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漢 聶長順

中華文化具有注重人的特質

在中華文明自身脈絡上，“文化”自有其來歷與本義，與英文Culture不盡相同。它是“人文化成”的略語，出典於《周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深意可理解為：治理者要考察清楚所治理人群的基本狀態，然後因勢利導，使之發生更好的變化，達於更好的狀態；而更好變化的發生、更好狀態的達成，所覆蓋的範圍越大越好。可以說，中華“文化”概念，於其發生處，即有注重人的特質。

如何看待人？一言以蔽之曰：貴。《尚書》號稱古之“政典”——清末入華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稱之Constitution，其上有云“惟人萬物之靈”；《列子》有言“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禮記》稱人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東漢許慎編著的字典《說文解字》，也將“人”解釋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這些觀點都閃耀出中華人文精神的光輝。

如何對待人？一言以蔽之曰：愛。講“愛人”，首推儒家。周公制“禮”，以“人道設教”取代商朝的“神道設教”，帶來了中華文化的一大革命。孔子宗之，以“仁”釋“禮”。《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據之提出完整命題“仁者愛人”。儒家既講“差等”，即等級；也講“泛愛”，即廣泛的愛。墨家比儒家更理想化，講“兼愛”，即平等的愛、相互的愛。《墨子·法儀》中甚至還有“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的教示。道家雖顯超然氣象，却也不失其仁愛之心。《莊子·外篇·天地》：“愛人利物之謂仁。”法家的刻板印象是“嚴而少恩”，實則並非全然冷酷無情。商鞅變法的初心，在於“法者所以愛民也”（《商君書 ·更法》）；韓非甚至說“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韓非子 ·解老》）。兵家也非“職業殺手”，竟也“愛”字當頭。周文王向姜太公請教“國之大務”，姜太公爽利答曰：“愛民而已”（《太公兵法》）。中華文化的基本品格，生於先秦，定於兩漢；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墨、道、法、兵五家，於此功莫大焉。而“愛人”既是此五家之共同項，亦構成中華人文精神之內核。

中華之“愛人”，不以家族、種族、國界等為限，而是普被人人，具有普遍價值的理念。孔子的學生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唐代名醫孫思邈《千金方》有言：“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清代汪寄小說《海國春秋》有言：“萬國萬姓，皆吾之同胞。豈可不保其命，使樂其生乎？”由此觀之，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是中華人文精神新時代最高表達。

中國傳統政治注重民心為本

“愛人”不是用於感人的修辭而已，而是具體化為處理人人關係的制度設計、貫穿於治國理政實踐中的指導理念。誠如《禮記》所言：“古之為政，愛人為大。”而進入政治範疇，“愛人”則置換成為“貴民”。《尚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說：民眾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戰國竹簡《厚父》云：“民心惟本，厥作惟葉 。”意思是說：國家好比一棵樹；民眾的意願是樹根，它決定著枝葉的生長與繁茂。

就中國傳統政治話語的邏輯結構而言，權力的合法性是由“天命”“君德”和“民心”三者共同賦予的。“天”命有“德”之人為“君”，是為了讓他完成“佑民”的使命，此《尚書》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天”是主持，“君”是手段，“民”是目的，此《荀子》所謂“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至於“天”與“民”的關係，則可概括為“天隨人願”，此《尚書》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關於“天命”與“民心”的關係，唐朝政治家陸贄說得透徹：“《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新唐書·陸贄列傳》）。亦即說，在中國傳統政治話語中，在邏輯上或名義上，以“天命”被賦予最高地位；但在現實性上，則以“民心”為“天命”的實際來源、內容和表現形式，並將其視為政治的根本。此《管子》所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亦《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整個政治的根本目的，則在於造福百姓，此《尚書》所謂“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如今，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亦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是中華政治精神新時代最高表達。

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是中華民族精神新時代最高表達

中華文化史，既是中華民族獨力創造的歷程，也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程。在此歷程中，中華文化充分顯示了自身的主體性和開放性、同化力與包容力，展現出通變日新、生生不息、兼收並蓄、大氣包舉的狀貌。

萬里長城，既是古代中原農耕社會與北方遊牧社會的軍事衝突綫，也是兩種文化的碰撞互攝綫。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推行的“胡服騎射”（學習北方遊牧民族的短打服飾，同時也學習他們的騎馬、射箭等武藝），即是中國古代文明互鑒的典型事例，是中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場重要變革。

秦漢以降，佛教等異質文化傳來，引起又一輪文化碰撞與交融。總體而言，唐宋以降的中華文化呈現出儒、道、佛“三教共弘”格局。它們各展其長——儒教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共存於中華文化體系之中。

明清之際、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如馮天瑜先生所言，“中華文化的古今轉換與中西文化交會互為表裡”。這一過程造成中華文化的空前危機，也賦予中華文化新的發展機遇。中華文化諸層面漸次發生近代轉型，從“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漸次邁入“世界之中國”。

在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日，中國堅信“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抱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願景。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出於自身的本性而運行，剛健有力，周而復始，一往無前；君子取法於“天”，也應發揮自己的主體能動性，勤勉努力，奮發圖強，永不停息。“地”的形勢與特質是寬厚和順的，它承載萬物，使萬物各遂其生；君子取法於“地”，要像大地一樣，以博大寬厚的美德容納萬物和他人。“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基本品格。中華文化歷程分明是這種品格的生動展現。

由此觀之，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是淵源有自的、必然的，是中華民族精神新時代最高表達。

香港在傳承中華文化推動文明互鑒中具有獨特優勢

上世紀抗戰期間，許多文化名家遷居香港，一時間使香港成為文化高地。這個高地，既是文化名家安身之所，也是全國抗戰的文化陣地。

1949年，著名學者、教育家錢穆先生移居香港；翌年，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創辦“新亞書院”。該書院“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1963年，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該校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以書院制和中英雙語並重為特色，是享譽國際的研究型綜合大學。由此，香港逐漸成為學術文化高地。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國學家饒宗頤、羅香林諸先生皆曾來港任教。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先後來港任教或講學，使香港成為當代新儒家的發祥地。著名史學家余英時、數學家丘成桐等，也是由香港走向世界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影視、歌曲、文學等傳入中國內地，帶去一代新風。《霍元甲》《陳真》的“精武”“義勇”化身、《萬里長城永不倒》《我的中國心》的優美旋律，深深感動了億萬內地民眾。金庸先生筆下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令內地讀者心馳神往，欲罷不能；其“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名言，家喻戶曉，廣為傳誦。

習近平主席寄語香港同胞：“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在中華文化傳承方面，香港功不可沒；在文明互鑒方面，香港得天獨厚。聚力新時代新征程，共畫文化同心圓。在此過程中，香港同胞同樣有理由堅持文化自信，把美麗的“東方之珠”建設成為“文化中國”中的“文化香港”。

（作者係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