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魏國都城鄴城遺址往西十餘公里處，便是河南安陽市安豐鄉西高穴村，這是一個地勢高亢，四野曠遠的小村，魏武王曹操即長眠於此。

4月29日，曹操高陵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對外展出確認其身份的關鍵文物“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碑、象徵著天子禮制的12個陶鼎、精美豔麗的瑪瑙餅等400餘件（套）文物。博物館以東漢、三國時期崇尚的黑紅為主色調，外觀借鑒漢代建築特點，設置遺址展示區、博物館展示區及陪葬墓展示區，第一次系統完整地展現出一個歷史上真實的曹操，使觀眾可以近距離參觀曹操墓及相關文物，一探這位歷史人物的傳奇一生。

文｜ 鄭州 桂翔史

往事千年，重拾滄海遺篇

三國時期，群雄爭霸。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文獻記載，曹操在《終令》中對自己的死後有明確的安排：“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實行薄葬。兩年後，其子曹丕下令毀棄高陵地表所有建築，“以從先帝儉德之志”。

在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曹操陵園及建築遺跡進行的發掘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員發現，陵園的垣牆和相關建築的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復存在，僅剩地下的基槽和柱礎部分表面平整，且附近並無相建築廢棄材料的堆積，這反映了陵園並非自然廢棄或者報復性毀棄，而是可能遭到了大規模的計劃性拆除，或許正與曹丕下令毀棄高陵地表所有建築有關。

有學者認為，曹丕的這一做法不僅是為了節儉民生，更深的考慮在於以此方式來隱藏墓葬。然而，曹操葬於高陵在歷史上並非秘密。根據考古資料顯示，曹操墓內最早的盜洞可以追溯至西晉初年，盜墓者針對性地對隨葬的石圭、陶鼎等重要禮器、帶有“魏武王”字樣的石牌等體現魏武王身份的文物進行損毀，並砸毀了墓中男性遺骨的臉部。而墓中沒有寫明身份的石牌卻完好無損。專家推測，這正是司馬氏在取代曹氏後所實行的政治報復。為保護前代帝王名人墓塚，宋太祖趙匡胤曾下詔設置守陵戶，並為高陵設置三戶守陵戶。

2012年，在曹操高陵西側200米處，考古發現宋元時期的磚砌地下排水設施和建築遺跡。在此處出土的釉陶龍頭形建築構件，在北宋韓琦家族墓地和藍田呂氏家族墓地的祭祀建築中也有發現，顯示這處建築可能與北宋時期的墓葬祭祀有關。

遺跡中還出土了數量眾多、種類豐富的瓷器及包含骰子、圍棋子、陶球在內的娛樂用具及建築構件，其中娛樂用具多為金代物品。根據出土文物的年代與特徵，專家推測當時此處並非普通民居，應為公共娛樂較為頻繁的一處特殊場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周立剛介紹，“結合文獻記載，這裡可能是北宋為曹操高陵設置的守陵戶所在。”

北宋之後，戰亂紛爭，高陵的具體位置也隨著守陵戶的被廢棄，與之一起消失在歷史中。原有的守陵戶建築或許因此也改作他用，被用作公共娛樂活動場所。取而代之的，是曹操設置“七十二疑塚”恐後人發掘的民間傳說，也正是因為這一傳說，曹操高陵自此更添一層神秘的色彩。

千年傳聞的打破，出現在上個世紀末。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在村西北取土燒磚，卻無意發現了後趙駙馬都尉魯潛的墓誌。墓誌揭曉了魯潛墓與曹操墓的相對位置，也使得這個傳言為曹操練兵之地的小村莊第一次出現在世人眼前。消息一經發出，則引來了盜墓者的覬覦。2006年春節過後，村民在常用的取土坑坑底發現盜洞及其所連的古墓，引發當地重視。然而盜洞被屢填屢破，盜墓者瘋狂的盜墓行為使得墓內一片狼藉，也將這座“疑似曹操墓”的保護性發掘“逼”上了日程。200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大墓搶救性考古發掘開啟。

2009年，隨著越來越多的與史籍所記符合曹操身份的文物被發掘出土，這座大墓的真實身份終於被揭開面紗，考古隊員發現了確定墓主人身份的關鍵線索——一塊寫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碎片。經專家認定，石牌所刻的“魏武王”正為曹操，曹操高陵得到了考古確認，並在2010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2013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魏武揮鞭，三國遺風再現

作為確定墓主人身份的關鍵證物，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字樣的三塊石牌無疑是博物館內最引人注目的存在。三國時代從來不乏打虎英雄的故事，《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載：“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淩亭，馬為虎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孫權與虎搏鬥的故事聞名天下。曹操之子曹真，更是因其“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而被曹操任命統帥精銳部隊虎豹騎。與虎相搏，獵虎為榮，似乎已成為三國時代勇者精神的象徵。曹操打虎之說，現有史籍中本無記載，“挌虎”文物的出土，正為曹操的勇武提供了確切的文物實證。

諸如此類的石牌還有60餘枚，或呈圭形，或呈六邊形，上刻漢隸書體說明隨葬器物的名稱與數量，如“竹簪五千枚”“黃綾袍錦領袖一”“香囊卅雙”等，是曹魏時代墓主身份高貴才有的獨特葬制。這一類型的石牌在此前的考古工作中從未發現過，2016年，疑為魏明帝曹叡安葬愛女曹淑之地的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中出土了300餘枚形制相似的石牌，與之互為印證，為我國陵寢制度演變的研究補充了重要的文物材料。

在群雄紛爭的年代，戰爭仍為時代的主題，曹操的一生戎馬倥傯。據介紹，曹操墓中共出土大型刀4件、中型刀2件、小型刀11件，大部分已經鏽損，其中一把刀的環首上發現含有金箔的編織物包裹。墓中還出土了鐵質鎧甲、鏃、蒺藜等兵器，還有3000餘枚鎧甲殘片散落在墓內各處。部分殘存的甲片仍保留著原始狀態，使人驚歎於古時工藝的精細：鎧甲片被鍛造得十分輕薄，以減輕戰士負重，中部向外隆起的設計能夠增加其抗擊性，相互間以牛筋連綴，並以皮革包邊，成為戰士身上的最後一道防線。藉由殘留的兵器，人們可以想像那個動盪年代的刀光劍影和浴血紛爭。

橫槊賦詩，回望一代豪傑

除了體現曹操軍事家身份的兵器，高陵中也出土了大量曹操的日常用品。雖然隨葬的物品多數已不知所蹤，但記錄這些物品的石牌卻留了下來，8件圭形石牌都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孔德銘館長介紹，其中一件由紅白纏絲瑪瑙磨片製作而成的、中部橫貫呈波浪形的白色紋帶的瑪瑙餅，可能是曹操生前珍愛之物。在東漢至三國時期的各墓葬中出土的瑪瑙製品中，它工藝精良，也屬罕見。而“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的出現，正與《後漢書·華佗傳》中“操積苦頭風眩”的記載相吻合，證實了曹操生前確患有頭風病。專家推測，該石枕經過加熱後，可以起到舒緩頭疼的作用，為了解曹操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文物印證。

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僅有極少量為衣物裝飾的金銀玉器，如疑似內衣扣子的金紐扣、疑似用作口含珠的“夜明珠”水晶珠、推測源於代替玉衣的雲母衣上所遺雲母片等，正與其《遺令》“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相印證，是曹操重民簡樸的思想的具體體現。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在人才輩出、星漢燦爛的年代，曹操的地位仍無人能出其右。通過對比曹操與同時代其他諸侯王的禮制規格，我們能夠一探三國時期作為政治家的曹操的獨特地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潘偉斌介紹，曹操在生前雖以諸侯王身份下葬，實際上享受的是“天子禮儀”。高陵出土的十二個陶鼎即為天子去世的隨葬禮制之一，這在同時代的其他諸侯王、大臣的墓葬中從未出現，證明了曹操獨一無二的地位，但也成為西晉年間在曹操墓遭到政治性毀壞時，被針對性損毀的主要文物之一。此外，高陵中出土了一件長28.9釐米，寬7.4釐米的石圭，以及四件石壁。雖石壁有所破損，但其數量與尺寸規格均已超出諸侯規格，近乎天子。

能夠體現曹操特殊地位的另一文物，為其墓中所出土的青瓷、白瓷等不同種類的瓷器。據專家判斷，瓷器來源於長江中下游的多個地域的多個窯口，這在東漢墓葬中極其罕見，“體現了曹操的特殊地位及當時魏、吳的往來。”

而從墓葬本身規模來看，曹操的墓葬規模仍為目前所發現的三國時期墓葬中最為獨特的一座。

2009年，魏國大司馬曹休墓在洛陽被發現，墓道長35米，墓室長12.5米，深10.5米，分前、後室，前室兩側設有側室，甬道北側有一個耳室，墓葬面積約為100平方米。2015年，推測為魏明帝曹叡高規格安葬女兒的大墓在洛陽西朱村被發現，墓道長33.9米，墓室長18.2米，深12米，有前、後室而無耳室、側室，墓葬面積約為90平方米。

在魏國的墓葬中，“從規制而言，曹休墓體現的是列侯制度，西朱村大墓的規制高於曹休墓，卻遜於曹操墓。”主持曹休墓及西朱村大墓發掘工作的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王咸秋說。

與年代相仿的孫吳墓葬相比，曹操墓天子規制而踐行薄葬的特點則更為明顯。

2005年，在南京所發現的上坊大墓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結構最為複雜的孫吳墓葬之一，墓道殘長10.5米，墓室長20.16米，由前、後室與四個耳室組成，墓葬面積約為140平方米，被認為有可能屬孫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

而於1984年在馬鞍山被發現的東吳大都督朱然墓，墓室面積雖遠小於曹操墓，僅佔30平方米，但墓室中散落分布約6,000餘枚錢幣，並出土了諸多做工精美的漆器。

2015年至2016年所發掘的被推斷為吳景帝孫休及其夫人合葬墓的安徽“天子墳”，佔地約90平方米，出土了掐絲金龍頭、鎏金銅鹿角，持節羽人、飛天、天狗食月等造型的金飾，其“九鼎八簋”的陶禮器隨葬品也體現了其帝王等級。

當前，高陵的考古工作仍在繼續。考古發掘結果顯示，高陵陵園內存在殘長33米、寬約5米的神道，神道南北兩側分布有規模較大的禮制建築，建築面積超過800平方米。周立剛介紹：“在洛陽東漢帝陵陵園遺址，亦曾發現類似結構的陵前建築，兩地出土瓦當紋飾相似。目前國內尚未發現其他帶有陵上建築的東漢王侯級陵墓，進一步確認了曹操的特殊地位”。

此外，在已發掘的陵園及建築遺跡中，大面積的考古勘探在曹操墓周邊發現各時期墓葬數百座，規模大小不等。除了可確定與曹操墓同一時期的4座墓葬中四號墓已被確認為未使用的廢棄墓室外，其餘三座陪葬墓因尚未開展發掘工作，暫時無法作出判斷，但也為人們的猜測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

曹操高陵的發現對我國考古工作意義重大，不僅印證了文獻中對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本人的嗜好，以及他所倡導的薄葬制度等記載，也為研究漢魏時期陵墓制度的演變提供了珍貴的一手材料。風起雲湧、鐵馬錚錚的三國時代已為歷史，前眺昔日鄴城，我們終與古人跨越千年相遇，領略這一未盡的魏武遺風。

（作者係中央媒體考古專項記者，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6月號）