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商務部研究員
構建新發展格局,具體內容千頭萬緒,歸根結底要把握好一對原則:要搏擊高遠,也要夯實基礎。何謂搏擊高遠?首先是要在目前仍落後的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繼續奮力趕超,力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裡消除被國外「卡脖子」的短板;其次是要認識到中國綜合國力、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已經發生巨變,應當積極穩妥地在越來越多領域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上升到力爭引領國際、有所作為。
經濟政治地位巨變
創造中國的國際機會
日本是幾千年來與中國關係最為糾葛複雜的鄰國之一,中國綜合國力、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已經發生的巨變,在中日經濟實力對比上表現得格外顯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整理計算,2021年,中國GDP為174,580億美元,日本為49,374億美元,中國GDP已達日本3.5倍;中國實際GDP佔世界18.62%,日本佔3.84%,中國為日本的4.8倍。這一年,中國GDP首次超越整個歐盟,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規模差距也已經大幅度縮小。
在這樣的巨變進程中,中國積極穩妥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上升到力爭引領國際;而這種引領國際,不僅體現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過程中爭取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也體現在中國地方經濟越來越多地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發揮引領、輻射作用,甚至引領、輻射全球。這種引領、輻射作用,體現在生產,也體現在消費。
這是一個正在實現的偉大夢想,因為經濟社會發展必然顯著改變產業和消費的中心。邁阿密(Miami)人口其實不過數十萬,但依托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依托美國在西半球超群絕倫的優勢,作為美國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區域的門戶城市,邁阿密贏得了「美洲首都」的稱號,被稱作「國際大都市」。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持續上升,對周邊的影響力也在逐漸上升。以新疆為例,新疆毗鄰中亞五國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經濟發展水平曾大大落後於前蘇聯的中亞國家,但近年新疆經濟快速增長,GDP規模超過中亞經濟體量最大、人均GDP最高的哈薩克斯坦。在一些具體產品市場規模方面,根據國際汽車製造商協會(OICA)統計,2020年中國新車銷量2,531.1萬輛,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的銷量分別為10.2萬輛、19.5萬輛、12.4萬輛,三國新車銷量合計約42.1萬輛,相當於中國的1.66%。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完全有機會爭取在國際範圍內構建於我有利的新發展格局,即使新疆、四川、重慶這樣的內陸省區市也不例外。在中國日漸回歸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心的進程中,越來越多周邊國家直接與中國市場接軌對標,在這樣的環境下,重慶、成都等正日漸成為面對東南亞方向開放經濟發展的「袋口」。繼上海、北京之後,中國第三個擁有雙國際機場的城市不是沿海一線城市,而是內陸「新一線城市」成都,既讓人看到了成都躋身國家門戶城市、泛歐泛亞門戶樞紐的雄心,更讓人看到了中國經濟政治地位變遷所帶來的經濟地理學的新變化。
夯實基礎「防範被趕超」
在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的大幅度上升,給創中國造了「趕超」的機遇,也存在「被趕超」的挑戰。在世界經濟史上,「魚躍成龍」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從來就是極少數,更多的是一度經歷過經濟社會發展起飛最終陷入長期「發展停滯」的國家,甚至乾脆在動亂、戰爭中大步倒退,「起飛夭折」。
中國正直面這些考驗。因此,產業政策、經濟目標相應需要及時從單純「趕超」轉向兼顧「防範被趕超」,經濟產業發展思維方式需要從直線發展思維方式轉為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思維方式,推動工業螺旋升級。發達國家「去工業化」最終造成虛擬經濟泡沫不斷膨脹和「反全球化」浪潮是前車之鑒,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巨變,都在進一步加劇這一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進一步審視中國國民經濟第二產業的一系列指標可以看到,工業絕對萎縮的風險並非不存在。自1978年全面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工業產出迄今一直保持逐年增長態勢,在按當年價格計算的GDP構成中,工業產出從「入世」前夕2001年的43,854億元人民幣(下同)逐年上升至2020年的313,071億元。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指標在2016年達到1,158,999億元的高峰之後轉而下行,2018年跌落至1,057,327億元的谷底,比2016年減少101,671億元,降幅8.8%,其後雖有回升,但202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仍比2016年的高峰減少75,340億元,降幅6.5%。據國家統計局1月31日最新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比2021年下降4%。這些情況值得我們警醒。
近年來,中國市場上越南、孟加拉國等國家的服裝製成品日益增多,輿論界一再興起「訂單外流」、「產業鏈流失」的驚呼之聲,對此既要保持冷靜,也要看到這顯示了「被趕超」的現實風險。中國要積極引導國際產業布局向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演進。具體而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不僅要持之以恒強調、落實發展實體經濟、發展製造業,而且產業發展政策、貿易政策的一系列導向和具體措施都需要調整。
此前,我們曾強調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技術、資本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強調提升一般貿易出口佔比,將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一般貿易佔比上升視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標誌。時至今日,中國一般貿易已連年佔貿易總額60%以上,機電產品佔出口總額近60%,高新技術產業佔出口總額30%左右,我們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製造業,鞏固提升紡織服裝、家具裝飾、玩具箱包等傳統製造業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鞏固發展加工貿易。
因為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其產業結構不可能如同某些富裕小國一般,只有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產業鏈上的高端環節,還需要有足夠龐大的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製造業,在製造業和整條產業鏈中需要有足夠龐大的賬面,形成完整的產業結構和一體化的產業集群。只有這樣,現代服務業、高端製造業、產業鏈上的高端環節才能在國內獲得足夠廣大的需求以支撐國家生存發展,各類產業、特別是前沿先驅產業才能擁有便利的配套支持,才能形成與人口規模相匹配的經濟規模,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先天優勢,為經濟社會遭遇不可避免波動衝擊時保持強大韌性奠定基礎。
正因為如此,即使在高新技術產業這個美國對華「新冷戰」的焦點領域,我們要關注的也不僅僅是芯片研發製造的突破,還需要高度重視代工企業。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初,筆者非常擔心的一點就是IT代工環節,因為直到那時,筆者走訪過、親眼見證過的大型IT代工企業都是美資、台資,沒有中國內地企業。後來發現中國內地湧現出了幾家年營業收入百億元以上、且持續快速增長的民營IT代工企業,並現場走訪過工廠,下了車間,看了他們的研發部門,方才放心了許多。
再回顧2020至2022年這三年抗疫經歷。口罩、防護衣、核酸和抗原檢測試劑、退燒藥……這些都不是什麼高科技產品,但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猝不及防襲來之時,這些物資產能和庫存嚴重不足,好在國內生產在強力動員下很快上來了。2022年底防疫政策放開之初,也出現了藥品短缺和搶購風潮。相比之下,美國、歐洲這方面生產一直沒有跟上,美國在疫情中死亡逾百萬,這是重要原因。如果輕視這些產品,遭遇比新冠病毒疫情更大更嚴峻衝擊時將會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應對驚濤駭浪的衝擊。
進一步看,社會能否長期穩定與保持活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給社會中下層提供足夠多的自食其力的機會和依靠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的空間,避免社會固化。而「高端產業」同時意味著高門檻,「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意味著低門檻。一個國家倘若都是「高端產業」,而「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稀少,就意味著很多原本可以從事「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合法勞動的勞動者喪失了自食其力的機會,甚至只能淪為被救濟對象,意味著依靠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的機會之門收窄。
「入世」之前,中國強調鞏固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基礎和加工貿易,因為那時中國50%的就業還在農、林、牧、漁第一產業。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1年全國就業人員總數72,797萬人,第一產業就業36,399萬人,這一結構決定了那時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加工貿易具有強大比較優勢,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風險是被「鎖死」在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而喪失向上突破、攀升的能力。時至今日,中國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已在全世界佔據重要地位,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加工貿易的比較優勢則因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而遭到削弱,重蹈西方國家因極端環保主義和過度福利而「去工業化」覆轍的風險也開始露頭。在這種情況下,回過頭來重新強調發展製造業,在製造業中強調鞏固發展紡織服裝、家具裝飾、玩具箱包等傳統製造業,在對外貿易中強調鞏固發展加工貿易,避免中國的高端產業因基礎削弱而淪為無根之木、沙灘大廈,勢在必行。
產業發展「上要通天」「下要入地」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展通常是波浪形前進、螺旋式上升的,而不是直線前進或上升。「去工業化」風險並非無路可解,此時回頭來重新強調鞏固傳統製造業基礎、發展強大代工體系,也並不是要複製20年前的模式。除了避免發生西方國家極端環保主義和過度福利失誤之外,中國還要避免「去工業化」、產業空心化之誤,就需要「上要通天」與「下要入地」並舉。
所謂「下要入地」,就是要在最基層給最傳統的產業、最傳統的分工方式提供發展條件。如河南紡織服裝業的「巧媳婦工程」,推動服裝產業下鄉進村,農婦不用出村,利用農宅房院即可安裝生產設施,承接分包業務,成品由分包商檢測收購,大幅度降低各方面成本,保持傳統製造業的成本競爭力。
所謂「上要通天」,就是要在更高層次上、運用前沿科技改造提升傳統製造業和代工體系,實現傳統製造業和代工體系的螺旋升級,而此舉又能為方興未艾的IT科技產業創造新的國內需求,從而加強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相互促進。在實踐中,這樣的案例已經湧現許多,如百年老廠江蘇南通大生紗廠紡紗車間完成了智能製造改造,越來越多的家俱製造企業採用智能製造系統。即使河南的「巧媳婦工程」,其管理系統也完全可以引進前沿信息科技,從而保障、提升產品質量,提高就業靈活度。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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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商務部研究員
構建新發展格局,具體內容千頭萬緒,歸根結底要把握好一對原則:要搏擊高遠,也要夯實基礎。何謂搏擊高遠?首先是要在目前仍落後的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繼續奮力趕超,力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裡消除被國外「卡脖子」的短板;其次是要認識到中國綜合國力、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已經發生巨變,應當積極穩妥地在越來越多領域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上升到力爭引領國際、有所作為。
經濟政治地位巨變
創造中國的國際機會
日本是幾千年來與中國關係最為糾葛複雜的鄰國之一,中國綜合國力、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已經發生的巨變,在中日經濟實力對比上表現得格外顯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整理計算,2021年,中國GDP為174,580億美元,日本為49,374億美元,中國GDP已達日本3.5倍;中國實際GDP佔世界18.62%,日本佔3.84%,中國為日本的4.8倍。這一年,中國GDP首次超越整個歐盟,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規模差距也已經大幅度縮小。
在這樣的巨變進程中,中國積極穩妥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上升到力爭引領國際;而這種引領國際,不僅體現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過程中爭取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也體現在中國地方經濟越來越多地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發揮引領、輻射作用,甚至引領、輻射全球。這種引領、輻射作用,體現在生產,也體現在消費。
這是一個正在實現的偉大夢想,因為經濟社會發展必然顯著改變產業和消費的中心。邁阿密(Miami)人口其實不過數十萬,但依托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依托美國在西半球超群絕倫的優勢,作為美國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區域的門戶城市,邁阿密贏得了「美洲首都」的稱號,被稱作「國際大都市」。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持續上升,對周邊的影響力也在逐漸上升。以新疆為例,新疆毗鄰中亞五國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經濟發展水平曾大大落後於前蘇聯的中亞國家,但近年新疆經濟快速增長,GDP規模超過中亞經濟體量最大、人均GDP最高的哈薩克斯坦。在一些具體產品市場規模方面,根據國際汽車製造商協會(OICA)統計,2020年中國新車銷量2,531.1萬輛,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的銷量分別為10.2萬輛、19.5萬輛、12.4萬輛,三國新車銷量合計約42.1萬輛,相當於中國的1.66%。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完全有機會爭取在國際範圍內構建於我有利的新發展格局,即使新疆、四川、重慶這樣的內陸省區市也不例外。在中國日漸回歸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心的進程中,越來越多周邊國家直接與中國市場接軌對標,在這樣的環境下,重慶、成都等正日漸成為面對東南亞方向開放經濟發展的「袋口」。繼上海、北京之後,中國第三個擁有雙國際機場的城市不是沿海一線城市,而是內陸「新一線城市」成都,既讓人看到了成都躋身國家門戶城市、泛歐泛亞門戶樞紐的雄心,更讓人看到了中國經濟政治地位變遷所帶來的經濟地理學的新變化。
夯實基礎「防範被趕超」
在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的大幅度上升,給創中國造了「趕超」的機遇,也存在「被趕超」的挑戰。在世界經濟史上,「魚躍成龍」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從來就是極少數,更多的是一度經歷過經濟社會發展起飛最終陷入長期「發展停滯」的國家,甚至乾脆在動亂、戰爭中大步倒退,「起飛夭折」。
中國正直面這些考驗。因此,產業政策、經濟目標相應需要及時從單純「趕超」轉向兼顧「防範被趕超」,經濟產業發展思維方式需要從直線發展思維方式轉為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思維方式,推動工業螺旋升級。發達國家「去工業化」最終造成虛擬經濟泡沫不斷膨脹和「反全球化」浪潮是前車之鑒,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巨變,都在進一步加劇這一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進一步審視中國國民經濟第二產業的一系列指標可以看到,工業絕對萎縮的風險並非不存在。自1978年全面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工業產出迄今一直保持逐年增長態勢,在按當年價格計算的GDP構成中,工業產出從「入世」前夕2001年的43,854億元人民幣(下同)逐年上升至2020年的313,071億元。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指標在2016年達到1,158,999億元的高峰之後轉而下行,2018年跌落至1,057,327億元的谷底,比2016年減少101,671億元,降幅8.8%,其後雖有回升,但202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仍比2016年的高峰減少75,340億元,降幅6.5%。據國家統計局1月31日最新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比2021年下降4%。這些情況值得我們警醒。
近年來,中國市場上越南、孟加拉國等國家的服裝製成品日益增多,輿論界一再興起「訂單外流」、「產業鏈流失」的驚呼之聲,對此既要保持冷靜,也要看到這顯示了「被趕超」的現實風險。中國要積極引導國際產業布局向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演進。具體而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不僅要持之以恒強調、落實發展實體經濟、發展製造業,而且產業發展政策、貿易政策的一系列導向和具體措施都需要調整。
此前,我們曾強調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技術、資本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強調提升一般貿易出口佔比,將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一般貿易佔比上升視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標誌。時至今日,中國一般貿易已連年佔貿易總額60%以上,機電產品佔出口總額近60%,高新技術產業佔出口總額30%左右,我們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製造業,鞏固提升紡織服裝、家具裝飾、玩具箱包等傳統製造業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鞏固發展加工貿易。
因為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其產業結構不可能如同某些富裕小國一般,只有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產業鏈上的高端環節,還需要有足夠龐大的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製造業,在製造業和整條產業鏈中需要有足夠龐大的賬面,形成完整的產業結構和一體化的產業集群。只有這樣,現代服務業、高端製造業、產業鏈上的高端環節才能在國內獲得足夠廣大的需求以支撐國家生存發展,各類產業、特別是前沿先驅產業才能擁有便利的配套支持,才能形成與人口規模相匹配的經濟規模,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先天優勢,為經濟社會遭遇不可避免波動衝擊時保持強大韌性奠定基礎。
正因為如此,即使在高新技術產業這個美國對華「新冷戰」的焦點領域,我們要關注的也不僅僅是芯片研發製造的突破,還需要高度重視代工企業。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初,筆者非常擔心的一點就是IT代工環節,因為直到那時,筆者走訪過、親眼見證過的大型IT代工企業都是美資、台資,沒有中國內地企業。後來發現中國內地湧現出了幾家年營業收入百億元以上、且持續快速增長的民營IT代工企業,並現場走訪過工廠,下了車間,看了他們的研發部門,方才放心了許多。
再回顧2020至2022年這三年抗疫經歷。口罩、防護衣、核酸和抗原檢測試劑、退燒藥……這些都不是什麼高科技產品,但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猝不及防襲來之時,這些物資產能和庫存嚴重不足,好在國內生產在強力動員下很快上來了。2022年底防疫政策放開之初,也出現了藥品短缺和搶購風潮。相比之下,美國、歐洲這方面生產一直沒有跟上,美國在疫情中死亡逾百萬,這是重要原因。如果輕視這些產品,遭遇比新冠病毒疫情更大更嚴峻衝擊時將會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應對驚濤駭浪的衝擊。
進一步看,社會能否長期穩定與保持活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給社會中下層提供足夠多的自食其力的機會和依靠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的空間,避免社會固化。而「高端產業」同時意味著高門檻,「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意味著低門檻。一個國家倘若都是「高端產業」,而「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稀少,就意味著很多原本可以從事「低端產業」和「低端環節」合法勞動的勞動者喪失了自食其力的機會,甚至只能淪為被救濟對象,意味著依靠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的機會之門收窄。
「入世」之前,中國強調鞏固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基礎和加工貿易,因為那時中國50%的就業還在農、林、牧、漁第一產業。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1年全國就業人員總數72,797萬人,第一產業就業36,399萬人,這一結構決定了那時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加工貿易具有強大比較優勢,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風險是被「鎖死」在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而喪失向上突破、攀升的能力。時至今日,中國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已在全世界佔據重要地位,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加工貿易的比較優勢則因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而遭到削弱,重蹈西方國家因極端環保主義和過度福利而「去工業化」覆轍的風險也開始露頭。在這種情況下,回過頭來重新強調發展製造業,在製造業中強調鞏固發展紡織服裝、家具裝飾、玩具箱包等傳統製造業,在對外貿易中強調鞏固發展加工貿易,避免中國的高端產業因基礎削弱而淪為無根之木、沙灘大廈,勢在必行。
產業發展「上要通天」「下要入地」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展通常是波浪形前進、螺旋式上升的,而不是直線前進或上升。「去工業化」風險並非無路可解,此時回頭來重新強調鞏固傳統製造業基礎、發展強大代工體系,也並不是要複製20年前的模式。除了避免發生西方國家極端環保主義和過度福利失誤之外,中國還要避免「去工業化」、產業空心化之誤,就需要「上要通天」與「下要入地」並舉。
所謂「下要入地」,就是要在最基層給最傳統的產業、最傳統的分工方式提供發展條件。如河南紡織服裝業的「巧媳婦工程」,推動服裝產業下鄉進村,農婦不用出村,利用農宅房院即可安裝生產設施,承接分包業務,成品由分包商檢測收購,大幅度降低各方面成本,保持傳統製造業的成本競爭力。
所謂「上要通天」,就是要在更高層次上、運用前沿科技改造提升傳統製造業和代工體系,實現傳統製造業和代工體系的螺旋升級,而此舉又能為方興未艾的IT科技產業創造新的國內需求,從而加強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相互促進。在實踐中,這樣的案例已經湧現許多,如百年老廠江蘇南通大生紗廠紡紗車間完成了智能製造改造,越來越多的家俱製造企業採用智能製造系統。即使河南的「巧媳婦工程」,其管理系統也完全可以引進前沿信息科技,從而保障、提升產品質量,提高就業靈活度。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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