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舉行的汪辜會談是兩岸關係發展中的重大事件，開創了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平等協商的機制，邁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在海峽兩岸關係前進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今年是全黨、全國人民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適逢汪辜會談30周年。在深入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和黨中央對台決策部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新形勢下，回顧並闡釋汪辜會談的歷史經緯和重要意義，對於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理解祖國大陸方面通過對話與談判解決分歧、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主張，對於推動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兩岸對話與談判，推進兩岸關係發展與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積極而重要的意義。

文｜北京 楊親華

汪辜會談是海峽兩岸關係發展必然結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順應國內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確立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1987年，海峽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隨之發展起來。為了解決兩岸交流交往中衍生的各種實際問題，海峽兩岸分別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和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開展協商談判。

海協會成立不久，即於1992年1月函邀台灣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或秘書長率員訪問大陸，就雙方聯繫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台灣海基會在覆函中表示，願意“於雙方便利之時機專程拜訪”。8月4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再次親筆具函邀請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會晤，“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交換意見，洽商方案，共利兩岸”。8月22日，辜振甫回函表示接受邀請，並提出在新加坡會談。海協會在9月30日覆函中對此表示歡迎，並建議雙方有關人士在北京或大陸其他地方進行預備性磋商。11月，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即“九二共識”），確立了兩會商談的政治基礎，為實現汪辜會談創造了必要條件。

經兩會第三次工作性商談的準備，1993年4月8日至11日，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在北京舉行，就會談時間、地點、人員、議題等問題達成8項共識，確定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務性的、功能性的會談”，定於4月27日至28日舉行。對於會談地點，海協會考慮到辜振甫受台灣當局有關規定的限制不能來大陸的情況，尊重辜振甫的提議，同意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自此拉開序幕。

4月25日下午5時30分，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面對上百名中外記者，汪會長滿面春風，應答自如。他表示：這次會談能夠舉行，是海峽兩岸有關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兩岸交往中跨出的重要一步。我對這次會談成功充滿信心。

4月26日下午，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抵達新加坡。在機場記者會上，辜振甫面帶微笑地向記者表示：我希望通過坦誠交換意見，為兩岸關係的互動發展，奠定良好有基礎。

4月27日上午，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會談，就加強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加強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的聯繫與合作、協商解決兩岸交往中具體事宜等問題交換意見，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第一次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會談。會談中，海協會積極主張進行兩岸經濟合作，提出現階段應把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放在兩岸關係的首要位置，政治上的歧異不應當妨礙經濟合作；提出兩岸直接“三通”應當擺上議事日程；提出勞務、浦東與三峽建設、能源與資源開發、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共同籌開民間性經濟交流會議等極具前瞻性、建設性的建議。28日上午，汪道涵與辜振甫進行了第二輪會談。

4月29日上午，協議簽署儀式在海皇大廈四樓舉行。汪道涵會長與辜振甫董事長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議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等四項協議。

汪辜會談受到兩岸同胞和海外輿論的高度關注與廣泛認同。5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見台灣客人時指出：“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標誌著海峽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台灣官方對這次會談也給予充分肯定，認為這是“跨出了兩岸接觸的第一步”，是“兩岸民間交流邁向制度化的里程碑”。台灣《中國時報》發表社論稱會談“已為兩岸協商對話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兩岸關係從對峙走向和平統一的一個重大發展關鍵”。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評則表示：汪辜會談是海峽兩岸在實質上結束了明顯的對抗狀態，屢經艱辛考驗後跨出的第一步；而只要跨出最艱難的第一步，再跨出第二步、第三步，就容易多了；這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大突破，是邁向長遠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汪辜會談的歷史經驗彌足珍貴

彰顯了“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協商談判基礎的重要地位。汪辜會談之所以能夠成功舉行，取決於雙方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歷史責任，以誠意和善意構建了兩會交往與商談的共同政治基礎，這就是雙方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九二共識”），這是汪辜會談的基石。沒有這一共識作為基礎，雙方是不可能坐在一起的。在1992年11月兩會達成的共識中，雙方都表明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態度；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台灣海基會表示“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表示“在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雖然雙方對於實現國家統一前的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對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個大是大非問題，態度是一致的；雙方承諾的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態度，暫時擱置的是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的爭議，並且願意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暫不涉及一個中國政治涵義的情況下，平等協商、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汪辜會談能夠產生政治互信，並建立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的基礎。當前，兩岸同胞強烈希望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關心兩岸協商談判何時能夠重開。大陸方面也同台灣同胞一樣，由衷希望兩岸雙方盡早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談起來。需要指出的是，大陸方面珍視“九二共識”，並堅持要求在此基礎上，重開協商與談判，維護的就是汪辜會談的既有協商基礎和豐富成果，彰顯的就是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的善意和誠意。贊成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間就可以進行平等談判；兩岸關係就能改善發展，台灣同胞就能受益；否認“九二共識”，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動蕩，損害台灣同胞切身利益。

為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平等協商樹立了典範。30年前，那種經過長期對峙後大家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的場面，不由讓每個在座的兩岸人士由衷生發出一種“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兩岸中國人之間，一切問題都可以商量。只要想著大家庭的前途和命運，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本著相互尊重、實事求是、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精神，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完全可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適當方式解決雙方的政治對立，把中華民族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立了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海峽兩岸從對峙對立走向對話協商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汪辜會談標誌著兩岸接觸對話的大門從此正式打開，終結了兩岸“不接觸、不談判”的歷史，開啟了兩岸由對峙走向對話、由隔絕走向交流的新階段，使兩岸協商談判成為台灣同胞能夠普遍接受的共識。由汪辜會談建立起來的兩岸制度化溝通管道和“聯線”“熱線”等聯繫機制，並對一些基本或較重要的問題，如兩岸公證文書查證問題、共同打擊走私犯罪問題、兩岸經濟糾紛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等，均提到議事日程。此後海峽兩岸均透過授權中介機構的制度化協商，用雙方簽署協議的方式，處理兩岸交流事務。這種新的模式，較原有的臨時性協商，無疑具有轉折性意義，從而使兩岸關係發展朝著更加規範、健康的方向發展。汪辜會談的更深刻的意義還在於，它為此後兩岸更高層次、更廣泛領域的接觸商談，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增進了兩岸政治互信。汪辜會談是雙方敵對40餘年後首次平心靜氣坐下來會談，會談的成功有助於增進兩岸的互信，說明雙方只要本著“求同存異、平等協商”的原則坐下來談，許多問題都能有望得到妥善解決。

型塑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態勢

成為衡量兩岸關係冷暖的晴雨表

汪辜會談為兩岸協商談判開創了新局面。從1993年8月到1995年1月，兩會共舉行了7次副秘書長級工作商談和3次負責人（副會長、副董事長）級會談，議題大多按照《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的規劃進行的。1998年10月，辜振甫率台灣海基會參訪團訪問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汪道涵與辜振甫再度會晤，就一個中國的內涵、台灣涉外事務、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等問題對話，拉開了兩岸政治對話的序幕。這次汪辜會晤達成四項共識，包括兩會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對話、汪道涵在適當時候訪問台灣等。在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見辜振甫夫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錢其琛會見辜振甫一行，一度出現兩岸關係的小陽春。

汪辜會談及其成果，有力地推動兩岸經貿往來和民間交流。汪辜會談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舉行的。此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汪辜會談就兩岸雙方加強合作、共謀發展進行了有益探索，創造了發展兩岸經濟交流和民間往來的良好氛圍。在汪辜會談的鼓舞下，台商投資大陸成為一個大趨勢，投資地區愈來愈廣，投資規模愈來愈大，投資企業由勞動密集走向資本技術密集、由中小企業向大型企業的轉變。兩岸經濟、文化關係保持蓬勃發展勢頭，兩岸經濟聯繫愈趨密切，人員往來連年大幅增加，強化了兩岸同胞的民族認同感。

然而30年的風雨，始終伴隨著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在這30年中，兩岸對話談判既有重要進展，也遭遇到重大挫折、障礙。1999年3、6月，兩會副秘書長先後在台北、北京就汪道涵會長訪台和兩會對話安排事宜交換意見，並原則確定汪會長訪台與對話事宜後不久，李登輝於同年7月9日公然拋出“兩國論”分裂主張，嚴重破壞了兩會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導致兩會商談、交流和日常聯繫被迫中斷。2000年3月，陳水扁當局上台，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否認“九二共識”，加緊進行“台獨”分裂活動，導致兩會協商無法恢復。從1999年7月到2008年5月，兩會協商中斷長達9年之久。2005年1月、12月，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後病逝於台北、上海，均未能續開汪辜會談而遺憾終身。

2008年5月，台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制度化協商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得以恢復。2008年6月到2015年8月，兩會先後舉行11次領導人會談，簽署23項協議，達成一系列共識，實現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促成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建立兩岸經濟、社會、民生等領域交流合作的規範、實現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拓展了兩岸合作領域，豐富了兩岸交往內涵，為兩岸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兩岸協商談判促使政治領域實現一系列重要突破。2014年，建立了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進行兩部門負責人互訪、建立熱線、2015年實現了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將兩岸政治互動提升至新高度。

令人扼腕的是，2016年以來，重返執政的民進黨當局堅持“台獨”立場，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嚴重衝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使兩岸協商談判再次被迫中斷。

從籌開汪辜會談的過程、其後事務性商談的曲折與反復、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的探索與嘗試、兩會商談的被迫中斷，構成了30年來兩岸商談起伏跌宕的曲線。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九二共識”是兩岸商談對話的政治基礎。兩岸商談對話是兩岸關係的“溫度計”“晴雨表”。堅持“九二共識”，兩會商談對話就順利，兩岸關係就會向好；反之，兩會商談就會因基礎喪失而被迫中斷，兩岸關係形勢也會隨之惡化。

兩岸協商談判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對話與談判始終是改善兩岸關係、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途徑。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協商談判可以分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具有不可動搖的事實和法理依據，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

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正按照黨的二十大關於對台工作的精神，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扎實推進兩岸協商談判工作。大陸方面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也願意繼續推動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的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共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的大計。

最近，民進黨當局突然改變口風，向大陸喊話稱願意展開對話，但同時又提出要在“平等、尊嚴、對等、民主”這四個前提下進行對話。這實際上是給兩岸重開對話提出一個無理要求，即“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不必承認，兩岸對話協商不必在“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進行。這種企圖改變汪辜會談和兩會商談基礎的做法，實際上給兩岸商談設置嚴重障礙。如果民進黨當局真有誠意跟大陸對話，就必須改弦易轍，認同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停止謀“獨”挑釁和勾連外部勢力。只有真正做到這一點，兩岸對話協商才有可能得以恢復。

（作者係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