普通話教學的能力。此外，學校可通過合理編排課程，讓同科目教師有互相觀課的機會，通過「互觀互評」環節，傳播「普教中」的技巧，促進教師對課程的進一步掌握，使得「普教中」的師資力量得到壯大和延續。在推行初期，也可以考慮借助外力，仿效現行的「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或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從內地引入合適的普教中教師和普通話科教師，協助香港特區加速推行「普教中」。

4.建立健全的教材評審制度：教育局應定期對市面上的「普教中」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教材進行更嚴謹的審定，若發現詞彙用語不當、旨意不清、插圖不文明、可能歪曲事實、存在影響學生對國家認同感的嫌疑，或教材內容未能充分反映華夏文化內涵等問題，必須責令出版商儘快作出修訂和完善。與此同時，對於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校本教材的監管，更要從制度上作出安排，以確保學校自行開發的相關教材符合官方課程指引和價值觀教育的要求，學生持續有高質素的教材可用。此外，在評審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教材的過程中，更可考慮借助內地的經驗，邀請相關的課程專家和語文學者參與。

5.增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主動性：將普通話水準測試納入學生的基礎考核項目中，前語常會主席、現任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先生認為本港多年推動普通話成效十分有限，其中一個原因是不用考公開試。將普通話融入考評系統，並作為高中選修科之一，可以增添學生學習普通話的動力；同時增強香港與內地學校的聯繫，讓學生意識到學習普通話的用途與重要性，也給予學生「學以致用」的機會。此外，特區政府也應該把學好普通話作為公務員入職和升職條件之一，這樣，將大大增加學生學好普通話的動力。

6.營造濃厚的推普氛圍，提高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學校方面，利用LED屏播放推普宣傳標語，課間廣播運用普通話進行播音，舉辦形式多樣的普通話活動，創造普通話學習的語境；注重愛國教育，提高學生對普通話的好感度。社會方面，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媒介，例如儘快讓更多內地電視頻道落地香港，增大內地影視在香港的播放量，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促使民眾意識趨同，提升香港居民的國家認同感。

7.建立「普教中」的激勵機制。例如經過課堂教學評核後，對於能夠純熟地運用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的語文科教師作出一定的獎勵，如增加一個薪級點，或做滿若干年享有若干個月有薪進修假期，或於申請升任高級職位時作為優先條件等，這些都有助加速「普教中」的推行。

六、結語

回歸二十五載，普通話在港的現有需求量與潛在需求量不斷提高，然而學校在推廣「普教中」的過程中，面對重重難關。特區政府要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協調各相關部門做好應對措施，激發「普教中」在港的活力，並結合當前香港的新形勢，建立健全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制定出一套符合本港實際情況且行之有效的推普方案。通過加大政策性的投入，並坐言起行，促進香港民眾對普通話的進一步掌握，增強大家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

有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擔憂「普教中」的推行是普通話取代粵語的開始，存在文化霸權的傾向。例如本地中學教師劉永漢先生覺得以北京話為首的北方語系和以廣州話為首的南方語系，各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體系，擔心「普教中」會令學生失去接觸廣東話這個文化寶藏的機會。然而從實際出發，在香港，普通話是不會也不可能取代粵語的，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引領青少年更好地認識國家、認識世界，並非排斥粵語，否定方言，進行文化霸權。方言對於當地人而言是難以割捨的一部分，而中國內地通過規定一系列的方針、政策與措施，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在保留方言的情況下讓普通話成為各方言區人民共通的交際語，這便說明語言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語言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並非是矛盾對立的關係，通用語言普通話與地域性方言粵語是可以在多語化時代中和諧並存、互相輝映的。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9-10月號第38-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