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正在經歷長期性和不可逆轉的衰落過程,特別是相對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大國而言。美國在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科技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不斷減退。
最近幾年,這個過程正在提速,具體反映在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滑、沙特阿拉伯拒絕美國有關增產石油的“指令”、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在俄烏衝突中沒有站在美國那邊、美國在國際上孤立中國的意圖未能得逞、絕大部分全球南方的國家選擇在大國之間當“騎牆者”、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盟友紛紛以各種方式“去美元化”等。近年來,雖然美元霸權已經逐漸墜落,但美國依然不斷揮舞制裁大棒,把不願意臣服的對手驅逐出美元系統。
不過,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W·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指出,美國對經濟制裁的執著正好是美國的衰落的信號。他表示:“美國不再是一個無可匹敵的超級大國。”
美精英不願承認衰落事實
專門研究大國興衰的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有“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之說, 指出“一個崛起的大國威脅要顛覆一個正在統治的大國時會造成嚴重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非同尋常的意外事件、即使是普通的外交摩擦,也可能引發雙方的大規模衝突。”這位學者在梳理和總結眾多的歷史現象後認為,在大多數的實例中,崛起大國和現存大國之間難免一戰。
有趣的是,雖然很多其他國家的政治精英乃至普羅大眾都覺得美國走向衰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據我觀察,大多數的美國政治精英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起碼他們不會公開承認。他們部分人壓根不相信美國衰落,仍然認為美國現在和將來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即便也有部分人感覺美國正在衰落,但感情上卻無法接受這個殘酷“事實”。
然而,中國的迅速崛起的確讓美國人感到如芒在背。大多數的美國政治精英擔心,崛起中的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愈趨嚴重和“生死存亡”的威脅。因此,為了延續美國的霸業,遏制和阻止中國的崛起便成為了美國政治精英的普遍和“跨黨派”的共識。
無論美國的政治精英承認或接受與否,一個客觀上正在衰落中的美國是否以和平方式衰落還是以非和平方式衰落對世界和平和發展事關重大。今天,崛起中的中國和現存的全球霸主的美國之間最後是否難免一戰便是世界各國急切關注和極度憂慮的問題。
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然難以令人安心和放心。部分學者認為,一個衰落中的大國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的威脅,尤其是當它不知道或不接受其衰落的事實時,因為這個大國還會拚盡一切去保有其霸主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各種特權和好處。
美國學者基爾其克(Kirchik)指出,歷史經驗說明,衰落中的國家通常最不會規避風險。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和蘇聯在它們走向衰落時都沒有察覺,也沒有做好應對衰落的準備,反而竭力抗拒任何對其霸業的威脅,甚至不惜對別國動武,結果是虛耗國力和禍害自己,但敗局仍然難以挽回。更嚴重的是其他國家因為衰落國家為保霸主地位而“不自量力”地“逞強”而蒙受巨大傷害。
就中美關係而言,雖然中國從來沒有與美國爭霸的意圖,但美國卻篤信中國處心積慮要“篡奪”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美國將中國當作“十惡不赦”“難以共存”的敵人。
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與國防政策主任科里·沙克(Kori Schake)斷言:“英國霸權讓渡到美國霸權的經驗昭示:一個和平的、從美國霸權到中國霸權的讓渡過程是不太可能的……有中國特色的霸權不會依循美國所制定的秩序規則。相反,假如中國成就霸業的話,中國也會跟美國一樣把自己國內的意識形態傾注到國際秩序中去。”
二次大戰後,美國湧現的主流戰略觀點是美國必須永遠維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方能保衛美國的利益、安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能維護世界和平和公義,和方能促進人類的發展和福祉。
既然美國建構和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存廢關乎美國和全人類的福祉,所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便是題中之義。在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眼中,在這種對霸業難以戒除的癮癖長期以來已經對美國和其他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和破壞。
在這種癮癖的操縱下,美國會無情地用盡一切辦法摧毀任何可能挑戰其全球霸主地位的現存挑戰者或潛在挑戰者。因此,無論是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包括其他西方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美國所能夠接受的。
對美國而言,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威脅不但巨大而且是獨一無二,因此更加必須遏制和摧毀。中國擁有比美國數量大得多的人口,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則比美國先前的挑戰者更為雄厚。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綜合國力足以與美國匹敵。
令美國不爽的是,中國用自己的獨特方式和路徑崛起而非依循美國倡導的“西方模式”,因此對美國乃至西方在全世界的思想影響力帶來嚴重的衝擊。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眼中,中國意圖以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威權國際秩序”來取代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讓美國淪為次等大國。
作為美國的必須解決“對手”,中國的另一獨特之處是因為中國人不是白種人(Caucasians)。過去幾百年,西方的白種人通過奴隸制度、殖民地、戰爭、掠奪、不公平交易等不義手段來控制和剝削其他國家和民族、實現現代化和建立全球霸業。西方人很容易便認為他們是最優秀的種族,而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和“合法性”來統治這個世界和支配其他種族。中國人作為黃種人的崛起是美國和西方所難以接受的歷史變故。
儘管美西方政治精英盡量避免從種族角度來製造遏制中國的藉口,但卻仍有“不小心說溜嘴”的時候。2019年2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基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未來安全論壇”上表示,挑戰中國的“長期威脅”很困難,因為這個國家“不是高加索人”。
她強調:“當我們想到蘇聯在那場競爭『冷戰』中時,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西方家庭內部的一場鬥爭。”但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則是另一回事。“這是一場與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美國以前沒有過這種情況……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經濟競爭對手,我們有一個意識形態競爭對手,在幾十年前我們沒有預料得到的,是這個國家確實在追求一種全球影響力。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第一次我們將有一個非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手。”
中美之爭除了被美國政治精英視為種族之爭外,也是文明之爭。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1996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斷言穆斯林國家的人口爆炸和東亞的經濟崛起將要改變全球政治。
這些事態發展挑戰了西方的主導地位,帶來了對所謂的“普世”西方理想的排斥,並加劇了不同文明間在核擴散、移民、人權和民主等問題上的衝突,穆斯林人口激增導致歐亞大陸發生許多小規模戰爭,而中國的崛起可能導致全球文明戰爭。
許多美國人相信,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基督教,“敬畏上帝”乃美國立國之本,而美國的文化和制度以及美國所構建的“自由國際秩序”則建基於基督教教義。部分美國人甚至相信美國乃上帝特別啟迪和眷顧的國度。因此,那個宣揚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宗教信仰上與美西方水火難容。中美之爭也因而帶有宗教之爭的性質。
遏制中國只會引火燒身
同樣麻煩的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之爭刻意炒作為“民主”與“威權”或“專制”的對壘,也是“善”與“惡”的決鬥,因此成為了一種難以調和或妥協的意識形態之爭。如此一來,美國要達到的目標便只能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倒下或滅亡。
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感嘆:“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失去了所有的靈活性……我們今天的外交政策通常由宏偉的道德宣言組成,將世界分為黑白、朋友和敵人。這些陳述很快就會被制裁和立法鎖定,使政策更加僵硬。”
對美國的政治精英而言,無論從種族、宗教、文明和政治角度,中國對美國的挑戰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關係到美西方的“生死存亡”的威脅。因此,中美的較量無可避免地帶有“零和遊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性質。除非這些政治精英對中國崛起的看法發生根本性改變,否則中美鬥爭只會愈趨激烈和不斷擴散到各個領域和全世界。
可是,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政治精英對中國的敵意只會越來越濃烈和非理性。這和他們有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有關。對此,美國學者本傑明·肖伯特(Benjamin Shobert)在其《怪責中國》(Blaming China)的書中說的很坦率。他認為,當前美國社會比南北戰爭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憤怒、更加分裂和兩極分化。“美國人對美國的經濟未來、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對美國處理恐怖主義的手法和對那個運作嚴重失效政府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這四種不安全感被歪曲並投射到中國身上,並試圖將完全由美國自己造成的錯誤歸咎於中國。”
為了推卸責任和轉移視線,美國的無良政客更肆意推波助瀾,不斷把中國描繪為對美國的最大和必須打到的敵人。隨着美國國內的眾多難題愈趨惡化、而且並無輕鬆解決的辦法,美國政客為了自己一己之私和黨派鬥爭的需要肯定會變本加厲煽動反華狂飆。
總的來說,美國的衰落不可能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尤其是當它面對的是中國這個強大、獨特和前所未有的對手。展望將來,美國將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全方位和持續打壓中國。不過,中國人不但不會被打倒,反而會加倍團結奮起來抗擊美國,讓美國付出沉重和無法承受的代價,從而迫使美國改轅易轍。
頭腦比較清醒的美國學者沃特海姆沉痛指出:“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不堪重負,並要冒着違背美國利益的戰爭風險。”他預言:“如果美國將其帶入伊拉克這個弱得多的國家的同樣的主宰意志應用於同級競爭對手身上,後果將是嚴重的。“下一個伊拉克”很可能會以大國戰爭的形式出現。”他進一步表示:“中國將如何反應尚不得而知,但其傷害美國的能力是巨大的。在捍衛其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時……美國正在承擔巨大的風險,但卻沒有意識到激烈的競爭會如何使美國人變得更窮、更不安全。”
顯然地,美國的衰落不會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它必然會為自己、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戰爭、毀滅和傷痛。在這點上,借用卡根一本講述美國崛起故事的舊著的書名《危險國家》(Dangerous Nation)來描述今天的美國確實貼切不過。
不過,我們也殷切期待,美國最終因為明白到為了保持霸權而遏制中國不但會失敗反而會引火燒身後而幡然改圖,從而改為選擇找尋與中國和平共存之道。然而,即便如此,美國、中國、美國的盟友和世界也會因為美國的不和平衰落而要受到極其巨大和難以彌補的傷害。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原載於《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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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兆佳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正在經歷長期性和不可逆轉的衰落過程,特別是相對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大國而言。美國在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科技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不斷減退。
最近幾年,這個過程正在提速,具體反映在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滑、沙特阿拉伯拒絕美國有關增產石油的“指令”、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在俄烏衝突中沒有站在美國那邊、美國在國際上孤立中國的意圖未能得逞、絕大部分全球南方的國家選擇在大國之間當“騎牆者”、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盟友紛紛以各種方式“去美元化”等。近年來,雖然美元霸權已經逐漸墜落,但美國依然不斷揮舞制裁大棒,把不願意臣服的對手驅逐出美元系統。
不過,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W·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指出,美國對經濟制裁的執著正好是美國的衰落的信號。他表示:“美國不再是一個無可匹敵的超級大國。”
美精英不願承認衰落事實
專門研究大國興衰的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有“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之說, 指出“一個崛起的大國威脅要顛覆一個正在統治的大國時會造成嚴重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非同尋常的意外事件、即使是普通的外交摩擦,也可能引發雙方的大規模衝突。”這位學者在梳理和總結眾多的歷史現象後認為,在大多數的實例中,崛起大國和現存大國之間難免一戰。
有趣的是,雖然很多其他國家的政治精英乃至普羅大眾都覺得美國走向衰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據我觀察,大多數的美國政治精英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起碼他們不會公開承認。他們部分人壓根不相信美國衰落,仍然認為美國現在和將來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即便也有部分人感覺美國正在衰落,但感情上卻無法接受這個殘酷“事實”。
然而,中國的迅速崛起的確讓美國人感到如芒在背。大多數的美國政治精英擔心,崛起中的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愈趨嚴重和“生死存亡”的威脅。因此,為了延續美國的霸業,遏制和阻止中國的崛起便成為了美國政治精英的普遍和“跨黨派”的共識。
無論美國的政治精英承認或接受與否,一個客觀上正在衰落中的美國是否以和平方式衰落還是以非和平方式衰落對世界和平和發展事關重大。今天,崛起中的中國和現存的全球霸主的美國之間最後是否難免一戰便是世界各國急切關注和極度憂慮的問題。
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然難以令人安心和放心。部分學者認為,一個衰落中的大國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的威脅,尤其是當它不知道或不接受其衰落的事實時,因為這個大國還會拚盡一切去保有其霸主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各種特權和好處。
美國學者基爾其克(Kirchik)指出,歷史經驗說明,衰落中的國家通常最不會規避風險。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和蘇聯在它們走向衰落時都沒有察覺,也沒有做好應對衰落的準備,反而竭力抗拒任何對其霸業的威脅,甚至不惜對別國動武,結果是虛耗國力和禍害自己,但敗局仍然難以挽回。更嚴重的是其他國家因為衰落國家為保霸主地位而“不自量力”地“逞強”而蒙受巨大傷害。
就中美關係而言,雖然中國從來沒有與美國爭霸的意圖,但美國卻篤信中國處心積慮要“篡奪”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美國將中國當作“十惡不赦”“難以共存”的敵人。
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與國防政策主任科里·沙克(Kori Schake)斷言:“英國霸權讓渡到美國霸權的經驗昭示:一個和平的、從美國霸權到中國霸權的讓渡過程是不太可能的……有中國特色的霸權不會依循美國所制定的秩序規則。相反,假如中國成就霸業的話,中國也會跟美國一樣把自己國內的意識形態傾注到國際秩序中去。”
二次大戰後,美國湧現的主流戰略觀點是美國必須永遠維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方能保衛美國的利益、安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能維護世界和平和公義,和方能促進人類的發展和福祉。
既然美國建構和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存廢關乎美國和全人類的福祉,所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便是題中之義。在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眼中,在這種對霸業難以戒除的癮癖長期以來已經對美國和其他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和破壞。
在這種癮癖的操縱下,美國會無情地用盡一切辦法摧毀任何可能挑戰其全球霸主地位的現存挑戰者或潛在挑戰者。因此,無論是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包括其他西方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美國所能夠接受的。
對美國而言,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威脅不但巨大而且是獨一無二,因此更加必須遏制和摧毀。中國擁有比美國數量大得多的人口,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則比美國先前的挑戰者更為雄厚。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綜合國力足以與美國匹敵。
令美國不爽的是,中國用自己的獨特方式和路徑崛起而非依循美國倡導的“西方模式”,因此對美國乃至西方在全世界的思想影響力帶來嚴重的衝擊。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眼中,中國意圖以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威權國際秩序”來取代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讓美國淪為次等大國。
作為美國的必須解決“對手”,中國的另一獨特之處是因為中國人不是白種人(Caucasians)。過去幾百年,西方的白種人通過奴隸制度、殖民地、戰爭、掠奪、不公平交易等不義手段來控制和剝削其他國家和民族、實現現代化和建立全球霸業。西方人很容易便認為他們是最優秀的種族,而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和“合法性”來統治這個世界和支配其他種族。中國人作為黃種人的崛起是美國和西方所難以接受的歷史變故。
儘管美西方政治精英盡量避免從種族角度來製造遏制中國的藉口,但卻仍有“不小心說溜嘴”的時候。2019年2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基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未來安全論壇”上表示,挑戰中國的“長期威脅”很困難,因為這個國家“不是高加索人”。
她強調:“當我們想到蘇聯在那場競爭『冷戰』中時,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西方家庭內部的一場鬥爭。”但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則是另一回事。“這是一場與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美國以前沒有過這種情況……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經濟競爭對手,我們有一個意識形態競爭對手,在幾十年前我們沒有預料得到的,是這個國家確實在追求一種全球影響力。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第一次我們將有一個非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手。”
中美之爭除了被美國政治精英視為種族之爭外,也是文明之爭。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1996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斷言穆斯林國家的人口爆炸和東亞的經濟崛起將要改變全球政治。
這些事態發展挑戰了西方的主導地位,帶來了對所謂的“普世”西方理想的排斥,並加劇了不同文明間在核擴散、移民、人權和民主等問題上的衝突,穆斯林人口激增導致歐亞大陸發生許多小規模戰爭,而中國的崛起可能導致全球文明戰爭。
許多美國人相信,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基督教,“敬畏上帝”乃美國立國之本,而美國的文化和制度以及美國所構建的“自由國際秩序”則建基於基督教教義。部分美國人甚至相信美國乃上帝特別啟迪和眷顧的國度。因此,那個宣揚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宗教信仰上與美西方水火難容。中美之爭也因而帶有宗教之爭的性質。
遏制中國只會引火燒身
同樣麻煩的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之爭刻意炒作為“民主”與“威權”或“專制”的對壘,也是“善”與“惡”的決鬥,因此成為了一種難以調和或妥協的意識形態之爭。如此一來,美國要達到的目標便只能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倒下或滅亡。
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感嘆:“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失去了所有的靈活性……我們今天的外交政策通常由宏偉的道德宣言組成,將世界分為黑白、朋友和敵人。這些陳述很快就會被制裁和立法鎖定,使政策更加僵硬。”
對美國的政治精英而言,無論從種族、宗教、文明和政治角度,中國對美國的挑戰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關係到美西方的“生死存亡”的威脅。因此,中美的較量無可避免地帶有“零和遊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性質。除非這些政治精英對中國崛起的看法發生根本性改變,否則中美鬥爭只會愈趨激烈和不斷擴散到各個領域和全世界。
可是,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政治精英對中國的敵意只會越來越濃烈和非理性。這和他們有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有關。對此,美國學者本傑明·肖伯特(Benjamin Shobert)在其《怪責中國》(Blaming China)的書中說的很坦率。他認為,當前美國社會比南北戰爭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憤怒、更加分裂和兩極分化。“美國人對美國的經濟未來、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對美國處理恐怖主義的手法和對那個運作嚴重失效政府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這四種不安全感被歪曲並投射到中國身上,並試圖將完全由美國自己造成的錯誤歸咎於中國。”
為了推卸責任和轉移視線,美國的無良政客更肆意推波助瀾,不斷把中國描繪為對美國的最大和必須打到的敵人。隨着美國國內的眾多難題愈趨惡化、而且並無輕鬆解決的辦法,美國政客為了自己一己之私和黨派鬥爭的需要肯定會變本加厲煽動反華狂飆。
總的來說,美國的衰落不可能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尤其是當它面對的是中國這個強大、獨特和前所未有的對手。展望將來,美國將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全方位和持續打壓中國。不過,中國人不但不會被打倒,反而會加倍團結奮起來抗擊美國,讓美國付出沉重和無法承受的代價,從而迫使美國改轅易轍。
頭腦比較清醒的美國學者沃特海姆沉痛指出:“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不堪重負,並要冒着違背美國利益的戰爭風險。”他預言:“如果美國將其帶入伊拉克這個弱得多的國家的同樣的主宰意志應用於同級競爭對手身上,後果將是嚴重的。“下一個伊拉克”很可能會以大國戰爭的形式出現。”他進一步表示:“中國將如何反應尚不得而知,但其傷害美國的能力是巨大的。在捍衛其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時……美國正在承擔巨大的風險,但卻沒有意識到激烈的競爭會如何使美國人變得更窮、更不安全。”
顯然地,美國的衰落不會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它必然會為自己、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戰爭、毀滅和傷痛。在這點上,借用卡根一本講述美國崛起故事的舊著的書名《危險國家》(Dangerous Nation)來描述今天的美國確實貼切不過。
不過,我們也殷切期待,美國最終因為明白到為了保持霸權而遏制中國不但會失敗反而會引火燒身後而幡然改圖,從而改為選擇找尋與中國和平共存之道。然而,即便如此,美國、中國、美國的盟友和世界也會因為美國的不和平衰落而要受到極其巨大和難以彌補的傷害。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原載於《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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