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與過國慶70周年、建黨百年和冬奧開幕式等活動，陳貴和在內地香港學生中的出鏡率很高，是一位自然而然走進我們採訪視野的港青代表。一方面，他儼然一位社會活動家，常常出現在共青團中央、香港中聯辦北京辦事處、北京市僑辦、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等機構組織的各大活動中，以北京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創會榮譽會長的身份發表演講、接受訪問。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客氣禮貌，身邊總是圍繞著90後、00後的年輕學生。作為清華大學博士、首位進入北京市政府挂職的香港學生，陳貴和用他的青春在北京開闢了一片屬於港青的天地。

文｜本刊記者 馮琳

輾轉求學，兩度入讀北京清華園

記者：您的求學經歷很豐富，從香港去台灣東吳大學讀的本科，再到北京清華大學完成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為什麽一開始選擇去台灣上大學，後面又來北京呢？

陳貴和：我爸爸是香港人，媽媽是台灣人，我在香港出生。媽媽非常孝順，我去台灣上大學可以方便和她一起照顧外公外婆。2006年本科畢業的時候，我被美國的高校和北京清華大學同時錄取，但我選擇了來北京。其實我外婆是北京人，外公是四川人，北京對我而言是一個既陌生又親切的地方，而且我也覺得未來這邊會有更多經濟發展機遇，於是我就放棄了台灣的身份證申請來北京深造。

記者：從這樣一個多元地域氛圍中成長起來，您對於自身的文化認同是怎樣的？

陳貴和：就是中國人嘛！我父親的祖輩就在香港生活，是香港的原居民。我外公外婆實際上屬於台灣的外省人，一直挂念著大陸，對中華民族有很強的認同感。當然人們有時也會具體說自己是北京人、重慶人，在香港就叫香港人。但是追根溯源，我們對中華文化和歷史的傳承是一樣的。

記者：有意思的是，您在北京清華大學讀完法律碩士後，回到香港工作了四年，之後又重返清華攻讀國際關係學博士，從2013年到今年畢業，您在清華讀了九年的博士？

陳貴和：是的。其實來清華讀研究生，初衷是想來內地看一看、體驗一下。多觀察多體驗，眼界才會開闊。當時我對整個內地的情況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來北京上學就像一個神秘的箱子，是一段探索未知的旅程。來到北京之後，我才慢慢地打開這個神秘的箱子，適應內地的生活。

2009年碩士畢業時，北京的工資大概只有三千塊人民幣，相比之下香港的工資更高，而且我的根在香港，所以選擇回家工作。我在香港一家公司擔任業務拓展經理，為公司帶來了利益，也賺到了我的“第一桶金”。與此同時，我突然反思，難道未來的生活目標就是賺錢嗎？我是否應該站到更高的台階上看更廣闊的世界？錢其實什麽時候都可以掙，而我更希望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實現人生價值，於是2013年我又回到了清華攻讀博士。

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人生的四個階段。我結合個人經歷，對這四個階段的理解是，在讀書的時候明辨是非，懂得與人相處，懂得做人的道理，這是“修身”。畢業工作後，需要掙錢養家，這是“齊家”。我之前在香港做過區議員助理，這樣的工作可以為社會服務，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治國”。關於“平天下”這個概念，在古代可能它還只是局限於中國的版圖之內，我認為現在應該把它放入全球視野中，即如何代表自己的國家為全人類、全世界作貢獻。我是一個感性且理想主義的人，所以博士期間選擇就讀國際關係方向，希望能從更大的視野看待這個世界。令人振奮的是，清華大學國際化的平台的確可以為我提供很多參與重要國際會議的機會，也打開了放眼全球的格局。但具體到如何幫助我們國家甚至全世界，我依然在努力探索當中。

我很享受在清華求學的日子。其實工作之後再回到學校學習生活，會感到特別興奮，因為這意味著我可以繼續追求更多的知識，持續提升自我。求學期間我可以旁聽不同學科的課，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還能和身邊更多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成為同學，朝夕相伴，是一種非常融洽的氛圍，我很珍惜留在清華的時光。未來我想繼續留在北京，繼續追逐我的理想。我的自身定位是40歲前全身心投入理想奮鬥中，40歲以後也需要為現實努力，在家庭中尋找成就感。每個人的自我定位和未來規劃都不一樣，都在努力尋找其中的平衡點，從現實中追求理想，實現人生價值。

挂職北京市政府，對內地政府體系徹底改觀

記者：在您身上有一個很特別的符號——第一位走進北京市政府工作的香港學生。那是一次怎樣的經歷？

陳貴和：2017年經清華大學推薦，我有幸成為第一位走進北京市政府挂職的香港學生。當時我的職務是北京市西城區政府研究室主任助理，具體工作內容包括撰寫領導講話稿、參與政府調研、處理文書等。

這份挂職工作讓我感到很震撼，對於內地的公務員體系有了不同的認知。在這之前，我以為內地公務員的上班時間是朝九晚五，在工作上是閉門造車的狀態。但實地體驗後，我發現政府所有的採購項目都是公開透明、接受市民監督，且每周的例會都會通過微博會議進行直播。在政府工作並不輕鬆，僅僅是挂職的我，也會因為加班而留在辦公室睡覺。能者多勞，區長處理的公務比常人要多得多，但他依然能高效高質量地處理完成各類工作事務，能力之強令人敬佩。

此外，身邊的同事們愛崗敬業，每天都處於“兩點一線”簡單的工作狀態，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斷努力，為人民著想、為人民服務。我深受震撼，對內地的政府體系有了徹底的改觀，也糾正了此前模糊的錯誤認知。他們的行為時刻激勵著我要盡心盡力、認真負責地把當下的工作做到最好。

記者：但這並不是您第一次在內地政府挂職，之前在新疆就有過類似經歷，還會感到震撼？

陳貴和：是的。2013年，我在新疆烏魯木齊市頭屯河區僑辦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社會實踐，主要是負責做會議記錄。此行讓我對內地政府的體系運行和管理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北京政府挂職的經歷，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深入參與到西城區的實務管理工作中。

西城區挂職期間，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民意調研中，我代表政府一方到街道辦事處，與街道辦事處同事、中國社科院的教授和基層群眾代表一起，針對當時某些事項進行熱烈探討並聽取他們的建言獻策。我主要負責做會議記錄，並向領導匯報本次討論結果。我也深入體會到，上級政策下達後，需要不斷進行階段性追踪，調研具體成效及基層反映，並持續完善，形成完整的閉環，這個過程很有意思。

我還記得我剛去挂職時，西城區領導跟我說，“貴和，我希望你來了以後，可以多和我們分享一些香港的經驗。”我說，“不是的，我應該多多學習，思考如何把北京的這一套方法帶回去改善香港。”

經過半年時間的掛職工作，我深切感到內地政府的執行力和聯動力很強。一個區裡有這麽多街道辦事處，街道辦裡面有這麽多的居民委員會，每個居民委員會裡都有一個負責人。上級政府下發一個通告，只需要在微信群裡點名聯繫就齊了，就能馬上觸達到最基層。目前這在香港是做不到的，香港還沒有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完全聯動。在我看來，真正的民主就是政府能讓多數人及時了解資訊和反映問題意見，在這方面內地真的很先進，比香港好。

創立京港聯，眾人拾柴火焰高

記者：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身份——北京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創會榮譽會長，能談一談京港聯的創會歷程嗎？

陳貴和：我重回清華讀博的時候，班裡有一位同學去了甘肅省扶貧辦挂職。我本身很喜歡做公益，於是詢問他能否一起前往甘肅作貢獻，他欣然同意，於是我發起了第一次公益活動。

那時候我還只能動員到自己身邊的朋友參與，每位朋友可能捐一、兩百塊錢，慢慢積少成多，凑到了兩萬多元善款。我當時在新疆實習，恰巧社區街道有一批群眾捐助的舊衣，我一箱一箱地打包，帶著二十多箱衣物和善款去了甘肅，發放給當地的孩子們。也正是在那裡，我第一次了解到“留守兒童”這個概念。香港並沒有“留守兒童”，而在內地不少山區，存在留守兒童問題。最令我驚訝的是，甘肅當地八個縣的縣長專門來為這次活動舉辦會議，感謝香港同胞來扶貧、作慈善。他們表示，我是第一個走進這個山區的香港人，我來到這裡的意義比帶著更多的錢物都重要。

這一次的公益活動讓我萌生了一個念頭，回到北京我是否可以組織更多的香港學生一起來做公益慈善呢？說幹就幹，我開始從四所學校到八所學校到十幾所學校、二十四所學校，慢慢聯動起這些北京高校的香港學生。從2013年開始籌劃準備，一直到2014年年底，最終成立了京港聯。

京港聯一啟動，就有約1,500位在京港生註冊登記，後來我才知道每年約有1,600至1,800名香港學生來京就讀，也就是說京港聯聯通了大部分在京港生。啟動當天，我們搞了一個大約有350人參加的儀式，想不到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和國務院港澳辦的一些人士臨時來出席。當站在門口接到他們名片時，我很驚訝，因為我沒有想過自己會跟這些部門有接觸。我才發現，原來這個協會不僅僅是在做公益，而是應該有更大的使命擔當去反映在京香港學生的一些訴求，更擴大來說可以反映內地港生在求學、就業、生活等各方面的訴求，眾人拾柴火焰高嘛！

記者：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您都在北京做著兩地青年交流工作，是什麽樣的一種動力在推動著您？

陳貴和：創立之初，我沒想過京港聯會佔用我很長的一段時間，但也正是這段經歷，讓我發現其實做青年工作非常有意義，所以我願意花很多時間去投入。實際上協會工作對我來說都是義工，不會帶給我任何金錢價值的回報，而且協會也沒有資金來源，有時候甚至需要我自己出資做一些事，但我依然樂在其中。我希望可以像個老師一樣能影響和幫助到一群同學，讓他們少走一些彎路或是增加對國家的認同等等，我覺得這就是某方面賦予我的一種繼續做下去的動力和成就感。

而且我內心還有另外一個想法，在我服務大家的同時，也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他們會影響到周邊更多的青年，這其實是一種傳承。我經常跟我們的成員說，作為師兄我幫你，你不用回報我，你再去幫助更多的師弟師妹，這才是學生的樣子。

十年再啟新，助力港青勇作為

記者：您在北京生活學習有十多年了，這期間對內地變化的感知是怎樣的？

陳貴和：我很喜歡旅遊，十年前我就已經把內地所有的省會都走過了。但十年後再去時又是一種煥然一新的面貌，城市基礎建設和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某一方面也出現了同質化趨勢。比如，昆明某個夜市裡賣的東西，跟西安夜市裡賣的禮品會是一樣的，這也恰恰說明了城市都有著很強的文化包容性。

從經濟發展來看，從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到社交軟件、共享經濟、電子支付等事物的出現，再到AI人工智能、大數據、元宇宙概念的興起，北京這座城市每隔兩三年就會出現一個“風口”，而且出現之後發展得也非常迅速。青年人能遇到的機遇特別多，只要把握到一個“風口”，可能就會改變一生。另外，北京、上海和深圳又有著各自完全不一樣的文化氛圍和發展模式。

記者：今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您未來有什麽打算呢？

陳貴和：起初我很想回香港工作，服務香港，解决好個人現實的生活需求，也非常期待能够參加立法會、區議會的選舉。但京港聯這個組織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找合適的人選留在北京來接班並不容易。做青年工作可以認識很多朋友，自己也能够得到成長，跟著這個時代一直在往前走。

我也在不斷地衡量，我回香港能為國家、為社會作的貢獻，和留在北京相比，孰高孰低。我有時想，香港的優秀青年這麽多，並不缺我一個。反過來看，在內地帶動一個港生協會却有著非常重要的獨特性。對比之後，我發現留在內地繼續做京港聯的工作，可能比我回香港對國家的貢獻更大。所以我長遠規劃還是會留在北京，希望能找到一份能够讓我兼顧起港生和社會責任的工作。

記者：您作為在京港生們的學長，會給他們一些什麽人生建議？

陳貴和：我跟這些同學相處的時候，會經常分享我的人生經歷和一些看法。我會跟他們說，我們從香港這個小圈子融入到內地這個大環境裡，這個大環境可以培養你成長，可以讓你打開視野；如果將來你回到小圈子去，你是代表著清華、北大等內地高校給你的一個願景，京港聯也會持續幫助你，看你能不能在香港有所作為、有所成長。

我會鼓勵他們多參與公共事務，因為如果我們真正希望香港發展越來越好，是不會把工作假手於人的。如果僅僅坐在一旁，怎麽能知道香港基層到底是怎麽生活的？不要試想依靠比你年長的人或社會領袖來改善社會，而是應該要身體力行去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如果對從政不感興趣，回香港從商、做學術都可以，只要能做一個對社會有關懷有貢獻的人，我覺得就够了。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