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楊親華 |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台灣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兩岸同胞榮辱與共。1895年4月，日本帝國主義以侵略戰爭手段，逼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強行攫取台灣及澎湖列島。台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悲慘地生活了半個世紀之久。從日寇侵佔自己家園那一刻起，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就沒有間斷過，展現出中華兒女可貴的犧牲精神與民族氣節。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肩負起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對台灣的前途、台灣同胞的命運，給予高度關注和深切同情。

高度關注台灣的前途命運

指導組建台灣共產黨

支持台灣同胞反日鬥爭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台灣已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26年。日本在台灣實行殘酷的政治高壓管制和經濟壓榨掠奪，奴役台灣同胞，並強制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和「皇民化」運動，企圖泯滅台灣人民的中華民族意識。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同胞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具有光榮愛國主義傳統、不甘做亡國奴的台灣同胞始終懷著「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的愛國激情，不畏強暴，奮起反抗，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抗日鬥爭。

20世紀20年代，受「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國共合作的影響，許多台灣仁人志士，尤其是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返回祖國大陸，或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投身入祖國大陸大革命洪流之中；或成立以光復台灣為目標的各種抗日組織、團體，以祖國大陸為基地，開展推動實現台灣回歸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台灣進步青年產生顯著的影響。中共二大、三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和採取積極步驟推動國共合作、結成最廣泛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並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感受到台灣青年及其革命團體的鬥爭熱情，開始關注、支持、引導台灣進步青年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正義事業。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人提議下，由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的一所為造就中國革命武裝力量的近代化陸軍軍官學校。在選拔學員到黃埔軍校學習時，中國共產黨特別注意選拔和吸收台灣進步青年。其中不少台灣學員經過黨的培養，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上海大學也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學校的教學工作。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任弼時、彭湃、張太雷、肖楚女、惲代英等中共早期領導人都曾在上海大學任教。許多台灣青年正是在這裡接受了馬列主義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924年至1926年間，上海大學培養了謝雪紅、許乃昌、翁澤生、林木順、潘欽信、冼朝宗、陳其昌、林日交、莊泗川、李曉峰、林仲楓等20多名台灣青年。他們在上海大學一邊學習革命理論，一邊參加黨組織和學校組織的各種革命活動，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上個世紀20年代中後期，台灣島內工人農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日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先進政黨與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籌建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責任，對台灣共產黨的創建給予極大幫助和積極指導。

一是派台灣籍中共黨員籌建台灣共產黨，充實其組織，壯大其骨幹。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除在上海的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台灣籍中共黨員外，在台灣的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莊春火、李曉芳、莊泗川，在廈門的潘欽信、在廣州的王萬德等台灣籍中共黨員，均被聯絡來上海，參與台灣共產黨的籌建工作。從台共創建的情況看，當選的台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均為中共黨員。台共一大代表7人中5人是中共黨員。當時確定為台共的第一批黨員共18人，其中中共黨員有11人。

二是認真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1928年4月13日，台灣共產黨召開成立大會預備會，中共代表彭榮（注：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使用的化名）出席會議。在中共代表的指導下，會議確定了台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地點、議程、會議代表等有關事項，宣讀並通過了政治、組織綱領及各項運動方針等提案。

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是台灣歷史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革命鬥爭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及其自身努力下，新生的台灣共產黨，發動台共黨員排除重重困難，深入台灣社會，發展壯大組織，領導台灣工人農民積極開展反日鬥爭，給日本殖民統治以相當打擊，在台灣革命史上寫下重要一筆。日本殖民當局不得不承認：「（台共）將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完全變為其指導下的外圍團體，而農民運動、小市民學生運動則依據黨的方針準則，至昭和五、六年（1930—1931年），甚至連赤色工會的組織或勞動爭議方面亦有相當發展，在本島左翼運動中留下了甚大的業績。」

鮮明提出收復台灣的主張

支持和推動台灣光復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空前的民族危機喚起空前的民族覺醒。1931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率先舉起武裝抗日的旗幟。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明確提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一切被壓迫民族是我們的同盟者。」 根據中共中央上述精神，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蘇區反帝大同盟，並特別安排台灣籍的黨員幹部參加並擔任領導職務，鼓勵他們現身說法，揭露日本殖民統治的殘暴和台灣民眾的悲慘命運，將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悲慘命運作為參照物，以激勵蘇區人民同台灣人民一道，共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掀起新的高潮。有5萬多名台灣同胞歷經艱險，從台灣輾轉回大陸參加抗戰，並紛紛組織起各類抗日團體，如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革命黨、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黨、台灣光復團、台灣義勇隊、台灣革命同盟會等，積極投身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滔滔洪流中，體現出台灣同胞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偉大愛國精神。

這一時期，圍繞反抗日本侵略、戰勝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命運這一時代主題，中共突出強調建立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政策主張，得到當時在大陸的台灣同胞積極響應。台灣革命同盟是在大陸的台灣同胞各抗日團體聯合組成的統一戰線團體。它在其共同綱領中明確表示，「我們之共同目的，在於推翻台灣之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各民族平等之民主的革命政權」，「我們認為台灣革命乃中國革命之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乃台灣各民族爭得自由解放之日也，故為台灣民族革命切身之需要，必須發動台灣各民族參加中國抗戰」。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深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出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收復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失地的政策主張。

1936年2月，剛到陝北延安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發布《關於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鮮明提出「立刻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討論並決定」包括：對日絕交宣戰，收復失地、公開宣布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完全無效等政策建議。這一通電預示著，廢除馬關條約、收復台灣等中國失地，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目標之一。

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中更加明確地表明中共對於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時再次申明：「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於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台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准備抗戰的意見。」

全面抗戰爆發後，廣大台灣同胞積極參加和支援大陸人民抗戰，以鮮血和生命證明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離的成員，譜寫了中華兒女共赴國難、共禦外侮的光輝篇章。活躍在抗日前線的台灣同胞抗日團體——台灣義勇隊，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台灣義勇隊在浙江金華誓師成立，李友邦任義勇隊隊長、張畢來任秘書。義勇隊建立中共支部。1939年3月，周恩來視察浙東，親自召集相關同志研究台灣義勇隊情況，並就其任務和活動作出明確指示。台灣義勇隊是大陸唯一由台灣同胞組成的、人數最多、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支抗日隊伍。這支隊伍最多時達400餘人。

在抗戰時期，李友邦相繼發表了《我們的工作》、《台灣革命現階段之任務》等文章，明確表示，台灣人必須參加祖國抗日戰爭的原因乃是「要能幫助祖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台灣人才能得到解放」，自覺地將台灣的前途命運與祖國大陸的前途命運緊密地聯繫起來。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太平洋戰場朝著有利於盟國方向發展，戰後如何處理台灣問題遂成為國內外關注的重大問題。

1941同年12月，國民政府發布《中國對日宣戰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關係者，一律廢止；並鄭重宣布，中國將收復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土地 。中國政府的這一嚴正要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尊重和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日本應將所竊取於中國的包括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在內的土地，歸還中國。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並在《日本投降條款》中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收復台灣、澎湖列島，重新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

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內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義不容辭地對台灣的前途和命運投入更為深切的關注。根據國民政府收復台灣的主張，中共中央對台政策也做出進一步調整。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一系列文章，論證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中國應該收復台灣，並產生重要積極影響。1941年，《新華日報》特闢《台灣光復運動專刊》，發表重慶社會各界關於收復台灣的言論，以喚起國人對台灣的關注。

然而，隨著日本法西斯末日臨近，決定台灣前途命運關鍵時刻即將到來之際，美國輿論界卻出現一股欲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所謂「台灣國際共管論」逆流，實質上反映了美國官方，尤其是美國軍方不願將台灣歸還中國，以便在戰後將台灣納入美國整個戰略防禦體系，以保持其在亞太地區絕對戰略優勢的圖謀。

「台灣國際共管論」的拋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包括廣大台灣同胞的情感，立即引起以中共為代表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共產黨迅速作出反應。1943年1月24日、25日，《新華日報》連續刊載總編輯章漢夫的文章《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明確指出:「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謬論完全無視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不知道這些地方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強行割讓武裝佔領和奴役的。如果在戰後還要台灣脫離祖國，那完全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美國的這種主張，也完全違反了聯合國的作戰目標，把聯合國的正義戰爭，為了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戰爭，當作分贓戰爭。這種主張，是對聯合國戰時合作的挑撥，也是幫助東西軸心國攻心的毒計。

同年3月24日、6月17日，《新華日報》又分別刊載了題為《戰爭與戰後問題》、《台灣，回歸到中國來》的社論，明確提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駁斥了少數美國人提出的「台灣國際共管論」，指出戰後中國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裡，要靠自己的奮鬥去爭取。

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引導了這場輿論鬥爭的走向，對這場鬥爭的勝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1942年11月13日，重慶國民黨《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發表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的《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一文，對「共管論」進行公開批駁。其後，國民黨一些高層政要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表明收復台灣的決心。重慶《大公報》也於1943年4月7日和1943年5月15日先後刊登題為《中國必須收復台灣——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和《再論關於台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等社評，系統闡述收復台灣的原則立場。

在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對「台灣國際共管論」反應極其強烈。1943年1月30日、4月17日、6月17日，台灣革命同盟會數次發表宣言，並在《馬關條約》簽署的國恥日舉行大會，發表《告祖國同胞書》，強烈反對台灣國際共管，闡明台灣人民要求重返祖國懷抱的意願。這些言論和主張，通過重慶各大報及他們自己編印的《台灣青年》、《新台灣》畫報、《台灣問題參考資料》等書刊傳送到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

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中國政府也加緊通過外交途徑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中國政府收復台灣的正當訴求。

由於中國戰場在對日作戰中的戰略地位，中國收復被日本霸佔領土的嚴正要求，最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宣布：「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開羅宣言》的發表，使身受日本殖民主義者淩辱半個世紀之久的台灣同胞倍受鼓舞。在大陸參加抗日鬥爭的台灣同胞立即致電國民政府：「頃見報載開羅會議重大成功，台澎等地歸還中國，凡我台胞同深感奮，如蒙鞭策，願效馳驅。」在島內的台灣同胞也從美軍飛機空投的傳單上得知台灣即將回歸祖國的喜訊，無不喜不自勝，奔走相告。

中國政府開始著手籌劃台灣收復工作。1944年春，蔣介石命令行政院高級官員張厲生研究並擬具復台準備工作，批准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由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陳儀擔任主任委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並在《日本投降條款》中承諾 「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灣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至此，日本將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竊據的台灣、澎湖列島交還中國。1946年1月13日，中國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台灣同胞恢復中國國籍，隸屬於中國主權與法律行使的範圍；同時，將10月25日定為台灣光復節。

台灣光復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粉碎法西斯軸心國邪惡勢力的勝利成果。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使中華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運，同時結束了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洗雪了歷史恥辱，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台灣光復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全體中國人民前僕後繼、浴血奮戰鑄就的偉大勝利，無可辯駁地證明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為戰後解放台灣鬥爭展開布局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全國人民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重建家園。中國共產黨從全中國人民這一根本願望出發，主張團結一切愛國民主力量，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但蔣介石集團卻堅持獨裁、內戰方針，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消滅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繼續維持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國民黨的反共方針得到美國支持。戰後美國在中國所追求的長遠目標是推動建立一個穩定、統一的親美政權，而短期目標首先是「阻止共產黨完全控制中國」。為了爭取中國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同國民黨統治集團進行了堅決而激烈的鬥爭。

1945年8月間，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分析戰後的國際國內形勢，對全國工作作出部署，其根本要求和任務是「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鬥爭，爭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利地位」。

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報告。報告指出，蔣介石對於人民的方針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報告強調，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今後對待國民黨的方針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通過鬥爭，迫使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實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進國內和平，建立聯合政府，逐步實現政治民主化，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闡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指出，如果出現和平發展的局面，我們應當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如果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我們就站在自衛的立場上，堅決徹底消滅來犯者。通知告誡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爭；必須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動指導上的正確，必須堅決依靠人民。

中共中央決定加強黨的領導，調整、健全各地黨的領導機構，以適應新的鬥爭形勢。與此同時，中央決定選調一批幹部赴台，組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指定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為黨在台灣工作開展布局。

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在中共上海局組織下集中學習一段時間後於7月秘密抵台。初期台灣省工委，蔡孝乾為書記、陳澤民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志忠為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部長，洪幼樵為委員兼宣傳部長。中共台灣省工委成立後，依據黨在白區「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工作方針，迅即開展工作。其主要任務是：搜集台灣境內的軍政情報；策反動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建立地下組織；發展黨組織；開展秘密政治宣傳；在台東偏僻山區建立武裝根據地，利用山區的天然條件，發展游擊力量。中共台灣地下黨在台灣的黨員人數發展很快，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時，中共在全省的黨員已有900餘人。

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和官員們的貪污腐敗，使抗戰勝利時曾經對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台灣同胞，很快對它感到極端失望。果不其然，國民黨台灣當局對台灣同胞的專制統治和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徹底失望，最終釀成「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台灣省台北市人民為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抗議軍警槍殺市民，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台灣各地人民紛起響應奪取武器，舉行起義，使全台灣省大部分地區的政權陷入癱瘓。這就是「二二八」起義。

「二二八」事件是在中共中央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高潮」的號召影響下，在解放區軍民連續取得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革命運動不斷發展的關鍵階段所發生的、台灣同胞第一次大規模地反抗國民黨暴政的愛國民主運動。它作為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充分彰顯了台灣同胞的革命精神。

「二二八」起義失敗後，根據中共中央上海局關於「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幹部應儘量撤走」的指示，台灣省工委作了分散、撤退的決定。1947年7月，參加「二二八」起義的部分台灣省工委幹部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周青、蔡子民等陸續撤離台灣，經廈門、上海輾轉抵達香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謝雪紅等積極聯繫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和鼓勵。經過多方努力，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下，同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之際，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其核心成員均為中共黨員，其組織關係隸屬於上海局香港工作組，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代為領導。自誕生之日起，台盟就明確表達了支持中國共產黨主張、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堅決反對「台獨」的政治立場，對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加速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起到積極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開啟協商建國、共創偉業的新紀元。5月7日，台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響應「五一口號」。1948年底，在黨的安排下，謝雪紅及在港民主人士離港北上，陸續進入解放區，並1949年3月到達北平。同年6月，台盟作為新政協成員單位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

1948年7月，為迎接台灣解放，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召開對台工作會議，提出對台工作方針：「準備群眾力量，擴大黨的基礎，以『反美』、『反蔣』、『反官僚資本統治』、『要求地方自治』，來號召團結台灣各階層人民並進而與內地來台灣的基本群眾（包括軍隊）結成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準備在全國解放戰爭達到全面勝利關頭，武裝起義解放台灣，完成台灣人民民主自治運動。」

台灣地下黨人血沃寶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解放台灣成為最後一項戰略任務正式被提上中共議事日程。6月14日，毛澤東電令三野：「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台灣的問題。台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麼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台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裡應外合，請著手研究」。7月又進一步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毛澤東所說的「內應」，即是指台灣島內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為此，中共華東局成立了以粟裕為首的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並於1949年5月撤銷中共中央上海局，將其工作並入中共中央華東局，由華東局統一負責指導台灣地下黨的工作。一批人員被派遣入台，主要包括我黨我軍從事秘密工作富有經驗的幹部，經過爭取反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在台灣有自然關係的內地人員等，其主要任務是從事搜集情報，了解社情，建立聯繫，進行策反等工作。中央軍委還在華北軍政大學組建台灣隊，把曾經參加過「二二八」事件後退到大陸的台灣籍幹部和解放軍中的台灣籍士兵集中到台灣幹部訓練團，進行有關台灣知識、政策的學習培訓，培養對台工作幹部。

這一時期，台灣省工委的工作進入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的階段。其組織力量有了較大發展。在台黨員1,300餘人，同情黨並參加黨的地下活動的群眾有2,000餘人，還建立了諸如中共學生工委會、郵電職工工委會、山地工委會和台北市工委會、高雄市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中市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基層組織，並在台北縣鹿窟村、台中縣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石崗等山區建立了武裝據點。按照中共中央部署，1949年春，台灣省工委向各級地下黨組織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台灣省工委的實力，在1949年4月6日發動的反美、反蔣「四六學潮」中充分展現出來。同年6月下旬，台灣省工委在其創辦的《光明報》發表了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28周年》社論。文中向台灣同胞轉告了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並大舉南下的消息，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打到台灣去，解放台灣同胞》的時評，提出人民解放軍「不久一定跨海東征，打到台灣去，解放台灣同胞，解放全中國！」同日，新華社配合人民日報時評，播發了時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撰寫的題為《對美國并吞台灣陰謀的聲明》。《聲明》在譴責美國企圖「并吞台灣」陰謀的同時，表示「台灣的解放是不久了」，號召台灣同胞積極調動起來，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全國解放。

為配合人民解放軍對台灣的解放工作，台灣省工委還向中央提出了《攻台建議書》，稱：「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4月最為適宜」。1949年12月，台灣省工委又發出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台灣的解放更接近了，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台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台灣組織的任務是迅速和切實地來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台灣省工委並提出六項配合解放軍作戰的具體任務。

此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崩潰，其黨政軍特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內控制進一步加強。國民黨當局在台相繼頒布「戒嚴令」、「反共保民總體戰綱要」、「台灣省反共保民組織法」、「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多項嚴厲法令，動用大批警察、特務和軍隊，在島內大搞白色恐怖。

1949年8月，台灣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中共台灣地下黨多個組織遭到破壞。此後，國民黨情報機關相繼逮捕了台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宣傳部長洪幼樵、武裝部長張志忠等。張志忠被捕後，寧死不降，據同時關監的人出獄後轉述，蔣經國曾兩次去獄中探視，張表白以死明志，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但由於蔡孝乾、洪幼樵、陳澤民等台灣省工委主要負責人的叛變，中共在台地下黨組織遭受重大損失，1,800餘人遭到逮捕， 1,100餘人被處決，其中最著名的是吳石、朱諶之（朱楓）案。

「青山埋忠骨，史冊載功勳」。為了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統一、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獻身的革命英烈，國家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973年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2000年吳石將軍及其妻子王碧奎的遺骸奉回祖國大陸，安葬於北京福田公墓。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楓（朱諶之）同志為革命烈士，2011年7月，朱楓烈士骨灰安放及銅像揭幕儀式在其家鄉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隆重舉行。2013年，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主持建成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正式對外開放，以紀念當年為了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而在台灣壯烈犧牲的大批中共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2年9-10月號第55-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