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超 I 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法學博士 

賴冠儒 I 澳門大學法學院研究助理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心研究員、澳門大學法學博士  

「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其終極價值追求必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致的，那就是實現國家統一和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澳門特區政府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持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確保澳門經濟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為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  

一、不忘初心：

「一國兩制」的意義與價值  

三十年前的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歷經整整五年的起草歷程，終於在全國人大獲得通過並頒布。回首三十年，今天我們追憶和緬懷「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提出者鄧小平先生，紀念澳門基本法的制定與頒布，既是歷史的迴響，也是現實的需要。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成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距離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剛剛過去了十年，起草基本法是當時我們面對的一個全新的重大課題。魯平先生曾經對參與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同事說，「你們不要害怕犯錯誤，如果犯錯誤，第一個去坐牢的會是我」。所以，當年所有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人士，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毫不計較個人安危與得失，參與了這件對國家、對民族有著巨大「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事情。回首三十年，我們首先要致敬那個時代，致敬當年所有參與基本法起草的前輩們。 

「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這八個字是鄧小平先生提出的。1990年，鄧小平在接會見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時說，「你們經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那麼，基本法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基本法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來自於「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三十年前，在距離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僅十年的時候，參與基本法起草的前輩們，他們將「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付諸實踐，用基本法這種法律的形式將這個偉大構想制度化、法律化。基本法所固定下來的，不僅是「一國兩制」這一構想，同時也是香港和澳門廣大同胞對於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的信心和信仰。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偉大意義簡而言之有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示範，祖國和平統一的路徑，以及不同文化、制度、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共存。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第三點尤為重要。如何在一個國家這一前提和基礎上，使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可以共存，事實上也是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大理念的核心命題。 

上述不同文化、制度、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共存這一理論命題，事實上需要「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作為對該理論的檢驗。「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是前無古人，無先例可尋的，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回顧香港和澳門回歸二十多年來「一國兩制」具體實踐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保持初心和信心、繼續探索「一國兩制」具有重要意義。

二、「兩制」的根本目的：

鞏固「一國」和改善民生  

「一國」是「兩制」的基礎，這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多年來的經驗總結。香港回歸至今，尤其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的對比，證明了「一國」是「一國兩制」的基礎。有憲法而有國家，有國家而有特區，因而守護憲法、基本法和國家政權，是保障「兩制」實施的基礎和前提。回歸後，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嚴格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事，謹守「兩制」的界限不越界，卻發現事實上意識形態對立的少數「反對派」並不願相向而行，相互禮讓，形成一個良性互動和共存，相反卻是步步緊逼，挾洋自重，親手破壞了中央實施「一國兩制」的美好願望和善意，「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到最後自己淪為美西方反華勢力的炮灰，同時也嚴重傷害了許許多多身處香港、身處內地和身處海外的人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我們在探索「一國兩制」的道路上需要始終保持初心。「一國兩制」本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因而「一國兩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實現國家統一和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回歸以來，我們堅守「兩制」底線。這一「兩制」底線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管就是管好」這一尊重「兩制」的善意和美好願望，二是尊重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聲音，三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在現實中，尊重「兩制」和尊重不同聲音的善意面對的是處心積慮要將香港從一個經濟中心變為一個政治城市和「反中」橋頭堡的政治勢力。這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沒有「一國」的「兩制」會傷害到作為基礎和前提的「一國」，而這違背了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

 「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其終極價值追求必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就是民生問題。 香港回歸祖國後，我們堅守「兩制」底線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其經濟自由度甚至遠遠超過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很多福利國家，這種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現今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香港也飽受這一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影響，導致房價高企和貧富懸殊，使香港成為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巔峰」。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香港社會不穩定的根本之源。魯平先生生前曾不止一次提到他對於香港社會問題的看法，他認為香港問題歸根結底是民生問題。筆者認同他的判斷：香港本地和境外政治勢力的煽動是外在因素，而香港的內在根本性問題是民生問題。當然，香港問題的複雜程度遠遠不止於此，身份認同和文化碰撞等問題同樣深刻而複雜。

澳門常被視為「一國兩制」的典範，除了相較於香港最突出的兩大民生問題，即高房價和貧富懸殊在澳門並不突出外，澳門居民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愛澳價值觀不僅深入人心，並且做到世代傳承。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深刻總結了澳門成功實踐具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華彩篇章的四點重要經驗，指出最重要是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弘揚愛國傳統，愛國愛澳核心價值在澳門社會居於主導地位。最關鍵就是將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的牢固確立，故為了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教育在澳門很早就已朝向全覆蓋重點學科規劃。澳門特區政府於2015年即將憲法與澳門基本法全面落實於澳門中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課程），並且在2018年由當時的高等教育局（已與教育暨青年局合併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協調各高校開展為必修課，並以《澳門高校憲法與基本法課程（非法律專業）教學示範大綱》統一教學方向。從2022學年最新的國情教育水平評估，澳門本地高中畢業生的整體國情教育水平表現屬於「中等偏高」水平（7.2分）。其中對於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重視程度（8.6分）、愛國情感（8.2分）和平時的報國行為頻率的表現（7.7分）都屬於「高」水平，對於學習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感興趣程度（6.3分）為「中等偏高」水平，對於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知識掌握（5.4分）為「中等」水平。相較於2015年之前接受正規教育的群體，在各項評估指標中，除了「愛國情感」外，其他各項指標都有顯著的成長。而根據「系統化」後的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教育工作，以及高校開展憲法與澳門基本法必修課成效，不僅能有效提升整體兩法知識水平由原先「中等」水平（5.4分）至「高」水平（8.2分），針對正規教育階段的開展成效，澳門特區政府也能夠有效的掌握各校情況和制定有效的優化方案。  

三、回歸初心，面向未來：

群眾路線與改善民生  

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時期直到建設時期取得勝利的法寶。2014年爆發的香港「佔中」事件，引發了魯平先生對於群眾路線和青年問題的思考。魯平先生早年畢業於著名的上海聖約翰大學。他在讀書時即加入了地下黨。他經常提起當時在學校是如何組織學生運動，也因此曾經被校長開除過。然而學生們卻為此罷課，迫使校長最終讓他復學。這些經歷使他對於學生運動有著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2014年的「佔中」事件後，他談及了一些對當時形勢的看法，其中包括香港的青年問題。他認為：「青年一般比較激進，但可塑性也比較大，加以正面引導，是可以團結的……」。他曾不止一次提到，「我們這些地下黨員當時群眾基礎非常好，因為我們都能和其他同學打成一片」。最近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香港和澳門亦應如此。在香港和澳門，愛國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工商界人士和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的人士，更應儘量了解和照顧到港澳社會基層同胞的聲音和需要。 

澳門特區在開展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教育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對於青少年意見的收集等附加價值工作的開展。澳門大學具備三個條件開展此類工作，包含：（1）樣本充足。澳門高中畢業生繼續在澳門就讀學士學位者中約有四成六選擇就讀澳門大學，也就是澳門大學的一年級生的本地生樣本佔澳門該屆高三畢業生約三成，就敘述統計研究的需求（樣本數佔母群體10%，母群較小，則抽選需提升至20%）已相當足夠評估澳門青年整體情況；（2）制度完備。憲法與澳門基本法已是澳門大學學生的必修課；（3）系統有效。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於2019年初設計並完成「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系統化教學方案」，並於該年年中投入全校運作。因此，除了透過統考系統評估教師教學是否符合「準確」原則和「全面」原則，更關鍵是透過問卷系統開展附加價值工作，除先前提到評估正規教育階段的國情教育水平，也能藉由課前評估和統考結果及課後問卷的數據進行進階分析，除了解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教學成效外，還能藉問卷即時和長期追蹤以了解澳門青少年對於一些熱點時事看法、關注議題類型、經濟評估、政府信任度等附加價值工作。這也是澳門特區政府在開展青年工作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掌握青年動態，根據青年偏好與意願協助青少年對接參與社團活動等，真正為擴大社會政治基礎做工作。 

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是「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基礎和最經典的論述。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正在通過各種方式解決房屋問題和其它民生問題。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也表示，改善民生始終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特區政府將採取有效措施回應廣大居民的訴求。筆者相信，夯實「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必然能夠使「一國兩制」這一基本國策行穩致遠，永遠具有生命力。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3-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