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台北市地圖，似曾相識感撲面而來，南京東路、杭州南路、重慶北路、漢口街……這座城市以大陸地名命名的街道數不勝數。漫步台北街頭，看見熟悉的道路名稱，會有一日走遍中國大陸“大江南北”的特殊體驗。

一座城市的街巷地名如同記錄過往的密碼，蘊藏着深厚歷史淵源。台北城區如中國地圖般的道路名稱和布局，是如何形成的？背後又有着怎樣的故事？

時間回溯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甲午戰爭後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寶島台灣終於重歸祖國懷抱。彼時的台灣百廢待興，要從方方面面消除殖民化影響，尤其是奴化教育遺毒。

“日本在殖民統治台灣時期推行奴化教育，嚴禁台灣民眾學習和使用漢語，包括不能取中國名，只能取日本名。當時台灣街巷也不能取中國地名，要依照‘町目番’的日本方式命名。”台灣歷史學者戚嘉林說。

據戚嘉林考證，1945年10月22日，當時的國民政府下達對台北街道進行名稱改正的命令，11月17日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確定四項命名原則：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宣傳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如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緬懷偉大人物，如中山路和紀念鄭成功的延平路等；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

最終，給台北街道命名的重任落到一位叫鄭定邦的上海建築師身上。1946年，鄭定邦被調派台灣，任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代理技正。台北地名如何能既實用又有意義，他的學生、台灣傳統建築研究專家李乾朗回憶說：“鄭老師頗費了一番心力。”

鄭定邦最後決定用一張中國地圖為台北街道命名，並於1947年完成。“這是鄭老師畢生的得意之作。他在課堂上說過，命名時參照了上海街道命名思路，即南北向街道用中國省名、東西向用中國城市名。但與上海不同的是，鄭定邦對台北街道的命名更系統化。”李乾朗說。

當年李乾朗在中國文化大學學習建築學，鄭定邦已不再擔任公職，在大學兼課任教。課堂上，台北街道命名成為他反覆提及的經典案例。

李乾朗展開1948年的台北都市計劃圖對記者介紹，當時地圖中心點位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在地，以此拉出的兩條軸線隱約與大陸的隴海鐵路、平漢鐵路對應，道路命名分布原則上符合兩條鐵路劃出的四塊區域。如：寧夏路、太原路等在中心點西北方的大同區，遼寧街、長春路、吉林路在東北方的中山區，武昌街在中心城區，桂林路、西藏路在西南位置的萬華區。

“台北還有忠孝、仁愛、信義等深具中華傳統文化意涵的道路。”李乾朗說，他辦公室所在的敦化路，意即“仁愛敦厚、化生萬物”，出自四書五經。

在台灣南部的高雄市，當地小朋友能掰着手指頭數出路名：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這些街道也是抗戰勝利後命名，都取典於中華傳統文化，朗朗上口，蘊含深厚文化底蘊，成為高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的地名背後，都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這些故事寄託着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無盡的牽掛，成為印刻在台灣百姓記憶裡的鄉愁。”戚嘉林說。

台灣著名建築學家夏鑄九對記者說，台灣許多地名體現了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聯結，關乎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影響深遠。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民進黨當局操弄“去中國化”，刻意淡化、消除中華歷史文化的影響。“但是，兩岸的共同記憶是抹不去的，血脈聯繫是割不斷的。”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