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廉，1956年出生，美國人，1988年起在廈門大學任教至今。他是第一個定居廈門的外國人、是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2018年底，潘維廉出版《我不見外——老潘的中國來信》一書，從長期在華生活的外國人視角，記錄和展現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和中國的偉大變革。書籍出版後，潘維廉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了一封信，隨信寄送了這本書。當年農曆春節，習近平總書記給他回信，祝賀新書出版，感謝他把人生30年的寶貴時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並祝他全家“福安”、 一生“長樂”。值此二十大召開之際，本刊特邀他從國際視角，談對中國和平發展的理解與認識。

文｜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美籍教授、OneMBA學術主任，管理學博士 潘維廉

我很榮幸與大家分享我對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的看法。我不是專家，但在見證中國崛起40年後，即使是像我這樣的新手也能理解中國對和平共贏關係的不懈追求。

中國最強大的外交

是長達70年的一以貫之的行動

外交是管理國際關係，這本質上是講故事。不幸的是，西方外交往往宣揚一個故事，而實踐另一個不同的故事，因為這種外交並非植根於道德或正義，而僅僅植根於經濟。

例如，1899年，當歐洲準備像分裂非洲一樣分裂中國時，英國出版了《瓜分中國》（The Break-up of China）一書。西方編造了許多故事來證明其對這個古老國家的毀滅的正當性。例如，我的家福建種植茶葉已有1,000年歷史，但西方專家聲稱中國人在種植和銷售茶葉方面都無能為力，而歐洲人的到來會使其現代化。他們當然宣揚他們的目標是造福中國，而不是一己私利。

中國當然不同意這些謬論。儘管中國從未壓迫過其他國家，西方世界還是出版了《黃禍》（The Yellow Danger）和《中國：黃色危險與世界交戰》（China: the Yellow Peril at War with the World）等書籍，難怪世界曾對中國充滿誤解。但即使沒有西方對全球媒體的控制，西方人也可能不信任中國，因為他們甚至都不信任自己的政府。

然而，中國的外交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自1949年以來，中國堅定不移地追求一個目標：為本國人民和其他掙扎中的國家的人民實現和平現代化和小康。因此，中國最強大的外交不是言辭，而是長達70年的一以貫之的行動。

生活在中國的34年裡，我驅車20多萬公里環遊中國，親眼所見即便最偏遠地區的人民是如何從現代化中受益的。20世紀90年代初，政府簡單而有力的座右銘是“要想富，先修路”。2019年，當我和來自廈門大學的同事驅車2萬公里再次環遊中國時，我們驚訝地發現，受益於世界上最廣泛的公路、鐵路和互聯網網絡覆蓋，即使是身處高原的藏族人現在也在從事電子商務，內蒙古人則用手機和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跟蹤他們的羊。

當我聽到有人說，中國的精準扶貧是世界消除貧困的唯一希望時，我並不感到驚訝。精準扶貧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個精準政府能精確控制流行病，能重新造林，能再造新能源和新藥物，甚至能對海洋深處到月球遠端進行研究。

最重要的是，中國正在利用其豐富的經驗幫助其他國家。例如，“一帶一路”（BRI）就分享了“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就幫助非洲修建了鐵路。今天，我的非洲朋友說，中國的“BRI”是幫助非洲擺脫殖民落後貧困的最大希望。

中國為全球化進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合作雙贏

然而，儘管如此，西方仍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威脅，而非“希望之源”，因為世界並沒有與一個歷來尋求和平、可持續、雙贏關係的大國打交道的經驗。對中國，消除不信任的唯一希望是繼續“點燃蠟燭”。

2019年，華為公司一位副總裁的8歲女兒告訴她母親，華為對美國限制的回應應該是“繼續做好事，但也要交更多的朋友”。正如俗話所說，“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一支蠟燭。”

世界各地，甚至西方國家的大規模抗議表明，人們終於認識到，從來沒有所謂的世界秩序，只有幾個世紀以來在槍口威脅下被強制執行的西方秩序，而今天，一切仍通過戰爭和代理戰爭繼續執行。

但中國通過 “一帶一路”或“全球發展倡議”（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等計劃希冀實現雙贏、和平合作的願景，以及通過“全球安全倡議”實現國內和國際安全，為全球化進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而如果世界人民團結在這一願景之下，我們終將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