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的一個周末，一個抗日史蹟實地考察小組行走在香港的西貢與北區一帶。領頭的老教授白髮蒼蒼，身背相機，腳蹬旅遊鞋，走走拍拍，不時停下來講解。 20多名中學歷史老師緊隨其後，聚精會神地聽講和記錄。

這位老教授就是推動和參與香港地方志編修工程的香港史專家劉蜀永，現任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務顧問。

近日，他舉辦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貢獻”講座，線上線下一百多位中學教師聽課。 “研究歷史不是埋頭故紙堆，要走出象牙塔，用正確的歷史觀影響民眾，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歷史學者的社會責任。”劉蜀永說，香港的歷史教育正當其時。

修志——續寫香港歷史記憶

劉蜀永從事香港歷史研究已整整40年。 1982年，劉蜀永研究生畢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時正逢中英談判開始，香港史課題組應運而生，劉蜀永的研究方向由此轉為香港史。

香港在明清時期隸屬廣州府新安縣，英國占領香港後，沒有進行任何修志工作。國有史，地方有志。編修地方志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具有“存史、資政、育人”的功能，豈能缺失？

從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開始，劉蜀永懷著歷史學者的責任感積極呼籲修志。 2005年，已退休的劉蜀永應嶺南大學之邀來港研究香港史，並成為推動地方志編修的領軍人物之一。

香港修志採用“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學者主修”的模式。由於早期社會共識不足，加之需要自負盈虧，當時香港修志之路困難重重。

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團結香港基金2019年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全面啟動修志工作。經過劉蜀永和團隊的不懈努力，2020年底，被譽為“具有崇高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的《香港志》首冊正式面世，續寫香港的歷史記憶。

劉蜀永撫摸著《香港志》藍色的封面，感慨萬千。他呼籲推動香港修志20餘載，做了大量細緻紮實的研究，並參與首冊總述部分的起草、修改和大事記的審稿，曾經累到病倒。

如今夙願達成，他心裡滿是喜悅。 “修地方志讓我們知道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人是怎麼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如何密切。”他說。除了中西文化交彙的特點，劉蜀永在《香港志》總述部分提出香港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強化了香港與國家的關聯。

尋根——編撰香港第一本村志

40年的香港史研究，前23年在北京，後17年在香港。這樣獨特的經歷讓劉蜀永在歷史研究上兼具宏觀視野和地方視角。

“內地學者較多依據文獻資料進行研究，歷史視野開闊，站位高；香港學者註重個案研究，更深入細緻。”劉蜀永說。他與兩位本地歷史學者劉智鵬、丁新豹組成香港史學界“二劉一丁”團隊，取長補短，推動香港史志研究更上一層樓，也促進香港與內地史學交流更密切。

到了香港，實地考察機會多，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社會。 “在歷史事件發生地進行調查研究，可以補充文獻記載的不足，甚至可以糾錯。”劉蜀永說。

他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不顧年邁奔走在香港的城市鄉村，做田野調查和專題研究，尋找有價值的歷史遺存並全力守護，先後對中英街、達德學院、日軍在港戰爭罪行等進行專題調研。

劉蜀永以一個客家村莊為試點編修的《蓮麻坑村志》，不但成為香港第一本村志，還被列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中國名村志系列。

“這個客家村很有特點，位於深港邊境，與內地關係密切，歷史內涵豐富，出了不少愛國的仁人志士。”劉蜀永說，他和團隊走村串戶訪問村民，“通過族譜和口述歷史，追溯村內各家族的歷史”。

劉蜀永支持香港有條件的地方修志。他說，不要小看一個村志，通過追溯歷史文化根脈，許多人了解到自己宗族的根在祖國內地，感情上會更加親近。 “這是尋根之旅。”劉蜀永說。

育人——推動抗戰紀念館成立

今年9月，香港首個抗戰紀念館——沙頭角抗戰紀念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正式開放。 “展覽內容和版面設計都是我把關的。”劉蜀永很自豪。

近幾年，他和團隊對港九大隊進行專題研究，聯合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等團體，研究歷史文獻，尋找抗戰遺址，並共同提議成立抗戰紀念館。

為尋找港九大隊當年的軍需品倉庫，劉蜀永一行人行走在新界的荒山野嶺，最終在西貢區一帶找到了兩處岩洞倉庫。當時山上長滿野樹雜草，完全沒有路。得知他們要去尋找遺址，當地村民自發前來用砍刀“劈”出一條路。

香港人素有愛國傳統，比如新界抗英、港九大隊抗日等，近代以來留下了不少歷史遺址。劉蜀永認為，這些珍貴遺址亟待保護和開發利用。香港年輕一代可以從認識自己的生活環境開始，了解與內地的緊密聯繫。

為此，他和同道共同提出建立沙頭角、西貢和大嶼山三條抗戰文物徑的構想。

“這幾條線路自然風光美，在關鍵節點設碑介紹，能集歷史回憶與自然保護為一體，讓人們在登山健行中回望歷史。”劉蜀永說，香港人喜歡行山，在大自然中接受歷史教育，效果更佳。

與香港結緣40年，香港已成為劉蜀永不能割捨的牽掛。雖已杖朝之年，他的日程表總安排得滿滿噹噹。 “總有一種使命感、緊迫感，想多做一些，回報國家，回報香港。”劉蜀永說。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