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國兩會即將在下個月初召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在長達一個小時的訪問過程中，梁美芬詳細解答了一系列備受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包括香港應如何為國家開拓國際關係、如何向全球說好中國司法改革故事、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落地可能性、香港如何幫助大灣區走向國際化、對過去一年立法會的觀察、香港如何“及興”、香港如何留住人才等等。梁美芬表示，當前香港已經恢復了法治社會和行政主導，真正做到了“治”，但要“及興”則不簡單，需要更大的視野。她認為，香港不應該只是考慮生存的問題，而是要為國家做更大的貢獻，從而有更大的發展。她也指出，要真心留住人才的話，就不應該拘於小節，而是要有做大事的格局。

梁美芬法學博士，1960年出生於香港，先後於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及香港大學完成中學、大學、碩士、博士及法律專業學位課程。梁代表自2008年起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現為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香港執業大律師以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教育委員會會長，回歸前已在法律界開辦了多個推廣中國法律的課程，自1989年開始在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任教，曾任副院長，專長於中國法律、香港基本法，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的法律衝突。她於200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以推動中港法律交流工作的傑出表現而獲獎）。

香港要努力為國家開拓國際關係 

向全球說好中國司法改革故事

記者：首先祝賀您成功當選第十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首次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您期待能夠在國家平台參政議政過程中做些什麼？

梁美芬：我在香港當立法會議員已有14年了，過去一年轉到選委會界別，主要是希望能夠騰出更多的空間和時間來關注全國性問題，特別是如何發揮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作用協助國家發展大局。當前香港局面已經穩定，下一步要為由治及興的“興”增加能量並且大步走。我認為，香港大步走必須要在全國層面和大局接軌，而不是只停留在香港層面。因此，我很榮幸能夠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我相信，無論從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領域，我們都有機會可以發揮作用。

首先，香港應該如何為國家發揮開拓國際關係的作用？當前國際形勢對國家而言是一個非常關鍵時期，有危也有機，包括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一帶一路”等。香港在亞太地區具有非常中心的地位，在國家的整盤棋中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認為，必須要為國家交更多的國際朋友。一方面是政府官員去處理好政府層面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民間力量處理好民間層面的關係，包括智庫應該廣納西方國家很熟悉中國的人才；同時，也要發動香港同胞及海外僑胞的力量一起去開拓、交朋友。

我認為，人民是最重要的，因為人民可以影響他們的政府。如果一些國家政府存在很多的偏見，甚至是不好的政治動機，必須要將其和人民分開，而不能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比如，最近美國一些企業負責人就說了很多對香港及我們國家友好的話。事實上，其他國家里也有不少專家，不願意他們的政府把世界秩序搞到如此對立。但因為中間通過一些傳媒的炒作，也有可能心生誤解。因此，我們必須對話，把真正的情況傳播出去。實際上，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都希望和平、希望發展，也希望中國的發展能夠有助他們改善民生，大家都很希望恢復以前那種非常和諧共同發展的狀態。因此，我們不要被個別政客的節奏帶著走。歐洲有很多朋友對我們很友好，我們應該把他們團結起來。要排開對立浪潮，反潮流而動，這實際上也是貢獻全球。

說好中國故事，不只是傳媒的工作。我希望香港能夠配合國家大局，先啟動僑胞聯繫國際朋友。因為，僑胞與我們血溶於水，我們的國家是他們很多人的故鄉，同時他們也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這些特點都是他們能夠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橋樑。和僑胞以及當地朋友維持原有的友誼，先打動他們的社會讓他們真正瞭解中國。所以，香港僑務委員的定位不能只是如何招商引資，而是要站在國家大局的視角，積極啟動民間交流往來。不論對方政府對我們有多大敵意，我們都要在民間繼續多交朋友，尤其是在美國和歐盟，事實上我們在這些地方也有很多的朋友。

我是“一帶一路”研究院的創辦人，也是香港世貿組織的創辦人。2001年國家加入世貿組織，香港世界貿易組織就和幾十個世界各地的專家一起守護多邊經濟、公平公正。這麼多年來，我們國家一直非常遵守和守護世界多邊經濟規則，我們也不容其他國家歪曲和雙重標準。作為香港的大學教授、國際法專家，以及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議員，我也希望能夠把這些經驗進一步擴大、貢獻給國家。我相信，在國際關係開拓方面，香港的經驗一定能夠幫助他們。這三年因為疫情全球都很辛苦，我們必須要大度、大格局。我認為，香港守住“一國兩制”是我們的基本責任，但香港應該為國家做更多貢獻，現在香港已經安定下來了，應該開始做大事了。

其次，香港應該向全球說好中國司法改革的故事。我個人參與中國法律改革已經有30年了，早期致力於推動中國仲裁、法律全球英文化，1994年就與兩岸法律學者共同編寫了有關書籍。我一直主張我們要用中文講普通法，普通法除了在香港以外，還要介紹給內地的法律界和司法界。普通法是和西方溝通的重要法律橋樑，也是香港的優勢，過去十幾年我們也一直在推動中國司法界與西方在國際法、普通法方面的溝通。同時，我們也用英文去講中國法律，因為全球有約14億人用英文，也有14億人用中文，中國實行成文法體系，我們必須要更加有信心。實際上，今天的中國司法已經追上來了，特別是在科技方面，比如我們可以直播法庭審訊。這些都需要讓西方知道，不單是讓他們來到北京訪問最高人民法院時才知道，而是要懂得如何用軟性的方法包括教學、基層、法院交流等。事實上，歐洲也是用成文法，這方面我們可以分享經驗。

我認為，內地在法律方面推廣的很好，有很多的電視機、法律方面的節目，但這個僅局限在內地，我們現在必須要向外推廣，而香港恰好有與外國專家、人民打交道的豐富經驗。西方總是說我們國家沒有法治，這個太不公道了，我們應該去說好中國的司法和法律改革故事。香港是國家司法改革的中心，我們對此也有著較多的貢獻，我們有責任讓世界感知到我們可愛的中國、自信的中國、法治的中國。因此，今年我也將會在提案中就如何在全球格局下說好中國司法改革故事提出具體建議。

國際調解院可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新平台 

在香港籌備應感到驕傲

記者：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將設於香港，並且將在今年開展和組織相關工作。您如何看待這項工作為香港帶來的重要機遇？您認為，最終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梁美芬：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選址在香港，香港能夠有此殊榮，協助成立國際調解院，實乃中央對香港特區充分肯定，是給香港最高的榮譽。這類似於聯合國總部坐落於紐約，WTO總部坐落於海牙。國際調解院所鼓勵的調解，是指在不公開、良好的氣氛下，由一名公正和受過訓練的第三方，即調解員，協助各方當事人，不用對簿公堂，雙方的名望也不會受損。這在國際間也一樣，平時大家公開坐在談判桌上談論問題，最後可能會因為選舉等因素考慮而談不攏，而國際調解院則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我們也覺得應該有自己發起的，以和平方式去解決國際間就條約引起的爭端的組織，這也是除了訴諸國際法庭外解決國際爭議的一個更為和平的選擇。

簡單來說，就是本來兩個國家都想友好解決紛爭，比如中國和印度實際上不想產生很大的爭議，如果一定要公開處理爭端可能效果並不好，但在調解的機制下，大家可以保留國家的體面，更好地進行談判。這就需要國際級的平台和有崇高地位的調解員進行裁決，比如來自尼泊爾、曼加拉、非洲等大家都認可的一批專家組成組織來調解。WTO以前是在國際經濟法領域有崇高聲望的組織，但是美國自特朗普政府開始推動逆全球化，WTO的地位一再受到挑戰，很多條約的規矩也被打破，我們希望維護國際秩序，這就需要組織有國際威望的團隊。比如，最近我們國家就有兩個法官能夠去聯合國擔任法官。因此，國際調解院是一個非常崇高、有威望和國際影響力的機構，能夠對國際間的爭議解決發揮很大的作用。

至於國際調解院最終在香港落地的可能性，我認為機會應該是很大的。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選址在香港，本身主要是因為國家考慮到香港成熟的法律體系，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與西方豐富的打交道經驗等。因此，我相信國際調解院最後應該會落地香港。香港立法會目前已經通過了相關法例，授權特首及特區政府去組織國際調解院的籌備工作。

記者：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作出了釋法。您如何看待全國人大釋法對香港法治發展的重要意義？

梁美芬：我認為，此次釋法充分反應了中央對香港無限的信任和尊重，也可以看出中央對現任特首非常信任。“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已經很清楚了，我們一直在說香港能夠得到中央越多的信任，香港的發展空間就會越大。這次釋法的最大信號就是，中央相信特首的領導，尤其是在保護國家安全方面絕對信任特首。

香港應做更大貢獻 

幫助大灣區引入國際企業

記者：過去三年，大灣區發展建設受到疫情影響有所停滯。隨著兩地通關日漸復常，香港在幫助大灣區走向國際化方面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梁美芬：發展一個國際化的大灣區是我們的目標，香港對大灣區也是很有經驗的。香港的商人從80年代開始遍布大灣區，而外國大企業除了深圳以外，在其他城市比較少。因此，也希望香港能夠作為龍頭帶動整個大灣區的發展，而大灣區也可以成為香港10倍的市場，這個市場也是外國企業非常看重的。我們經常同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特別是新加坡，談到我們之間不單是競爭關係，實際上也可以是雙贏關係。為什麼呢？香港以前在美國、歐洲的生意很多，在東南亞還相對小一點；而新加坡在東南亞根基很深，它的貿易國家組成包括馬來西亞、印度等。但是它門在大灣區沒有根基，必須依靠香港。大灣區的每個城市都有其特色定位，連最遠的肇慶市都有其角色。因此，我們應該吸引國際龍頭企業，不僅讓他們在香港成立總部，還要和這些國際企業手牽手一起到大灣區發展，把製造業、高端產業等好的龍頭項目落地到大灣區每個城市。

國際企業在尋找市場，同時內地也希望引進更多的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國際龍頭企業的進入也將讓整個大灣區都受惠。在這方面上，香港有真正的軟實力，可以發揮很大的優勢作用：一是由於語言等方面的優勢，外國企業和香港做生意和代理的專業人士比較容易溝通合作，可以幫助他們進入內地發展；二是國家對香港企業很信任，內地企業也比較容易和我們合作。如果外國企業自己到內地，可能會拿不到項目，因為他可能看不明白人家的想法，也不了解有關情況。因此，我建議由香港出發。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希望一些國際龍頭企業到香港設立總部的做法是正確的，但我還看到更遠的一步，在香港設總部只是其中一步，主要目標還是要帶外國企業到大灣區發展。假如只靠香港自己，對大灣區還是不具足夠吸引力的，但如果有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大灣區也會歡迎我們。

對於香港而言，我們的視野不單單只是繼續生存。因為香港一定會好的，這一點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畢竟香港這麼小的一個地方，有這麼多的支援和人才，而且國家還這麼大力地支持我們。但我認為，香港應該做更大的貢獻，並且有更大的發展。這樣，我們的人才才會更加國際化，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到國際企業工作，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進來。這樣就可以把人才、資源、產品都帶動起來。

香港可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發揮軟實力作用

記者：我們看到，新一屆特區政府特別成立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並且由特首親自擔任組長，如今兩地也已恢復通關，您認為應該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梁美芬：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很多方面。一是在金融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必須要把這個做好。二是在電子貨幣方面，香港應該在法律制度各方面配合整個國家的發展，包括可以配合國家發展大局需要，在虛擬貨幣方面先做試點。三是在航運方面，希望國家能夠幫助帶動香港的發展。香港雖然有維多利亞港，但我們在智能化方面還沒有發揮最大作用，而上海、青島、福建廈門等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們也希望能夠借鑒國家的發展經驗，推動香港的發展。

記者：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您認為，香港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可以發揮什麼樣的獨特作用？

梁美芬：中國式現代化主要是從軟和硬兩個方面來著手，目前硬件方面國家已經做得很好。在軟件方面尤其是文化素養方面，我們確實需要有民族復興的胸懷。我認為，在軟件方面重點是現代化內涵，要保留住中國人優良的傳統文化，同時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香港是一個中西匯合的文化中心，我們應該向世界傳播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外國也有很多人是中國迷，他們有時候也覺得西方文化有些部分太過。我們既懂得欣賞西方的文化，但也不會盲目地跟著他們走的完全趨同。

要受惠於RCEP機遇 

香港法律人才應做好準備

記者：上個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透露，香港有望獲批成為RCEP的首個加盟新成員，最快將於今年年中實現。您認為加入RCEP可以為香港帶來哪些重要機遇？香港在提供法律專業服務方面有哪些獨特優勢？

梁美芬：我認為，不單單是給香港帶來很大的機遇，也會給國家帶來很大的機遇。實際上，香港法律人才真的很多。但要在未來把握抓住這樣的機遇，香港的法律人才必須預先準備好。一是要熟悉西方的法律制度，香港要受惠於加入RCEP，法律、保險等各方面軟性服務人才都應該做好準備，尤其是法律人才既要懂內地的成文法，也要懂普通法和國際法，否則就難以抓住寶貴的機遇。舉個簡單的例子，要談成生意合作，律師之間首先要能溝通，如果無法溝通的話，就難以產生信心。未來香港也會和內地律師一起並肩合作接大生意，因此一定要既懂得我方，也懂得你方，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行政立法關係改善有助香港做實事 

香港“及興”需要更寬的視野

記者：當前，香港正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您從2008年開始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也見證了香港立法會“由亂到治”的過程。能否請您談談過去一年作為香港立法會議員履職的體會和感受？您認為，要實現香港的由治及興，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治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需要努力去突破？您對此有何建議？

梁美芬：這一年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的表現確實令我非常滿意。一開始還想著先等一等、看一看，現在看來真的是穩扎穩打、穩中求進。這一點真的要讚一讚特首李家超，他非常能夠團結人，也能夠帶領香港從危機中走出來向前。對過去一年的立法會工作，我有兩點深刻的感受：

一是行政立法關係有明顯的改善。立法會最大的變化是從過去的對立性、鬥爭性的文化變成了真正做事的文化。當政府推出一個很好政策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很開心，同時也有責任就有漏洞進行提點、監督和補漏；同時，我們提出推動一個政策建議時，政府真的會認真研究參考，並且如果可行就會接納推動。行政和立法之間有溝通，而不是在作秀。因此，不同於以前的對立性政治，今天，行政立法並並肩作戰的關係，實在多了很多的時間能做事。

二是感受到了共同的責任。大家都感受到是行政立法都是香港治理團隊的組成部分，都是同一條船上的。特首李家超經常和我們說，我們是同一個團隊。因此，雖然崗位不同，但我們也需要各司其職，共同把香港治理好。尤其是國家已經幫助清除了政治障礙，作為立法會議員就更加有責任做好。雖然是行政主導，立法會亦有責任。

記者：立法會前廳會議也是這一屆特區政府才推出的，您參加後感受如何？

梁美芬：我覺得都很有誠意。當然，因為大家的經驗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能所有東西都懂。所以，有時候議員能看到的問題，特區政府官員不一定能看到。作為治理團隊的一部分，同在一條船上，香港如果搞不好，政府及立法會均有責任。因此，我們議員也很積極考慮如何可以幫到政府及配合政府依法施政，如果政府推出的政策沒有考慮到受眾，我們就責任提醒他們，這個非常重要。

我認為，目前行政立法已經有了一個比較良好的關係，同時大家也都願意積極提建議了。可以說，已經恢復了法治社會和行政主導，現在已經真正做到了“治”，至於要“及興”就不簡單了。要走到“興”這一步，就要更寬的視野，利用國家的大市場一起走出去，世界也需要帶他們進入中國市場。“興”是真的興旺，不祇是生存，包括年輕人也要“興”，有好的發展。我們90位議員都有不同的專長，如果大家能夠把各自的專長都貢獻出來，就會產生很好的“交響”作用。我非常同意鄭雁雄主任說的，只要路走對了，香港肯定好！

要吸引人才就要大步走 

不應拘泥於小節

記者：新一屆特區政府去年為了吸引留住外來人才，推出了“外來人才置業退稅”政策。這是特區政府在人才政策上的一個重要突破，但有聲音認為如果能夠更“接地氣”會更好，因為對於許多工作沒幾年的青年人才要一次性拿出三四百萬交付首付和印花稅不太現實，您認為下一步還可以如何來完善此項政策？是否有可能從“先征後免”進一步調整為“先免後征”？

梁美芬：要吸引人才，就要大步走，不應該計較這些小的問題。實際上，好的人才，只要是我們想留下的人才，就不用他們先繳這個稅。如果他到時候不留在香港，再補繳即可。因為，置業對人才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必須更加方便他們置業，讓他們願意留在香港。因此，我認為，要真心留住人才的話，就不應該拘於小節，而是要有做大事的格局。年輕人確實都比較困難，一下子讓年輕人繳幾百萬的印花稅不現實，真的沒必要讓年輕人一開始就繳這額外30%得印花稅，因為不管怎麼樣，在香港買了房子，這個房子也是走不掉的。有房子押在香港，還怕什麼呢？如果真的要離開香港或是賣房子，再追繳都能追的。所以，我覺得，是有條件可以把“先征後免”調整為“先免後征”的。但我明白，香港特區政府的苦衷，房屋稅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天大的事，可以從長計議。大家再慢慢談，日後可能會有轉機。

來源：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