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4月25日，行政長官李家超於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交代地方行政檢討的進展。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之中，李家超便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進行地方行政檢討並作出建議。目前，政府正就檢討進行最後的審議，完成後會儘快公布有關的檢討結果細節。李家超表示，今次的檢討有兩個主要部分，一是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使其“去政治化”，回復在基本法第九十七條之下應有的定位；二是強化地區的治理架構。

多年來，區議會荒腔走板的現象可謂屢見不鮮，“黑暴”時期更是變本加厲。依稀可記，在2019年“黑暴”時期，全港18區區議會，17個被反中亂港勢力主導，其中不少被“激進”的“港獨”分子和境外反動勢力所“劫持”，煽動群眾，顛倒黑白，為社會暴力和“黑暴”添油加醋、煽風點火。例如部分區議會議員拒絕接待政見立場不同的市民；會議期間公然飲酒，粗言穢語不斷；甚至還推出了所謂的“跨區聯合會議”討論香港國安法立法的活動。

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

2021年5月，在《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刊憲後，因規定區議員納入“公職人員”之列，約有200名“黑暴”區議員紛紛“跳船”請辭，拒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故此，不少社會民眾和意見領袖紛紛表示，必須改革區議會，還地區行政一個正本清源的環境。特區政府對地方行政的檢討，亦即現存區議會問題的解決方法，可以說是成為了特區政府一塊內部自覺審查、調研和糾錯能力的“試金石”，也是區議會自我革新，完成歷史性轉型的“里程碑”。

區議會沿革的首章“序幕”是“保留”。作為“一國兩制”下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地方治理機構，區議會制度是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諮詢和地區行政方面發揮著上通下達的有機作用。正如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鄧飛所指出的，區議會同立法會在職能上有明確分工，“立法會有90個議員，區議員有幾百個，人數多，選區細，搜集民意和回應訴求會更‘接地氣’。”中央選擇在香港回歸後保留和沿革區議會制度，是對“一國兩制”堅定不移的堅持、重視和尊重，也更體現出中央政府對實行“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區議會沿革的主體篇章是“改革”。區議會的保留並不是一成不變地全盤延續，這種保留是以“去政治化”的改革來作為手段和目的。李家超如此勾勒改革區議會的初衷：“特區政府不會准許區議會成為‘港獨’平台，不會准許他們違反基本法，不會准許他們干擾政府施政。社會亦不能夠容許區議會被騎劫，不能夠接受區議會被癱瘓，不能夠容許這些害群之馬再破壞社會。”

為此，李家超強調，今次的檢討需要堅持“三個原則”：第一，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第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第三，充分體現行政主導，特區政府必須抓緊地區治理的工作，培養強而有力的地區服務隊伍，全面加強地區動員能力。

從宏觀的層面來看，區議會具有民主監督政府施政以及成為政府在地區層面諮詢機構的作用，這就意味區議會同樣是“愛國者治港”的基本一環。從微觀的層面來看，區議會工作重點將會重新回歸到“協助”的角色，輔助政府完善良政善治，了解民生，體察民情，做到成為政府政策的“傳聲筒”和民眾呼聲的“順風耳”。

確保政策準確落到基層

區議會沿革的收場和升華應該旨在“提升”。從“人”的方面來看，首先要進一步吸納和鼓勵愛國愛港的有誌之士、專業人才以及不同界別的精英領袖，特別是青年才俊，參與其中，貢獻社會，實現政治光譜的廣泛性；從“事”的方面來看，必須要進一步完善和多元化區議會的遴選制度和機制，在實現優質民主的同時，保障未來運作的有效性；從“能”的方面來看，必須要進一步提升區議會社區服務功能和意識，讓市民的聲音被聽到，訴求得到重視，讓政府的政策和規劃落實到細處，實施到基層，致力於提升頂層設計在落地的行動力和可行性。

區議會沿革的“三部曲”，本質上是關乎區議會的重新定位，是在堅持五光十色的政治光譜之際，將“愛國者治港”原則實現從基層到頂層的一以貫之，上通下達，使得區議會在定準位置，走好步子之後，重新出發，服務社區，成為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溝通橋樑。沿革區議會是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對自身政治治理架構的一次自我審視、革新和升華，也是對自身政治調節能力的一次大考驗。這道考題，過去長期以來可能因為“算錯”而沒有得到及時的糾正，但經過這幾年的“備考”，特區政府理應交出一份令市民大眾滿意的答卷。

（作者係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