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東京城是當時世界上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都城，其中軸線上的州橋是最具代表意義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在詩人王安石、梅堯臣、范成大的筆下，州橋是反復吟詠的對象。經過對州橋遺址的考古發掘，昔日大運河及東京城繁榮的宏大歷史場景得以重見天日……其中，州橋石壁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北宋時期體量最大的石刻壁畫，從規模、題材、風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時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規格和雕刻技術的最高水平，見證了北宋時期國家文化藝術的發展高度。

文｜開封 王三營 王庚

州橋的前世今生

州橋是大運河通濟渠穿過開封城市中軸線御街上的一座橋樑，始建於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時任汴州節度使李勉駐軍汴州，即今開封，由於汴州位於大運河東西要衝，地勢優越，城市商業發達，李勉深感原浚儀縣城城圈狹小，遂擴築汴州城，原從城南流經的運河至此變成了汴州城的內河，運河穿越城市中軸線，州橋應運而生，初名汴州橋，簡稱州橋。五代北宋時期，汴州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改名東京，宣德門——州橋——朱雀門一線稱為御街，州橋又成為了御街上的重要橋樑，由於天街的原因，州橋改名為天漢橋。北宋時期對州橋進行了重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州橋，正名天漢橋，正對大內御街，其橋與相國寺橋皆低平不通舟船，惟西河平船可過，其柱皆青石為之，石樑、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雕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御路也。”由此可知當時的州橋是一座造型古樸、雕刻精美的石構柱樑平橋。

北宋州橋，金、元二代均維持使用。明初曾將開封作為陪都，在開封大興土木，修建了周王府並重修了城牆，同時根據漕運之需，將州橋改建為易於通行大型漕船的磚石結構拱橋，即保留北宋時期橋基、橋台和雕刻石壁，拆除密排石柱，改修了橋墩，增修了拱券，等於對北宋州橋進行了加高處理。明代州橋的橋面為青石鋪墁，中間略微拱起，南北跨度25.4米，橋頭橋尾雁翅展開處寬達50米，橋中心寬30米，基本保持了北宋時期的規模。這樣寬廣的橋樑全國罕見，既符合禮制的要求也彰顯了明代開封的復興。磚砌拱圈為三伏三券結構，孔高6.58米，矢高3.7米，跨度5.8米，進深30米。近橋兩岸仍保留北宋遺風——雕飾華美、高聳陡直的石壁。明人《如夢錄》載：“橋高水深，舟過皆不去桅。”

1641年3月，李自成農民軍攻打開封城，戰爭極為慘烈，一年半時間內共三次圍城，城內全民皆兵，青壯年男丁皆上城參戰，圍城造成城內糧食短缺，餓殍遍地，溫疫流行。1642年9月，支援開封的河北明軍渡過黃河在黑崗口決河企圖水淹義軍，義軍則在開封城北朱家寨地方再決口，當時正趕上秋汛，黃河水量特大，二次決口後，洪水灌入城中，城中白浪滔天，水高數丈，數萬軍民，盡入魚腹，開封城內三十餘萬人，僅逃出三萬多人。州橋也在這次洪水中被淤埋於地下，不見天日。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通州大運河森林公園察看大運河沿岸生態環境治理成果時深刻指出，“保護大運河是運河沿線所有地區的共同責任”“要古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4個月後，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大運河文化帶作出重要指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大運河保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積極響應河南省關於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決定，開封地區積極開展運河文化遺產資源的調查工作，發掘大運河文化的特色遺產並努力使之早日有效地展示於公眾。

開封是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八朝古都，文獻記載建城歷史已有4,000餘年。特別是從唐代汴州至今，城市中軸線千年未曾改變。北宋時期，東京城形成了三城相套、四水灌都、皇城居中、皇權至上的城市格局。

開封地處平原、一馬平川，歷史上卻作為唐代重鎮汴州、宋代都城東京、金代都城南京，與其坐落於汴河交通要道這一地理因素息息相關。汴河漕運是城市發展所需物資的重要通道，是中原與富庶江南貿易往來的便利途徑，北宋一度繁榮發展成為人口過百萬的“國際大都會”，與大運河的交通、漕運密不可分。

開封作為北宋的東京城、運河汴河段的中心城市，對大運河文化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只因眾多的相關遺產點均深埋於地下，遺憾地與世界文化遺產擦肩而過，但北宋東京城遺址被納入中國大運河的後續列入項目。2021年，在國家文物局印發的《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中，除北宋東京城以外，特別將汴河州橋遺址列入“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五處大遺址中“大運河”遺址的其中一個遺址點。

為了讓這一重要的文化遺跡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同時也為了加快推進大運河重要文物系統性保護整治，全面實施開封宋都古城保護與修繕工程，2018年10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省市文物考古部門啟動了州橋及汴河遺址發掘工作。

州橋遺址考古成果

截至2022年7月，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共完成發掘面積4,400平方米，發現不同時期各類遺存遺跡117處，種類包括河道、水工設施、橋樑、道路、神廟、房址、沉船、水井、倉儲、灶台、灰坑等。其中東側探方中大運河（汴河）故道遺存河道、堤岸特徵明顯，地層邊界清晰，宋代河道中還發現沉船遺存，元代河道地層中保留有狹河木樁；西側探方中明代州橋結構基本完整，中間為青石板鋪築的橋面，略呈拱形，一途三道，橋體四角有磚石結構的雁翅。

整座橋東西長度近50米，南北跨度為25.4米，單孔拱橋，三券三伏。橋東側保留宋代石壁堤岸，石壁南北對稱，雕鐫有海馬、瑞獸、鶴禽、祥雲浮雕紋飾，紋飾通高約3.3米，單側石壁總長約25米，構成巨幅長卷。另外在明代州橋橋面與河道中還發現明代晚期金龍四大王廟遺存，與河神祭祀有關，也是重要的運河文化遺產。

遺址共出土各類文物標本60,000多件，質地包括陶、瓷、石、琉璃等，其中瓷器標本56,000多件，陶器標本1,800多件，銅錢1,000多枚，骨器200多件，銅器100多件，玉器50多件，石器50多件，鐵器30多件。瓷器標本中明代青花瓷數量最大，金元時期白地黑花次之，其它種類有宋金時期白瓷、青白瓷、印花青瓷，金元明時期龍泉青瓷、鈞瓷，明清時期的青花、五彩、粉彩等。器形以生活用具為多，包括碗、盤、杯、盞、罐、壺、瓶、盆、枕以及文房用品、玩具等。骨器除了工具，還有大量人骨遺骸及各類動物骨骼，人骨遺骸多散落在明代末期洪水淤積層下，應為明末洪水毀城導致，動物骨骼主要發現於河道淤積層中，應為人們食物殘留。另外在州橋東側河神廟基址旁發現三尊貼金銅造像，高80厘米—100厘米，初步判斷應為河神廟中神祇金龍四大王、文昌帝君、真武帝君造像，三尊造像不可多得，極為珍貴。

州橋遺址考古價值

州橋遺址發掘成果印證了北宋東京城作為大古都城市的布局形制，反映了中華城市文明演進的歷史進程。州橋及汴河遺址發掘成果明確了其在東京城內的地理位置，為研究東京城布局提供了重要坐標，印證了開封城市中軸線（御街）千年未變的事實。州橋在御街及汴河上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最終演變成了天街上的禮制建築，對金元明清都城布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北宋時期的州橋是一處繁華的商業中心，見證了北宋東京城由坊市分割走向坊市融合的歷史過程。

州橋是大運河（汴河）文化遺產的重要標誌。北宋時期，汴河托起了北宋東京的盛世繁華，其連通黃河、淮河兩大水系，流經滎陽、中牟、開封、陳留、杞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宿縣、靈壁、盱眙，由淮河通往江南，年漕運量最高達800萬石，州橋與汴河遺址保存完整，肌理清晰，內容豐富，見證了大運河及東京城的繁榮，其發掘填補了運河開封段遺產點的空白，對補充大運河遺產名錄具有現實意義。

州橋遺址是北宋東京城的文化高地和精神標識。北宋時期的州橋建在汴河與御街的交匯點上，規模宏大，雕飾華麗，北仰宣德樓，南望朱雀門，南北是天街，州橋以其在東京城內特殊的地位與影響，成為宋代文人仕宦爭相吟詠的對象，王安石、梅堯臣、范成大都留下了千古絕唱，借州橋表達了家國情懷，鄉情鄉愁。州橋遺址的出土，激發了人們對傳統優秀歷史文化研究的濃厚興趣，是增強歷史自覺和堅定文化自信的生動教材。

州橋宋代巨幅石雕祥瑞壁畫原真遺存的出土，展示了宋代精美絕倫的建築雕刻藝術。海馬、瑞獸、鶴禽、祥雲生動自然，栩栩如生，與宋代文獻記載高度吻合，再現了北宋東京宏大繁榮歷史場景。石雕對稱分布在橋體兩側，推測總雕刻面積約400平方米。北宋時期是我國石刻藝術成熟的重要時期，州橋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龐大的規模，全石結構，成為展示建築石雕藝術的理想高地。州橋石雕刻於宋代中晚期，代表了宋代最高浮雕藝術水平。

州橋遺址大量文物的出土，記錄了古都開封的歷史脈絡，揭示了中原文明歷史進程。州橋遺址出土文物種類豐富，尤以瓷器數量最大。瓷器的種類和數量既反映了運河航運輻射的範圍，也反映了開封城市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發展水平。大量瓷器標本出土為研究中國製瓷業的發展史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另外瓷器上內容豐富的文字、紋飾，是研究中國古代繪畫、宗教、建築、科舉、市井生活的重要材料。

州橋汴河遺址的發掘，見證了10至12世紀中華文明發展高度，展現了中國古代城市文明和漕運文化的輝煌成就，州橋遺址的保護與展示，為更好實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大運河文化帶國家戰略，講好黃河文化、大運河文化故事，為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大運河文化公園提供了現實條件。

（作者王三營係河南省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庚係河南省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