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子俊（Chandran Nair）
近幾個月來，由中美兩國元首於二十國集團峰展開會談，到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先後訪華，以至卡塔爾世界盃凝聚民心的一幕幕，彷彿都為不穩的地緣政局帶來契機。
然而，近年各國﹙尤其是西方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經貿問題上磨擦不斷，這些國際事件是否代表世界各國已體會到意識形態和經貿衝突的禍害、明白彼此需要回歸多邊合作呢？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間，各國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大幅減少高層會晤，即使舉行了會談，每每也流於形式。
當然，並非所有會談都流於形式。《蒙特利爾議定書》就是透過多邊合作，在制止破壞臭氧層的議題上取得了實質成果。五十多年來，世界各地有不少像東盟那樣重視融洽和繁榮穩定的合作組織，靠著成員國的共同努力，以非脅迫和制裁的外交手段維繫彼此之間的和睦關係。這些成就是國際合作的典範，證明各國即使有不同利益，也可以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挑戰。另外，中英兩國元首在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問題取得共識，這也證明高層會晤可以取得實質成果，即便談判結果不符合舊世界秩序或西方利益。
然而，這些會談均是發生在千禧年前，如今時移世易，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機正逐步迫近，威脅着全人類的生存。
全球80億人口正面對氣候變化、糧食短缺、資源分配不均和貧窮等問題，而俄烏衝突和新冠疫症所帶來的影響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不僅障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累加起來也足以危及人類存亡，因此極需全球共同努力應對。
因此，全球各個區域需要通力合作，儘快回歸談判桌，開創劃時代的深度對話。某些大國昔日靠着剝奪別國獲得今時今日的領導地位，窒礙了全球的和平穩定發展，如今有義務與國際社會合作，促成有建設性的政治會談。
雖然國際合作有迫切性，但因為歷史緣故，多個大型多邊組織陷入地緣政治鬥爭，往往以西方意識形態馬首是瞻。而一些倡議全球穩定的組織則被外界批評“挪用資金”或為西方作政治宣傳和說項。因此，這些國際合作組織未能發揮應有作用，以聯合國的碳抵消平台為例，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倡議多是由西方國家主導，往往在缺乏國際社會支持下難以有所作為。
國際間針對這種趨勢的爭辯往往陷於意識形態對壘，與尋求共識和解決辦法的價值觀背道而馳。西方國家及其盟友經常指責中國和俄羅斯與他們對着幹，透過散播敵意來爭取外界支持他們所奉行的政策。中國則指出西方對華任意實施貿易制裁，是存心打壓中國企業、刻意遏制中國崛起之舉。
歸根究底，戰略競爭對手之間的對壘，無助克服彼此之間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也不符合全球大多數人的利益。
一些政客和主流媒體死守舊世界觀，窒礙世界觀和國際秩序的推陳出新。如今願意進行深度對話的國家少之又少，很難指望有領袖會主動邀約會談。雖然高層會晤並不是靈丹妙藥，不足以化解各方的猜疑和執念，但目前只能靠各國恢復有建設性的會談才可有望打破僵局。
所幸的是，一些領導人意識到了對話的迫切性。德國總理朔爾茨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告誡各國切勿孤立北京和限制對華合作。他的文章廣為流傳，顯示西方也有一群知識分子，希望透過合作來解決國際社會面對的迫切問題。放眼世界，重視會談的領導人不止朔爾茨一個。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選擇在各國高舉民族主義的年代積極提升印尼的國際地位。若有國家憂慮多邊合作會削弱政府施政，他們可以參考東盟的成功例子，後者的團結精神取得了重大成果，為國際多邊合作樹立典範。雖然朔爾茨的文章不乏批評聲音，但只能證明少數的民族主義者，善於強詞奪理而已。
宏觀上看，要地緣政治回復正常，必須從擴大對話平台做起。這些平台應避免觸及地緣政治爭議，應集中討論國家發展和社會繁榮穩定等共同價值觀，以及糧食安全、氣候變化和赤貧等日益受關注的議題。
無疑, 多邊合作前路漫漫，道阻且長；但只要堅持開創建設性對話，就可重新建立國際互信，助力國際社會邁向新世界秩序，以多元的合作關係取代昔日西方主導各國關係的局面。
（作者係泛亞洲智庫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創辦人和總幹事，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