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是傳播已知，科研則是探索未知。既然探索未知，就要準備走不平坦的治學路。經濟學研究的功底建構重在四項基本功：讀、調、創、著。讀書：馬、中、西著作都要讀，關鍵是重在“悟道”而非雕蟲小技，把握精髓實質而非淺嚐輒止，弄清邏輯體係而非斷章取義；調查：須知實踐有“神靈”，唯調查才能發現真諦，還要學會大數據調查分析；創意：重在“想別人之所未想，言別人之所未言”，欲如此，外需寬鬆環境，內需心靈放飛；著述：“論著千古事，歷史檢驗之”，要對得起科學和良知，同時注意論文寫作“口要小，井要深，油要厚”。科研具體方法則無一定之規，管用即可，多樣化更因人而異，筆者的四方法為“砸核桃”“找聯繫”“多向度”“解矛盾”。

撰｜常修澤

《學術研究》在2020年第6期以《個人的經濟學探索與時代》為題刊發了《常修澤學術自傳》前言，引起學界關注。除多家媒體轉載外，也有讀者（特別是青年學者和博士生朋友）來信：希望筆者能在“學術經歷”和“學術思想”之外，談一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之路”的治學體會和科研方法論。應該說，這是一個高端的、對筆者頗有難度的話題，因為本人的經濟學研究功底並不厚重（仍在建構中）。而更重要的是，“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著實“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

40多年前，南開大學前輩學者帶領研讀馬克思《資本論》原著時，筆者曾被該書第一卷法文版序（中文譯本）的一段名言所震撼並銘記在心：“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實際上，中國老一輩學者走的多是不平坦的治學路。有感於此，2014年我在參與主編評述著名經濟學家谷書堂教授（我的老師）治學經歷時，即冠以《不平坦的治學路》的書名，這顯然得益於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思想。 “道路不平坦，我們要登攀”，是談論經濟學研究功底建構與科研方法論的指導理念和主旨精神。在此指導下，我們一起來共商、切磋科研基本功與科研方法問題。

一、經濟學研究的功底建構

（一）“讀”：讀書

1. 為什麼要強調讀書？

從“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到“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古今中外人士講讀書的很多了。我少年時期曾愛好文學，甚至還異想天開地作過一番“作家夢”，1960年“大饑荒”才改變了我的人生軌道。正在困苦之際，是讀書慰藉了我的心靈。高爾基說過：“熱愛書吧——這是知識的泉源！只有知識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夠使我們在精神上成為堅強、忠誠和有理智的人，成為能夠真正愛人類、尊重人類勞動、衷心地欣賞人類那不間斷的偉大勞動所產生的美好果實的人。” 其中，“知識泉源”及“忠誠和有理智的人”給我少年時留下很深印記。後來，愛因斯坦的一句話：“智慧並不產生於學歷，而是來自對於知識的終身不懈的追求”，也給我這個“三進大學無緣文憑”的青年帶來心靈的慰藉和激勵。讀書而求“知”，且唯有讀書，才能改變自己命運。

參加工作後，讀理論的書逐漸增多。毛澤東作於1941年5月19日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嚴厲地批評了黨內一批幹部和有關黨員，形像地給這些人畫像：“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句話有什麼含義?他說：“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 這副對聯真是惟妙惟肖。我想，由“腹中空”到“腹中實”甚至“腹中多”，靠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讀書。這裡“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

現在人們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微信”等新媒體“快閱讀”的挑戰。 “抖音”“快手”等新媒體確實快捷、活潑、引人入勝，但我依然強調要系統讀書。

2014年，我參與了夏駿導演的一部五集電視政論片《讀書的力量》的研究策劃。該片攝製歷時三年，講述了東西方文明史中文化名人的著作形成、影響及故事，揭示出人生高度與讀書深度之間的內在關聯。其中一集是講我“老師的老師”楊敬年先生，他早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抗戰勝利後，他赴英留學並獲牛津博士學位，學成歸國後回南開任教。先生一生屢遭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並被法院處以管制3年；“文革”期間更受摧殘；1974年夫人突發腦溢血而終身癱瘓；1976年其獨子病逝。雖歷經多重磨難，但他仍堅強地活著。改革開放後，他專攻並講授發展經濟學，是我國發展經濟學的學科帶頭人之一。 90歲那年他重新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傳為學界美談。 2014年該片拍攝時，楊敬年先生已經106歲，但精神矍鑠。2016年，此片在“世界讀書日”由央視播出，引起很大反響。他的事蹟和精神給人以深刻啟示，成為《讀書的力量》之標本。

2.今天我們讀什麼書？

首先，要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書。 《常修澤學術自傳》於2020年在廣東出版後，楊國明副教授曾用“大數據分析法”做了計量分析。結果顯示，全書出現古今中外的人名達341位。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谷書堂教授（92次），第二、第三位則分別是馬克思（51次）、恩格斯（33次）。仔細想來這在“情理之中”。因為，我的一些學術思想就來自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

我獨立著述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人本體制論》正文一開頭即從“一段題詞說起”。 “這是我多年來經常引用的一段意味深長的題詞。題詞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時間：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當時歐洲的共產主義者給恩格斯寫信，請求其為擬創刊的《新紀元》雜誌題詞。”恩格斯給主編卡內帕回信說：“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特意申明，除了摘出這句話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我在《人本體制論》書中開頭寫道：“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恩格斯為什麼給《新紀元》創刊號唯獨摘錄馬克思這句話？可以論定，這是作為親密戰友的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的概括和表達，可以說這是恩格斯積其一生之體驗得出的重要結論。”

正是受此啟發，我於1986年11 月，向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青年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申報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項目（很遺憾，未獲批，後作為自選科研項目）。經過20年的研究，200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人本經濟學專著《人本體制論》，2009年發表論文《中國下一個30年改革的理論探討——“人本體制論”角度的思考》（後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並收入《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第一輯》）。這些著作和文章，均得益於馬克思關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理論對中國改革的深刻啟迪。 2015年出版的第二部人本經濟學專著《人本型結構論》，同樣是馬克思關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理論在中國經濟結構研究和實踐中的應用。

當前，在國家提出“共同富裕”並讓浙江先行示範後，圍繞如何看待“共同富裕”問題，學者們產生了不同看法。2022年2月11日，我在應《浙江日報》之邀發表的訪談錄《以發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裕》中，根據長年研究的理論積澱，從正面角度闡述了自己的三點學術看法。第一，“從發展大格局考慮問題，‘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針對的是離開發展大格局而“狹隘地僅僅在分配上兜圈子”的傾向。第二，提出自己的觀點，即“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共同富裕是‘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 針對的是把“共同富裕”誤解為“殺富濟貧”搞平均主義的民粹傾向。第三，主張建立“社會容錯和企業家自律糾錯雙機制”，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針對的是藉“共富”話題而排斥、打擊民營經濟的苗頭。

上述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與早年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哥達綱領批判》，明了其中基本原理有關。

以上這幾個具體實例說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書，是我們研究哲學社會科學最深厚的理論根基。青年朋友想要打牢自己社會科學功底，務必讀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只有讀懂讀透，掌握其精神實質，才能在“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之路”上保持戰略定力和理論張力。

其次，要讀中國古典的書。我在年輕時，受到老師夏康達先生、李凱源先生的影響和指點，打下了“讀古書”的底子。老子、孔子、管仲、司馬遷、蘇軾、王安石、龔自珍等歷代先賢的名字及其著作在《常修澤學術自傳》中出現多次，特別是老子的《道德經》，出現次數最多。

《道德經》是我反覆閱讀的典籍，雖然只有5000字，但博大精深，貫通“天地人”。受《道德經》中關於“天地人”大哲理、大思維的影響，經20多年探索，我在2009年出版了專著《廣義產權論》。以此為基點，2011 年又發表了論文《天地人產權論——當代人的發展多維產權探討》；之後，又由“天地人產權論”進一步理論升華，發表論文《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共同體立命的探索》，正式提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這個理念，是否與2021年4月國家領導人在全球氣候峰會上提出的“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有某些 “不謀而合”呢？這要歸功於老子的《道德經》。

除老子外，我很注重讀管仲（管子）的書。第一，他是古代經濟思想大家，我們專業對口；第二，他是齊國宰相，而本人出生在古齊國之地，我們文化相近；第三，他是“以人為本”這個古語的首提者。

管子的變革、開放思想對我頗有啟發，如《管子·正世》說：“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有點“與時俱進”的味道。另一篇《管子·牧民》說：“毋曰不同生（姓），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意思是，不要因為不同姓、不同鄉、不同國，就不聽、不採、不從別人或別國的意見），也頗有開放包容的博大胸懷。對於當今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學者來說，這類中國古典書是不可不讀的。雖然管子有若干變革或開放包容的言論，但整個儒家思想體系是守成和比較封閉的。就拿現在政治經濟學界經常講的三點來看：第一，我們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傳統文化沒有此理念，有的是“存天理，滅人欲”之類。第二，我們強調“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傳統文化里雖有“大同世界”，但骨子裡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第三，我們現在講“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但傳統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為尊。因此，要科學對待，推陳出新。

當然，讀古典書要會分析鑑別。管子首次提出了“以人為本”之詞，他給齊桓公上奏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意思是，您想成為霸王嗎？要對老百姓好一點，這樣就可保持政權穩定。雖然管子的“以人為本”對後世影響很大，但整個理論的核心是維護統治者的政權，圍繞“霸主”怎樣“稱霸”而展開。

顯然，其出發點不是“人”，而是“以人”。這是一種“工具論的以人為本”。於是，我在《人本體制論》提出了兩種不同性質的“以人為本”：“工具論的以人為本”和“實質論的以人為本”。我們國家應避免“工具論的以人為本”，而應樹立“實質論的以人為本”，這成為《人本體制論》的核心命題。

再次，要讀西方社會科學界“有思想的書”。這點在社會上有偏見，我們不要一概排斥，要具體分析。

在研究和寫作《人本體制論》過程中，我讀了恩斯特·卡西爾的《人論》、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UNDP）和《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等。

在研究和寫作《廣義產權論》過程中，我也讀了巴澤爾的《產權的經濟分析》、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和《論社會成本問題》、道·諾思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等。

在研究和寫作《包容性改革論》過程中，我還引用了西方有思想的學者關於文明的著作。例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德國著名哲學家，《西方的沒落》作者）對於文明講了一段頗為深刻的話：“我看到的是一群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的土生土壤中勃興起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土生土壤聯繫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慾，自己的生活、願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這裡是豐富多彩，閃耀著光輝，充盈著運動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發現過它們。”我從那裡得到了一個思想認識：文明是多樣的、平等的、包容的，而且也應該是交融的。所以，我在《包容性改革論》專門寫了“文明包容”一章（即第八章），引起海內外關注（香港《華夏紀實》曾刊用）。

西方社會科學界的書很豐富，也很複雜。對於研究社會科學特別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同行來說，要想“有思想”，馬、中、西著作都要讀。

3.怎麼讀書，要特別注意什麼？

第一，重在“悟道”而非“雕蟲小技”。老子的《道德經》包括《道經》和《德經》，其中有九字箴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知常容”是說掌握了客觀規律的人，胸懷就會寬廣，“容量”就大；“容乃公”，胸懷寬廣、容量大，才能公平、公正、公道；“公乃王”，辦事公平、公正、公道，才能成為好的領導者 。這裡講的是“大道”而非“雕蟲小技”，我們要學會“悟道”。對此，有論者曾以《修煉大“道”，澤及後人》為題，予以評論。

第二，把握“精髓實質”而非“淺嚐輒止”。馬克思主義的先哲們一再提醒我們要把握著作的“精髓”。例如，恩格斯給《新紀元》的題詞“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和給卡內帕的回信說“除了摘出這句話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就是抓住精髓，掌握實質。今天我們讀書，尤其在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書時，務必要把握“精髓實質”，而非“淺嚐輒止”。

第三，弄清“完整邏輯”而非“斷章取義”。網絡上就出現背離原著、斷章取義曲解“消滅私有製”的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完整邏輯”是什麼呢？ 170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確實有過如下文字：“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但這只是一句完整話的後半部分，其前面還有個重要限制詞“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限制詞十分重要，它是針對“階級剝削”而言的。 201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原文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佔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這是極其重要的前提。拋掉這個重要前提，斷章取義是錯誤的。就階段而言，《共產黨宣言》這裡講的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作為一種設想），不是指“社會主義社會整個歷史時期”，更不是指中國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基於此認識，我將研究成果寫成內部報告《四維度把握多種所有制經濟》，於2020年4月2日上報國家有關部門。此後，在中央文件《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布後，該內部報告被加“編者按”在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理論周刊版公開發表（2020年9月1日）。

以上是“讀”，是治學基礎的基礎。

（二）“調”：調查

1.經濟學兩條研究線路：重視調研線路。

我在學術自傳中，曾提出經濟學研究有兩條不同的研究線路。

第一條線路：“提出假設，建立模型，邏輯推演，得出結論”。這是一條經濟學界近年比較流行的研究線路，又叫“建模線”。 “建模”，就得有數學模型，且此前得有假設，這是一種比較現代的方法，尤其在經濟管理學科中比較流行。

第二條線路：“深入實踐，發現矛盾，揭示奧秘，得出結論”。這裡所謂“得出結論”，包括提出新的理論觀點、發現相關規律、提出方略對策等。這就要邁開雙腳，到實際生活中，到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中，去聽去看。朱熹的《觀書有感》中有兩句詩頗有哲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實踐永遠是理論的“源頭活水”。我悟出五個字：“實踐有神靈”。最近，浙江一學者寫了一篇探討改革實踐與改革理論關係的文章，重點論述“浙江改革開放先行”，也說明了理論探索源於實踐的“營養”。

舉一個實例。1980年代前期我也是持“沿海開放論”的。但1987年我到西南等地實地考察後，發現“問題的複雜性”：如果單純實行沿海對外開放戰略，有可能形成外向型的沿海經濟和內向型的內地經濟不協調的局面。這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民族上都將產生不良後果。為了避免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而可能使中國陷入新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境地，我帶研究生戈曉宇在1988年5月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邊、沿線）——滲透型”開放戰略，由新華社（1988年5月4日）“內參”報中央領導參閱。 《瞭望》稱這一戰略構想對中央的沿海開放戰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意見”，後被吸收到決策中。這進一步說明，“實踐有神靈”。

2.要學會新的調查方法——大數據調查分析法等。

你要接地氣，必須勤於和善於調查發現，實地調查法是比較紮實有效的調查方法。但也要升級，學會新的調查方法，如數據調查分析法。2020年12月我在深圳進行新一輪調查，參觀考察了人工智能產業公司（雲天勵飛公司）。這使我切身感到，通過挖掘大數據能夠得出重要結論，我們要學會運用新的調查方法。前文提及有人用大數據來分析我的學術關係“圖譜”，這種學術關係的“圖譜分析”就是一種新的科研方法。依據數據“圖譜”，可以寫出很有新意的理論文章。

3.調查關鍵在發現傾向性問題，特別是挖掘事物的“真諦”。

在實地調查或數據分析中，要注意發現問題，並註重挖掘事物的深層奧秘。例如，從1979年第一次參加國務院財經委“東北經濟結構調查組”以來，40年間我先後80餘次赴東北調查，特別是近年住在長白山小鎮，盡力以大歷史觀、大格局觀、大角色觀來觀察問題，發現該地區深層的體制、結構、文明方式之“銹”。基於此，我提出了“三重銹帶突破”說。我用四年時間寫成《中國東北轉型通論》，提出包括“文明方式轉型”在內的“三大轉型論”以及“東北開放前沿論”等理論觀點，並為東北“量身定做”，強調東北國有經濟重在“增強活力”（而不是做大比重）、民營經濟重在“做大做強”（而不是淪為依附）等方略。該書出版後，國務院原東北辦負責同志在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發表書評，稱讚《中國東北轉型通論》“是修澤先生的一項學術研究創新成果”。

（三）“創”：“創新”或“創意”

1.科研貴在“創新”或“創意”，而非“解讀”。

“創新”與“創意”是近義詞，比較起來，“創新”一詞含義更豐富些。從內涵來說，它包括體制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理論創新等；從主體來說，它包括國家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等。約10年前，有關部門推出一套《國家發展戰略研究叢書》，邀我主持一部，我主筆寫的是《創新立國戰略》，於2013年出版。七年後，“十四五”規劃把“創新立國”錨定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核心地位”，強調其“戰略支撐”作用，反映了對“創新”認識的戰略升華。

我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中獲得啟示：中國不僅需要高端的物質“芯片”，而且需要高端的思想“芯片”。作為社科研究者，就“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而言，亟需思想的“創新”或“創意”。無論“創新”還是“創意”，做學問的核心在於“創”字。

要“創”，就要明確“宣傳”與“科研”的區別。前面提及“宣傳是傳播已知，科研則是探索未知”。這樣說不是對其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是職業分工和任務的特性有所不同。據我個人觀察、體悟，現在實際情況存在“錯位”：把宣傳和科研這兩者界限搞混了。一些科研工作者並未在“探索未知”方面艱難探索，而是搞宣傳式“解讀”。科研工作者不要“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2.想別人之所未想，言別人之所未言。

怎樣才能夠創新或創意？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康達先生當年（1965年）曾告訴我，要“想別人之所未想，言別人之所未言”。那年（1965年）報上宣傳焦裕祿同志，他有句名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滋味”。作為一個人文社科研究工作者，怎麼能靠“吃別人嚼過的饃”來過活呢？那“有滋味”嗎？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名著《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值得細讀，我讀了三遍，寫了約3萬字的筆記，獲深刻啟示。馬爾庫塞的所謂“單向度的人”是指“壓制了人們內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向度”的人（形像地說“被閹割的人”）。他指出，“傳統的工業文明，使人變為沒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單純技術性的動物和功利性動物，這種物質性壓迫下的人，是一種變形與異化的人”。在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語》一書中習近平同志更明確提出：要做全面的、能動的人，不做“單向度”的、僵化的人 。這對我們研究創新、創意都有重要啟迪。

3.外需“寬鬆環境”，內需“心靈放飛”。

如何做到“想別人之所未想，言別人之所未言”？需要兩方面努力：從外部條件來說，需要“寬鬆環境”；從內部因素來說，需要“心靈放飛”。我的專著《人本型結構論》第五章有一個標題“心靈的放飛：真正的創意之源”，我們要盡最大可能地“心靈放飛”。

（四）“著”：著述

1.論著千古事，歷史檢驗之。

馬克思在中學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有一句話：“我們的事業並不會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由此想到我們的著述，著作乃千古之事，它將“永遠存在”，要有敬畏之心。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提到，整個人類的經濟活動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從需要出發，然後生產、流通、分配，最後回到消費。 “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僕役，被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馬克思這裡強調的是：“人”是主人，“品”是 “僕役”；人的需要是主體，產品的供給只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對象”。

正是基於“人”是主人、“品”是 “僕役”的人本主義邏輯，我從中悟出了“需求與供給”的內在聯繫。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我提出中國應該實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主張“把居民消費率拉高”，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第一位的問題”（第5頁）。 《人本型結構論》出版後，我依據此觀點寫成的論文《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因主張“需求與供給相結合”且力主“把需求放在首位”，引起爭議。五年來，學界對此一直有爭論。欣慰的是，202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特別是“需求側管理”被首次提出。於是，五年前發表的論文方引起社會重視。當然，作品只看五六年還不夠，要經得起科學和歷史的檢驗才行。

2.口要小，井要深，油要厚。

這是我去大慶油田1205鑽井隊考察時，跟採油工人學的。青年朋友寫論文的時候，建議要借鑑。

“口要小”。現在經濟學博士論文題目普遍較大，尤其喜歡氣勢磅礴的所謂“宏觀敘事”，且在標題上赫然標出。我讀過哈佛大學孔飛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書中所講述的是一個關於“盛世妖術”的故事。他通過“叫魂”這麼一個小事，“由小挖大”，揭露了中國乾隆皇帝建立並鞏固起來的大清帝國的深層問題。這種“擬題”方法，我稱之為“用自身大力氣，來拔典型小蘿蔔，帶出社會大問題”。事件很小，但結論屬於“宏觀命題”。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很典型，這是“高手”。

“井要深”。往哪裡“深”？我的體會：研到深處是“規律”。中國古代大思想家荀子名言：“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他告誡我們，倘能順應“常”，則吉祥；反過來，違反歷史規律，則凶險。可見，把握“常”（規律）是實質之所在。

2018年，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經深入研究後寫出《中國改革40年若干規律性問題認識》，挖掘出中國改革深層的若干規律性：“一個根本”：超越“物本”與“權本”，把人的解放和發展作為改革的根本；“兩相結合”：社會主義一定要與人類共同文明的市場經濟相結合，並適時由1.0版向2.0版的“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三維生命體”：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構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尋求“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的包容與交融。論文發表後，人大報刊資料及多家網站全文轉載。此事啟發我，人們還是愛看挖掘的“深井”“老井”。

有一件頗感遺憾的事：2018年，我主筆完成並出版的43萬字專著《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被列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回顧與展望叢書》之一。面對如此大規模、豐富的所有制結構改革，我想應該是有若干規律可挖的（尤其是在所有制結構改革背後的深層政治博弈等，更值得研究）。但該書未能提煉出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的規律，我至今仍耿耿於懷，總想“亡羊補牢”，彌補缺憾。

“油要厚”。不論著作還是論文，都要內容厚實，有乾貨，有“厚重感”。但厚重感千萬不要理解為“字數多、篇幅厚”。其實，“字數少、篇幅薄”同樣有厚重感。例如，錢穆先生著的《國史大綱》（上下冊）在中國通史系列中並不是最厚的，但這部大綱思想深邃，見解獨特，體系嚴謹，考證也細緻紮實，不愧是一部中國史學的“扛鼎之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70年後，該書2010年入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3.要明白，論著發表後“作者已死”。

羅蘭·巴特有篇文章題為《作者已死》，文中表達了“文本誕生，作者已死”（原文：“一件事一經敘述……聲音就會失去其起因，作者就會步入死亡。”）的觀點。這意味著，當作者寫出一部作品，在他完成的瞬間，他和作品之間的“自我陳述關係”已經結束。因為這個作品問世後，要交由讀者來解讀，作者自己對這個作品的解釋已不具影響力。這個觀點值得琢磨，作品一旦公開發出，就成了公共資產，任憑人們評說、評判（包括批判）。

我提出的“共同經濟基礎論”就是一例。 2010 年在獨著《產權人本共進論》一書中，我分析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關係，指出：“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他們都應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簡稱“共同經濟基礎論”。

2013 年10月，我在《包容性改革論》新著中，更系統地闡述了2010年提出的“共同經濟基礎論”， 強調“包容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產權體系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這本書和相關訪談出來後，引起爭議。當月，有人以《“私生子”豈能冒充共和國的“親兒子”？ 》為題撰文批評。當時有朋友讓我辯解。我說：“任人評說，超然無我。”2018 年 11 月 ，中央召開民營經濟座談會，明確宣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之後，該網文悄然撤下。學者們要記住：作品一旦發表，“任人評說，超然無我”。

二、 簡談科研的四方法論

科研的具體方法無一定之規，“管用”即可，多樣化更因人而異，這裡簡談本人摸索出的四方法。

（一）“砸核桃”

任何一個“詞語”、範疇、概念，都需像“砸核桃”一樣砸開，搞清深層含義，揭開事物的內在“奧秘”。現在有不少“新詞”、範疇、概念，但“核桃”並沒有“砸開”，囫圇地擺在那裡，混沌不清，人們也囫圇吞棗。一些老的概念也是如此。

比如，人們經常說的“產權”，內涵到底是啥？ “產權”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我在2009年出版的專著《廣義產權論》中，一開始就提出：“在現代產權體系中，究竟有多少產權‘核桃’？每個產權‘核桃’中，究竟有多少權利‘桃仁’？”2003年我給中央文件起草組寫過一份報告，嘗試把“產權”這個“核桃”砸開，建議：“產權”，除了物權、債權、股權以外，還有各種“人本產權”。此後，又經過六年研究，我係統提出“廣義產權論”，包括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其中，第一要義“廣領域”產權 ，一廣到天，即“環境產權”（如碳排放權）；二廣到地，即各類自然資源；三廣到“人”，包括知識產權、技術產權、勞動力產權、管理產權等（簡稱為“天地人產權論”）。再加上第二要義“多權能（包括所有權及派生的各種權利）”、第三要義“四聯動（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產權保護）”，形成一套自己的“廣義產權論理論體系” 。

一家之言的形成得益於“砸核桃”。一旦見到某個詞彙出來，我們一定要把裡邊的“內涵”砸開，搞清楚，弄明白。

（二）“找聯繫”

世上萬事萬物都是有聯繫的，我們要想辦法找聯繫，特別是盡力找到其中內在的“本質性的聯繫”。例如，“國家”“市場”“企業”這三個詞彙，經濟學界朋友耳熟能詳，人們天天用它，但它們之間有啥聯繫？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前所長王積業先生在1980年代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找到了國家、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他率先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並被寫入黨的十三大報告。他告訴我，科研要設法“找聯繫”。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是新階段經濟改革中的重點。但作為一名研究者，過去對“產權”和“要素”二者之間的聯繫，探究和揭示不夠。兩者關係究竟怎樣把握？這與下一步深化改革有很大的關聯。經過研究發現，要素與產權雖然是兩個範疇，但有內在聯繫，甚至在很大範圍內是交叉的，即“有產權的不都是要素，但凡是要素都有自己的產權”。

基於上述分析，得出一個新結論：要素市場化配置實則是“要素產權配置”，要素價值實則是“要素產權價值”，由此找到了產權制度與要素市場化內在的“相通性”。鑑於此，有關方面不宜把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看成是割裂的“兩個板塊”，而應在“很大範圍內”是“形神兼備”的有機整體，在實踐中應緊密結合、一體推進。這個結論是在“找聯繫”中找到的。

（三）“多向度”

前文提到，“單向度”一詞源自美籍德國著名哲學家馬爾庫塞的名著《單向度的人》，他是反對“單向度”、主張“多向度”的。我也很喜歡“多向度”思維。唐朝孔穎達在《尚書注疏》中把“文明”解釋為“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

受“照臨四方曰明”啟發，我研究問題努力從“四方”來弄“明”一個事物。一般來說，我習慣於從以下“四方”面來探討問題。一是理論維度，追求一個“深度”；二是歷史維度，追求一個“厚度”；三是國際維度，追求一個“廣度”；四是現實（或未來）維度，追求一個“高度”。有時候，也會根據研究對象把現實或未來分開。

怎麼“多向度”看文件或報告？德國文學家歌德曾這樣介紹其經驗：“經驗豐富的人讀書用兩隻眼睛，一隻眼睛看到紙面上的話，另一眼睛看到紙的背面。”我有同感：看文件、講話、社論等，不要只看一個面，建議看四個。第一看它“講了什麼”，類似“看到紙面上的話”（自凡認字的人都會看到）；第二看它“沒講什麼”，即“另一眼睛看到紙的背面”，這要到“字縫”裡去找，關鍵是分析“為什麼它沒講這個”；第三看它“改了什麼”，原來怎麼說，現在改成這麼說，裡邊一定有玄機（如原來說中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現在改成“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進入”改成“轉向”，其中必有深意）；第四看它“加了什麼”，加的新東西往往是重要的。

（四）“解矛盾”

這屬於壓軸的重要方法，因為做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解決矛盾。

“解決矛盾”，第一步，要“揭示矛盾”。舉個例子，40多年前，我在南開大學跟著谷書堂教授做研究時，谷老師說：“從經典作家‘勞動謀生手段’這條根上，本可以長出兩棵苗：按勞分配和商品經濟。但馬克思、恩格思經典作家為什麼只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按勞分配而否認商品經濟呢？”谷老師提出了這個矛盾，使我深受震撼。

第二步，要“分析矛盾”。馬克思、恩格思經典作家說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兩者是不能兼容的。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商品經濟是私有化的產物，這是問題的根源。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主要矛盾就是這個。

第三步，著手“解決矛盾”。1980年，我們接受國家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研究”科研項目後，在谷老師帶領下，用三年時間完成研究報告，題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主張實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其中解決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提出“商品經濟中性論”，重新給商品經濟定性：“它是一種適應性很強或者說‘中性’的生產方式”。

“商品經濟中性論”是解開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水火不容的一把鑰匙，這個鑰匙就是“中性論”。受此啟發，舉一反三，我領悟出人類有些事情不是“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三”：有正，有反，有中。推而廣之，公司治理結構、股份制、人類的共同文明不也是“中性”的嗎？這樣思路明顯開闊。

在過去40多年間，我在研究中逐步摸索出一種思維模式——中性、理性、包容性。 “商品經濟中性論”是打開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關係的“鑰匙”；“包容性”是打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係的“鑰匙”；“戰略理性”是打開“各美其美”與“美美與共”關係的“鑰匙”。中性、理性、包容性，其中的理論邏輯一脈相承。我的學術自傳最後一部分《學術觀點精要小集》最後一條就是：“中性、理性、包容性——經濟理論研究的一種思維模式研討”。

（作者係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以上文章原載於《學術研究》2022年第10期，文章不代表紫荊雜誌社立場）

來源：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