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尼地道28號，中環半山山麓一棟歐式小樓靜靜立著，艷陽透著鬱蔥喬木的疏落，在黃白相間的外牆留下了婆娑秋意。

“這裡曾經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主要會議場地之一，擔當了見證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歷史角色。”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選在這幢小樓接受南方報業記者專訪。他說，中共二十大報告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明方向，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港澳同胞可以發揮獨特作用，都有報國之門、用武之地。

百年小樓，恬靜如菊。它在完成使命後，如今已作香港特區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就像這里辦公的主人，把自己的“繁華”交給了整個香港，除了留下一段不同尋常的記憶和矢志不渝的愛國心。

2012年7月1日，全世界華人的目光再度聚焦香港會展中心。除了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慶典外，還舉行了梁振英就任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儀式。

“參與選舉是一個令人謙卑的過程，讓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體會到社會的集體智慧，更清楚接受市民和傳媒監察的重要性。”聚光燈下，梁振英彼時面對的香港已回歸祖國15年，依舊繁榮穩定，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漸漸浮現，經濟社會也亟待發展新引擎，“我希望‘穩中求變’，儘早解決住房、貧富懸殊等問題，切實回應市民的所想所需”。

回歸祖國25年，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在梁振英看來，正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才擁有獨特的優勢，鞏固提升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確保了香港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二十大的召開和習近平總書記所作報告，將激發廣大港澳同胞與全國人民攜手奮進新征程的更大熱忱。”他說。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舉世公認

“回歸祖國25年來，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這充分說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是科學的、可行的、有生命力的。”梁振英說。

上世紀80年代，梁振英就參與香港回歸祖國籌備工作，親歷了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回歸慶典的歷史性時刻，以及回歸後香港的快速發展。

“我至今仍清楚記得，當時許多香港市民問我，回歸以後到街上買早餐用什麼鈔票，是港幣還是人民幣？”1988年，梁振英被選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負責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的諮詢工作，港元在回歸後的流通問題成為當時的一項重要議題。如今，港元和離岸人民幣這兩種幣值、發行制度及發行機構都不一樣的貨幣，共同創造了香港獨特而龐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賦予香港在內地和國際之間獨特的“金融橋樑”地位。

“這就是其中一個實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舉世公認。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澳門也必將作出更大貢獻。”在原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接待室內，特區區徽懸掛正中，梁振英身著深黑色西裝搭配斜條紋領帶，笑意滿盈，與記者展開了對談。

記者：今年是香港回國祖國25周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全面準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您覺得這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意味著什麼？

梁振英：在新時代十年取得偉大變革的基礎上，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的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報告闡述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指明了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同時也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明方向。

報告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

香港回歸祖國的25年是“一國兩制”取得舉世公認成功的25年。我們用數據說話：1997年之前，香港的人均GDP低於英國。現在，我們的人均GDP高過英國12%。 2021年，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報告中，香港排名全球第4，新加坡排名12，英國排名13。所以，無論是社會發展也好，經濟發展也好，香港過去25年取得相當大的成功。當然，我們不能夠自滿，但更加不能妄自菲薄。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堅守“一國兩制”對我們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這就是要做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文章。

梁振英：我們在廣州建了一間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學校所在的“港式國際化社區”被納入到《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的規劃中，就是要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全面合作，不只是南沙與香港的合作，而是整個廣東省與香港的合作。因此，在這裡讀書的學生不僅可以更好了解到國家大政方針怎樣對香港人的發展提供助力，也可以多思考，作為香港人，我們怎樣將自己所學所長貢獻給國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力。

二十大報告裡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與這所學校的使命有關，就是科教興國。學校會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創科思維，相信在創科領域發展將會是不少學生畢業後的選擇。學生除了考慮某個職業的前途、收入之外，也應該考慮怎樣貢獻國家的科技發展。

在推進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港澳同胞從未缺席。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澳門也必將作出更大貢獻。

施政五年冀穩中求變解深層次社會問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支持港澳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一點在香港社會同樣引起了廣泛關注。

對此，梁振英深有感觸。“1997年，香港怎樣落實‘一國兩制’的高度發展的社會，如何維持司法制度、經濟制度、貨幣制度等不變，前人沒有做過，我們心裡沒底，但是我們下了決心，迎難而上，終於做到，很多之前擔心出現的情況沒有出現，香港保住了安定繁榮。”梁振英說，“1997年後，我們也碰到了新的問題，政治、社會、經濟問題都有，但沒有好好地把握好機遇發展起來，使得我們社會累積了一些深層次矛盾，所以我決定出來跟700萬香港市民一起迎接挑戰。”

2012年，梁振英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在宣誓就職後，他致辭：“我會全力以赴，實踐我的競選承諾，帶領香港‘穩中求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民主，建立更繁榮、更進步、更公義社會。”

5年過去，梁振英所帶領的特區政府在香港土地、房屋、扶貧、安老等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

記者：2011年11月27日，您發表了以《由心出發，穩中求變》為題的競選宣言，宣布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是什麼促使您作出這個決定？

梁振英：當時香港面對不少問題。有民生問題、有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最重要的是香港管治理念的問題。比如政府同市場的關係，有人甚至說我們是“小政府大市場”，意思是即使市場運作出了問題，比如說土地供應不足、樓價高、房租高，但這些都是市場運作產生的現象，政府不應該插手，否則會有負面效果。另外，政府也不應該去催生某些事業或產業，比如文化、創科等等。

記者：您當時提出了一個“穩中求變”的理念。

梁振英：那時的香港，不變不行了。理念要變，思維要變，政府的角色要變。香港人經過港英政府統治，形成一個特點，就是大家同一個地方的關係就好像是住酒店一樣，沒有歸屬感。比如，隔壁酒店突然有送早餐，那我就立馬打包行李搬過去，但這是一個“家在香港”的概念，像是可以隨時搬家，所以它是一個“小家”的概念、地理的概念。所以，我提出一個“家是香港”的理念，這是一個“大家”的概念，是一個情感歸屬的概念，我們700多萬香港人就應該互相扶持、互相發展，而不只是一個純粹的地理關係。

更重要的是，當時很多香港人不重視國籍，一個人可以有兩本護照。護照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信用卡，哪張有優惠，就用哪張。這是一個怪現象。那時候香港回歸十幾年了，我認為不能不改，不能不變。變的同時我們要穩，不能造成社會上的動盪，所以有四個字就是“穩中求變”。

記者：在2012年的就職典禮上，您說您是“懷著謙卑的心”就任行政長官。為什麼這樣說？

梁振英：當時香港一些深層次矛盾已經顯現，比如要解決香港住房問題，還要關注民生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必須關注、及早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我和管治團隊必須走入民眾，拉近特區政府和市民的地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虛心聆聽大家的建議和意見，才能切實回應市民的所想所需。讓民眾更有獲得感和幸福感，才能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記者：有媒體評價，您任內推動了土地房屋、扶貧養老、創新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造福長遠。您當時推動這些政策壓力很大吧。

梁振英：當時我們的選舉制度還沒有完善，一些“為反而反”的議員就在立法會利用議事規則去“拉布”、甚至有肢體衝突，阻礙政策的推進。比如，2012年，我們向立法會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文化局，遭到反對派議員的無端阻撓，最終創新及科技局到2015年才正式組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今年才得以組建。我記得有一次參加立法會答問的時候，一名立法會議員竟然直接向我扔過來一個玻璃杯，我躲了過去，整個玻璃杯都摔碎了。這都是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記者：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很多人都不敢發聲的情況下，您堅持為香港發聲。

梁振英：從我擔任行政長官到我卸任這幾年，香港一些反中亂港分子變本加厲，但你絕對不能夠怕他們，你越怕他越囂張。面對無端阻撓，我們必須要直斥其非而且不能夠容忍，即使再難也要堅持去做。我們這些人就應該有擔當，不能老是想做“太平官”。

記者：回看您的行政長官生涯，您覺得自己當初的競選承諾都兌現了嗎？

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我們每一年都會提出一個施政報告，告訴大家過去12個月特區政府做了什麼事，有哪些項目已經完成或者哪些項目已經取得階段性進展。我競選的承諾基本上都完成了，至於五年的成果如何，我想應該交由香港市民去評價。

由“不知道”轉為“知道”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2017年3月，梁振英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新的身份，也意味著新的使命。從經濟社會發展到年輕人的上升空間，從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到尋找科創突圍，從香港本土到粵港澳大灣區，梁振英持續為香港發展、國家發展鼓與呼。

尤其是對於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梁振英提出了“超級聯繫人”的概念。“香港是買全球、賣全球，但這不是轉口貿易，很多我們買賣的商品，不經過我們的港口、飛機場，都是在辦公樓裡頭完成的。”梁振英舉例，即使受疫情影響，最近幾個月香港貿易量又增長了，就是因為香港是聯繫人，不是門戶、不是平台。

為了讓香港更好地發揮這個角色的作用，梁振英告訴南方報業記者，他過去一年有三成時間在內地，做的基本工作就是促進香港同內地的對接。 “以前我們對外國講，在香港我們可以跟你做什麼，現在同時要補上一句話：通過香港，你可以在中國內地做什麼，比如在廣州南沙做什麼，在海南島做什麼……”

記者：據您觀察，您認為香港社會還存在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梁振英：香港700多萬人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但缺少集體意識。眾所周知，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都要有自己的集體意識、集體利益。香港人國家觀念、社會觀念比較薄弱，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所以無論是房屋問題、經濟轉型問題還是青年問題，我們必須要用集體力量去做。我同另外700多萬人加在一起才是一個集體，有了集體意識才有一個集體力量或者公權力去解決問題。

記者：如果有機會的話，您願意進入課堂去為香港年輕人講解這些內容嗎？

梁振英：我很想為他們上課。過去幾十年，我會經常去一些學校，同一些青少年朋友分享個人經驗。除了言傳，我也注重身教。舉例來說，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是一個非營利的學校。為什麼我們這些人不拿任何工資，也沒有任何股份，還要去辦學？我們就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培養他們的奉獻精神，希望青年人有“香港根、中國心、世界觀”，我想這也是香港未來的方向。

我還會講一些“硬”知識，比如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把它們與日常生活融會貫通，而不是讓學生去死記硬背那些法律條文。

我還要強調一點，我認為最關鍵是理念的變化。我堅持跟年輕人說“怎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今年的一個數據就讓我感到欣慰。香港的DSE考試（相當於內地高考），其中有約10%的同學報考內地大學，也就意味著約10%的香港高中畢業生願意去內地讀書，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融合。我相信，只要將這些理念講清楚，香港人是很聰明的，他們會選擇正確的道路。

記者：去年我們專訪您時，您提出內地與香港間最大的障礙是“互相不知道”。您覺得這一情況現在是否有改善？

梁振英：過去5年，我不停在內地城市跑，做很多交流溝通工作，由“不知道”轉為“知道”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比如，很多人可能知道南沙的地理位置以及一些大的政策方向，但具體到個人，有人想在南沙投資，具體投資哪些項目可能還不是很了解；有香港青年要去南沙工作，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這個城市是否適合自己未來發展……所以，兩地溝通交流的工作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去做，要久久為功地做下去。

現在的情況，就像大家都知道商店是賣家電的，可能你認識其中一些電器，但了解得併不全面。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向顧客深入介紹每一件電器的功能。

記者：您認為該如何進一步發揚“獅子山精神”？對香港青年有何期許？

梁振英：首先，我們這一代其實就是奮鬥、拼搏出來的。我還記得小時候絕大多數同學家境都是很清貧的，我最好的衣服就是校服。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拼出來的。

我最喜歡同青年朋友講的一句話是，我做過行政長官，現在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但如果任何一個青少年願意用他的生活和我換，我隨時換。為什麼呢？因為作為新一代中國人，他們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空間，比我年輕時要好得多、大得多，我非常羨慕他們。所以，我希望這代年輕人，能夠立志做一個有志氣的、擁抱未來的中國人。

其次，我的人生有一定的累積之後，也奉獻社會，反饋社會。我卸任行政長官之後5年，一直在為香港社會做事、為國家做事。我不做任何商業方面的事，也不做任何投資。大家不需要猜測梁振英這麼熱衷在大灣區、在海南幫手，是不是他有某間公司的股票？他是不是在大灣區、在海南有地產？沒有。

我始終強調，每個人不僅是一個個體，也是集體一分子。我們最大的利益集體就是國家，因此我們要弘揚愛國的精神。對於我們這些公職人員來說，對國家、對香港要有奉獻犧牲的精神。

來源：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